刘 艳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安徽合肥230036）

“当前，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可以预计，中国城市化2050年之前可能达到70%以上，接近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这些变化将使我国的‘语言地图’快速改写，语言生活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1］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对这一群体语言生活的关注，已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本文将对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理论和成果进行综合述评，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一、研究方法

对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语言的研究一般采用的是城市语言调查方法。城市语言调查作为一个研究方向的确立，始于2003年6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首届城市语言调查专题报告会”。在这之前，中外学者便已开始关注和调查城市化带来的与以往封闭隔阂的乡村社区语言所不同的语言状况，但却没有更多针对“城市语言”的理论探索。中国的社会语言学者们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新研究领域，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分析，从而产生并发展了“城市语言调查”这一新的研究方向。［2］在研究方法上，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语言研究秉承了城市语言调查方法，配合使用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等多种调查方式，调查地点多选择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调查者以随堂听课的方式参与课堂，在课后对师生、家长进行深度访谈（赵翠兰，2011［3］；董洁，2014［4］；何丽，2015［5］），同时也开展问卷调查，调查方式以随机抽样为主（罗玉石，2011［6］；张斌华，2015［7］；陈东芳，2010［8］；盛林，2012［9］；俞玮奇，2011［10］），也有采用“朋友介绍”式的社会网络调查方法（雷红波，2008［11］），或是根据调查需要，选择特定调查群体（李琳，2012［12］）等。调查内容以宏观项的调查为主，主要涉及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等，也有少数研究涉及语音变异等微观项的调查（王玲，2012［13］）。

二、理论与成果

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进城后，会面临如下的语言问题：如何快速地融入当地的言语社区？已掌握的语码与当地言语社区强势语码混合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当地言语社区并不止一种语码，如何选择以及如何学习新的语码？这些问题涉及到语言接触理论、言语社区理论和语言资本理论等语言学理论，以下便基于这些理论框架对已有的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语言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一）语言态度

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进城后所面临的语境并不只是普通话，同时还有移居当地的城市方言。社会学者的研究认为，在当今社会虽然不懂、不会讲城市方言不太会影响与本地人交流，但很容易被划入“外地人”的范畴，或被城市人“另眼相看”，不懂、不会讲城市方言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的一道屏障，反过来也可以说成为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的一个判断标准。［14］106罗玉石（2011）的绍兴调查发现外来务工者出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会尽量学习绍兴话。［6］38此外，是否继续说家乡方言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而，学者们非常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群体对不同语码的态度。

何丽（2015）以北京市农民工子女为研究对象，讨论了该群体社会身份的构建，研究认为该群体的语言态度显像地表现了语言选择和身份构建的过程。［5］武小军（2015）的调查证实，新生代流动人口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发展，已率先在语言素养和语言意识方面去主动调整和适应，向普通话趋同，减少或克制方言。［15］231赵翠兰（2013）从语言权力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学校所面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作者提出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存在着语音、语汇、语序等方面的权力不对等，从而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中不平等的生存状态。普通话作为我国标准语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方言向标准语靠拢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流趋势，然而并不能因为这一主流趋势便忽视了方言的语言资本和语言权力。［16］也有学者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子女进城后既会有意地学习当地方言，也会刻意地保留本土方言。［9］

语言态度反映了说话者对于语言资本值的认识。一般而言，语言资本的大小与操该种语言的人数具有一定的关系。Hutchinson（2002）的研究数据表明，一个国家每高出10%的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口比例，美国的进出口额都将增加1.3%。［17］因而一般来说，对进城农民工子女而言，当地方言比本土方言的资本值要大，但在调查中却发现了该群体成员会刻意保留本土方言而排斥当地方言的情况，同时在各地的调查中也反映出了不同的语言态度。Bourdier（1989）指出语言资本具有经济、文化、社会三方面的形式［18］46-58。我们认为，对进城农民工子女而言，普通话、当地方言和本土方言各具有不同的语言资本形式，从语言资本的角度来阐释该群体成员的语言态度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视角。

（二）语码掌握

语码掌握的程度与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城市融入关系密切，学者们对该群体成员语码掌握和使用的情况也进行了调查总结。调查语码一般包括三种类型：普通话、当地话、家乡话。

雷红波（2008）对上海某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调查发现：调查对象掌握最好、使用最多的语码是普通话，家乡话也具有较强活力，上海话掌握与使用得最少；双语（普通话和家乡话）是语言使用的主流。［11］蒋冰冰（2014）对上海民工子弟学校的调查结论也证实：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与学生已经具有双言意识，根据公共场合和家族场合的不同，区别使用普通话和方言。［19］74-75罗玉石（2009）对绍兴三所外来民工子女学校的调查结果表明：外来民工子女基本都能熟练掌握普通话，超半数的民工子女可以熟练掌握家乡话，会说绍兴话的人数最少，仅 7.7%。［6］35盛林、沈楠（2012）对南京某外来工子弟学校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大多数掌握了双种语码（普通话和家乡话），另外接近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掌握了三种语码（普通话、家乡话和南京话），所有调查对象中仅掌握一种语码（普通话、家乡话或南京话）的比例不到10%。［9］张斌华、张媛媛（2015）对东莞两所民办小学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在“小时候最先会说的话”这一调查项上，选择最多的前三项依次是：家乡话、普通话、普通话和家乡话。［7］

学者们的研究一致认可：总体说来，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对家乡话和普通话的掌握程度均较高。以上三个地区的研究中，对当地话掌握程度最高的是南京话，［9］对上海话和粤语的掌握程度均较低。

（三）语码交替

掌握了两种和两种以上语码的说话人在言语过程中会面临语言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语码交替（code-alternation）现象。语码交替不同于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语码交替指的是同样的一个说话人跟不同的谈话对象，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比如说，语码交替者在家庭里使用一种语言，在学校或机关里使用另一种语言；居住在散杂居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双语人在家里说自己的本族语，在社会上跟其他民族的人交谈时使用族际共同语。［20］272学者们一般都是从不同的使用场合来考察语码交替现象。Fishman使用“场域”（domain）这一概念对个人在面对面交谈中选用的语言进行分析（转引自祝畹瑾，2013）；［21］253真田信治将语言使用场所分为三大类：工作环境、家庭生活环境、工作与家庭以外以及两者之间移动时所处的“外出环境”（真田信治等，2002）；［22］50徐大明、陈松岑等的新加坡语言调查包括了各种语言场合，研究结果说明，公共场合的语言使用，也就是真田所谓“外出环境”中的语言选用，最能反映全社会语言使用的普遍状况。［23］305

雷红波（2008）对上海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调查区分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私密领域。她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话在这三个场域中的使用率都很低。［11］盛林、沈楠（2012）的南京研究区分了“家庭”和“外出”两种交际场所，调查发现在校农民工子女在家庭中，更倾向于使用家乡话，在外出环境中，则更多使用普通话。［9］张斌华、张媛媛（2015）的东莞民办小学调查则发现，不仅在公共域、教育域、朋友域中是普通话一语独大，即便是在家庭域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使用普通话的比率也超过了家乡话。［7］罗玉石（2009）的绍兴调查结果表明：60%以上的外来民工子女在家庭内部说家乡话，在家庭外部说普通话。［6］22

虽然各位学者对语言场域的区分并不尽相同，但都共同地区分了“公共域”和“家庭域”，在不同城市的调查结果一致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在公共域的首选语码是普通话，在家庭域的语码选择情况则较复杂，不同城市的调查结果各异。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调查中，上海和东莞两地的强势方言——上海话和粤方言——都是全国影响力较大的方言类型，且与普通话都具有较大差异。在方言地位和学习难度方面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雷红波（2008）的调查发现了外来民工子女虽然掌握上海话的程度不高，但对上海话具有较强的学习意愿，［11］149-150而在张斌华、张媛媛（2015）的调查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对粤方言的评价最低。［7］这一现象引起了我们对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学习当地方言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思考，以目前的研究结论来看，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解释这个问题。

以上研究在场域的确定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菲什曼（1965）提出的“场域”概念是指一个多因素的组合体，如角色关系、情景和话题等，试图回答“谁对谁在何时讲何种语言”这一问题。格林费尔德（1984）的研究以人物、地点、话题这三个因素分出五个场域：家庭域、朋友域、宗教域、教育域和工作域（转引自祝畹瑾，2013）。［21］253-254而以上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语言的调查研究在场域的描述和确定方面还不够细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该群体成员语码交替的解释力。

（四）语言适应

“城市居民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而在语言行为方面所作出的调整和变化，我们称为语言适应行为。”王玲（2012）的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中居民语言适应行为的总体特点是“趋高避低”。［13］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语言适应问题也很受学者们的关注。李琳（2012）的调查发现了农民工子女普通话水平和自信心之间的相关性。［12］毛延生（2013）据上海市语委组织的专项调查发现农民工子女在语言适应维度上存在较多障碍，主张对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障碍进行分析，构建其语言适应障碍及其解除机制的基本模型。［24］我们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入城后的语言适应行为可从两方面考察：语言转用和语言变异。

与语言转用息息相关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入城后的语言能力发展。盛林、沈楠（2012）的南京调查指出，农民工子女语言能力历时变化巨大，多数具备多语能力（普通话、南京话、家乡话）。［9］罗玉石（2011）的绍兴调查发现农民工子女入城后普通话能力水平有大幅提高，与他们的父母相比，普通话能力更强而绍兴话能力较弱。［6］38总结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入城后的普通话能力有很大的发展，同时家乡话的水平也并未减弱，但对居住地方言的掌握程度却有很大不同。

“一种语言的几种可相互通话的变体，在一定的环境下，经说话人的接触，可能会产生该语言的一种新的、在一定区域内具备通语地位的变体，这个新的变体一般称为‘柯因内语’（Koine）。……柯因内化是第一代移民调整自己的言语以适应他人的过程。这种调整也是言语适应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案例。”［20］259尽管尚未见专门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这一群体语言变项的具体分析，但有关城市移民语言变异的研究并不少见，研究内容以语音变项的变异分析为主（王玲，2012［13］；孙德平，2013［25］；武晓军，2015［15］）。对语言变项变异的微观分析更细致地体现了城市移民语言的变化趋势，也更能发现该群体语言使用的细微特征。王玲（2012）预测在未来城市生活中，普通话和方言的发展轨迹是：标准普通话→地方特色普通话→杂糅的普通话→新混合语；地道方言→普通地方话→杂糅的地方话→新方言。［13］郭骏（2009）对“普通地方话”和“地方普通话”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他指出，普通地方话，如新南京话，是具有普通话色彩的最新派方言；地方普通话是一种既非标准普通话又非地方方言的语言现象，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中介语，是方言向标准普通话过渡的中间状态。［26］而现实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判定地方普通话与普通地方话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在与普通话相似度较高的北方方言区进行的调查。在实地语言调查中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困扰：说话人自报说的是普通话，但调查人听起来其语言中带有浓厚的方言色彩，说话人自报说的是当地话，实际上却是杂糅了较多普通话的地方话，这种情况单纯判定其为地方话还是普通话都是不妥的。相比之下，更科学的做法是对说话者的语言变项进行微观的描写，发现其变异的原因和趋势，从而对其整体的语言特征进行描写。对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来说，进行语言变异微观项的调查研究，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该群体语言变化的趋势，更细致地把握他们语言适应的特点，并有利于对该群体语言进行有效的预测和干预。

三、总体述评

社会语言学对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移民的语言研究最早可回溯到甘柏兹针对欧洲城市化进程中移民群体所进行的语言研究，研究领域包括语言变化和社会分层研究（Labov，1966）［27］；语言使用研究，如语域理论（Fishman，1972）［28］、语码转换理论（Gumpertz，1982）［29］、言语适应理论（H.Giles，1979）［30］等；语言习得研究，如欧洲科学基金项目成人移民二语习得研究（Perdue，1993）［31］等。中国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子女作为城市移民第二代，其语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全面推广普通话这一标准语的大形势之下，该群体在语言使用和变化上整体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这一点在学者们的实证研究中也早已证实。同时我们也看到，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并不是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这一群体所独有的语言特征，其他各项城市语言调查的成果都已证实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共同趋势。从这一点来说，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群体与其他城市居民群体具有一致性。

综合各项研究成果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普通话的能力和使用普通话的比率都非常高，但为何仍存在语言认同和适应方面的障碍呢？可见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语言城市融入的问题，并不是单单提高普通话能力就可以的，这里面至少有以下问题值得我们关注：1.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城市融入的语言因素；2.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所在城市普通话和当地城市方言资本值的构成；3.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对普通话和城市方言资本值的预期；4.习得普通话和当地城市方言的成本。

四、总结与研究展望

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移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随父辈来到城市，首先面临的是融入城市的问题。关注这一群体的语言状况，干预他们的语言适应，推动他们的城市融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语言学者应负的使命。已经有研究分别针对不同城市，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对该群体成员的语言状况进行了总结，为开展面向该群体成员的语言融合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出发，以立足现实的描写为主，而没有从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研究该群体成员的语言问题，对该群体成员的语言适应和城市融入也未能提出具体的干预目标和措施。我们认为，这可以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语言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注释

（1）有的研究称为“农民工子女”“外来民工子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本文提及各项研究时均依原作的称法，并不作区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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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杨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