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学者的经学档案述论

2018-04-14蔺文龙

晋中学院学报 2018年1期

朱丽,蔺文龙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有清一代，朴学盛行，风气所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著述汗牛充栋。清代学术思潮因之也经历了理学没落、汉学复兴、今文经学与经世思想涌动三个阶段。清代治经者或逐字爬梳，或疏通大义，或考据名物，或著新注新疏，他们极力排斥宋学而倡导汉学，学术界崇汉抑宋，尊实证、尚考据之风很快形成气候。前中期的江苏、浙江、安徽，后期的广东、湖南一度成为经学发展的中心，并不断向周边地区辐射，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奠定了乾嘉考据学兴盛的局面。然当朴学席卷全国之际，地处内陆的山西学者，并没有完全遵循朴学发展这一基本轨迹，而是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点。

一、清初山西经学典籍著述中折射的实用思潮

当以信古为标志的吴派、征实为标志的皖派、以贯通为标志的扬州派盛行时，山西学者仍然沉浸于宋明程朱理学的空疏义理之中。程朱理学，自南宋以后逐渐成为儒家的主流学说，到明代末年，因其讲究性命天理不切实际的弊端而日趋僵化。清前期，朱学作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敲门砖，修身养性的强心剂，曾一度成为官方哲学。山西，自明代前期薛瑄倡导程朱理学以来，一直都是理学传播的主战场、道学正脉的传承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大抵朱陆分门以来，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薛瑄），陆之传流为姚江（王守仁），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于二派之间。”［1］527晋阳书院作为山西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舞台或阵地，继承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家，这成为山西学术的风向标，引领了当时学界思潮。

我们说，宋学在前清山西学术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不否认此时也有为数众多的学者从事经学研究。据笔者统计，清代山西经学成果丰富，其中《周易》114部，《尚书》26部，《诗经》26部，三礼类 30部，《春秋》35部，四书类共 73部，《孝经》2部，《尔雅》2部，五经总类35部，小学类共26部，共369部。傅山、阎若璩、崔纪、张佩芳、崔致远、田嘉谷、彭作邦、梁锡玙等一批学者投入到经学研究之中。不过，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从理学的视角研究经学。理学家从事研究素来重《四书》而兼及《五经》，重义理而轻章句，从光绪版《山西通志》及《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也可以看出：前清山西学者的经学研究，以《四书》《周易》为主，其他经书次之，作为乾嘉学术核心内容的小学类更是少得可怜。《四书》研究者有阎若璩、何始升、赵濂、赵天麒、卫蒿、曹续祖、张燻、翟维藩、党成、朱之俊、张垣、贾见陛、王廷钧、王桂、乔虞建、杜先乙、丁岁春、程玮、王廷槐、曹锡龄、张澍、何思诚、杨栗实、赵孔炤、王子庄、李锡书、王承宗、姚吉士、郭时正、宋在诗、师谦、苏天恩、庞立忠等。治《易》者，张国珍、刁包、樊锡贵、李印洛、崔纪、王岩桢、王含光、徐润第、郭用光、孙嘉淦、宋鉴、李徽、高瑄、李锡麟、邵嗣尧、贾中、田嘉谷、张燻、张维榘、傅山、梁锡玙、郭嶷然、刘一明、毛一丰、曹仁、张六图、刘琦正、范尔梅、柴平富、王世家等。治《尚书》者，阎若璩、董懋极、毕振姬、范尔梅、王子庄、徐昆、师谦、史永直、朱之俊等。治《诗》者，崔纪、阎若璩、张志远、傅山、孙嘉淦等。治《礼》者，有陈廷敬、李印洛、阎若璩、傅山、范尔梅、丁岁春等。治《春秋》者，有孙善守、朱之俊、王子庄、孙嘉淦、冯如京、冯云骧、田嘉谷、梁锡玙、范尔梅、傅山、宋在诗、孙善守、朱之俊等。《五经》综合研究者张子特、朱之俊、孙善守、傅山等。

清代，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程朱理学登上庙堂，占据统治地位和牢牢掌握着学术话语权。汤斌反复强调“程朱为吾儒之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犹航断港绝，潢而至于海也，必不可得矣。”［2］189作为理学名臣的魏裔介、陈廷敬、熊赐履等，通过日讲、经筵等方式向康熙传递尊朱的信息，圣祖也因尊朱而称道其人格，“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3］353。此风所及，清初山西学者的经学研究重在义理。蒯永珒，读书邃于理学；王廷槐潜心性理；张炜潜研性理。范镐鼎通五经，潜心濂、洛、关、闽之学。崔纪（1693—1750）潜心理学，以教养为先，著有《成均课讲学庸》《成均课讲周易》《读孟子剳记》《论语温知录》《读周易札记》《诗书讲义》等。孙嘉淦（1683—1753）著有《诗经补注》《诗义折中》《易传彖爻》《春秋义合注》《成均讲义》等。卢文弨《孙文定公家传》：“公以《易》《诗》《春秋》为圣人全经，而解说纷繁，欲秉受睿裁，讲明要领，以垂教来世，乘闲进说，上纳焉，今日进讲义一章。于是先成《诗义折中》，次及《易传彖传》。”［4］365其经学思想可见一斑。范尔梅其学远取程朱，近取敬轩，著有《周易》《尚书》《毛诗》《春秋》、三礼、四书札记，多引史事以相佐证，大旨不出心性理气之学。宋在诗（1695—1777）受先儒理学之书，证以当世之务，融会旁通，务求躬行，著有《毛诗遵朱近思录》《论语赘言》《说孟》等。这样就形成了以经学为基础、以宏扬程朱之学为旨归、探求义理为目的的学术氛围。

清初，山西地区的经学研究偏重于义理，宋学占据学术的主导地位。然受晚明学界求实之风、朴学思潮及本地区固有学风的影响，山西部分学者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顾炎武、张履祥、黄宗羲、陆世仪、吕留良等明末清初的学者皆抨击理学脱离自实、空谈虚理弊端。朱之瑜甚至把明朝覆亡的原因归咎于理学的空疏，“缙绅贪戾，陵迟国祚，岂非学问心术之所坏哉？”［5］173-174傅山（1607—1684）认为理学只讲心性，若以理为宗，耻于实践，必然会流于空疏而不切实际，他的《仪礼注疏批注》《诗经物类编略》《春秋人名韵》《左锦》《周易音释》《周礼音辨》等著作皆是其“学必实用”思想的实践。刁包（1603—1669）著有《易酌》《杂卦图》《诸图附考》《潜室札记》《四书翼注》等。他通过天道论、人性论、修身论和格物论对批判理学的空疏之弊，倡导朱学实学，崇尚实证，讲求经世致用，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有重要学术地位。范镐鼎（1626—1707）笃志理学，毕生躬行理学道义，提倡经世致用学说。梁锡玙（1695—1774）著有《易经揆一》《御纂春秋直解》《春秋广义》等。他不仅增补朱熹《易学启蒙》，而且将朱熹的“六横图”改为六圆图，以此来动摇朱熹权威地位。陈廷敬的著作虽“颇涉猎宋儒之学”［6］733，然学界宗派林立，汉宋争锋，“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7］1，陈廷敬兼收并蓄，有意消弥门户之偏见。他认为小学甚有功于经学，编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及解经说诗正是其务实学风的实践体现。

应该说，以上诸家的经学著作及经学思想对当时山西地方文化，乃至全国经学的全面发展都有积极推动作用。

二、乾嘉时期山西经学著述成就与朴学思潮

乾隆、嘉庆时期，考据学风弥全国，尤以江南为盛。全国学术重点集中在浙江、江苏、安徽三大中心，人心思往。山西地处内陆，朱程理学的影响根深蒂固，考据学风的大潮辐射有限，失去了一次学术发展的良机，学术成就也没有前期的辉煌。不过，有不少学者在考据学风的熏染下，以一己之力，尝试振兴本乡文化，取得不俗成就。

孙星衍在考察山西考据学者的发展源流时，曰：“清代山西学者，治考据尊汉学者，曰阎若璩、曰张敦仁、曰祁韵士，曰张穆、曰王轩，半塘也其一人也。”［8］在孙氏看来，在山西学者中，阎若璩（1636—1704）无疑是首倡考据学风的第一人。受其影响，宋鉴（1727—1790）、张敦仁（1754—1834）、李锡书（1756—1828）、何道生（1766—1806）、祁隽藻（1793—1866）、张穆、王轩、彭作邦、柴平富、张恢等人陆续加入研究经学之列，并成为崇尚考据的骨干人物。阎若璩著有《尚书古文疏证》《丧服翼注》《毛朱诗说》《孟子生卒年月考》《四书释地》《潜邱札记》；宋鉴有《易见》《尚书考辨》《尚书汇钞》《说文解字疏》；张敦仁有《宋抚本礼记郑注考异》《礼记释文》《仪礼要义》《仪礼注疏》《尚书补注参考》《尔雅正义批校》；李锡书有《四书臆说》《四书大成直讲》《四书辨误》《辨异》《河洛图谈》《周官图说》《见庵杂著》《释地图考》《释星图考》；何道生有《诗集传辑评》；彭作邦有《周易史证》《易传偶解》；祁寯藻有《说文系传校勘记》《十三经断句考补》《毛诗重言》《诗毛诗传郑笺古义》《尔雅正义摘录》；柴平富《周易杂记》《壁经拾遗》；张恢《周易观象玩辞》《十三经传授图》。这一时期的学者研究方向与前期明显不同：前期重在《四书》，探究经书义理，甚至一部分著作专为科举考试而著，如田嘉谷《易说》《春秋说》、崔纪《成均课讲周易》，而中期学者则以十三经为重点研究对象，颇乃乾嘉考据学风。

阎若璩平生淹贯经史，精于考证，自谓“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9］435。他列举 128条证据，旁征博引，鞭辟入里，证明了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伪书，不仅还原了经书的原貌，动摇了理学立论的根基，更重要的是使理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使经学走上复兴之路，四库馆臣称此书“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1］101-102。阎氏主张经学考证须具备博学、精读、求实的精神，辨疑究伪为学者治学的第一要务，求真重证为治学的最后归宿。梁启超说：“大抵百诗学风，如老吏断狱，眼光极尖锐，手段极严辣，然而判断必凭证据，证据往往在别人不注意处得来。”［10］70阎氏以其辨疑求真的科学态度、重证求实的考据方法，在顾炎武之后，完成了汉学的构建，促进了清中期山西经学汉学化趋势。自阎若璩考定《古文尚书》之伪，宋鉴继其业，成《尚书考辨》一书。从古文经字异同、今古文传述源流、伪经文之本、伪古文与先秦典籍互校四方面考辨渊流，批驳、纠正阎书之误，较阎书更为简核质朴。宋氏治经多论证据。“经典传久必有伪，但须有据乃可订正。”［11］如果无法定从，则阙疑以俟正。这种阙疑俟正的态度，讲究实据的方法，无疑是对乾嘉学术精神的切身实践。

乾嘉时期，小学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清代考据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钱大昕称“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义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12］378文字、音韵、训诂作为研经治史的重要手段，清中期的山西学者著书并未被重视，只有少数学者逆时风而进，具有开拓之功。傅山十分重视音韵，认为小学是通经明道的重要工具。在著述《周易音释》《周礼音辨》时将语言文字放在治经的首要位置。阎若璩云：“昧以声音训诂，则不识古人之语言文字，而无以得圣人之真意。”［13］39宋鉴承其师说，云：“经学不明，小学不讲也；形声莫辨，而训诂无据矣。《说文解字》乃小学之祖也。”［14］861他采经史、《方言》《释名》《玉篇》《广韵》《水经注》诸书为《说文解字疏》，并用之《尚书考辨》字义、章句的辨析。祁寯藻博览群书，殖学稽古，与汉学家俞正燮、苗夔、张穆、何绍基等人交游，他的《说文系传校勘记》《十三经断句考补》《毛诗重言》《诗毛诗传郑笺古义》《祁大夫字说》等著作都以《说文》《尔雅》作为通经治史的手段，以小学作为治学之门径。可以说，祁氏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总体上受到了清代乾嘉考据学风的浸染。“一省学风之隆盛，必有一二大师巨儒，为之提倡”［15］15，乾嘉时期，在阎若璩、宋鉴、祁寯藻等学者的积极努力与倡导下，山西境内的汉学风气渐浓，汉学人才不断涌现。

当然，山西虽然在有清一代汉学早已存在并取得不俗成就，但始终未能成为发达地区。以《诗经》为例，阎若璩身为考据学大家，其《毛朱诗说》泛论毛朱得失，非章句训诂之作，多悬揣臆断之词。阎汝弼《诗经绪余》、张穆《毛诗注疏批注》、王田《诗经叶韵正误》、周晋《诗古韵释例》、祁寯藻《毛诗重言》等少数著作于文字、音韵、训诂颇有论涉，也能旁及博物，然就《诗经》研究的总貌而言，受乾嘉考据学风影响有限，仍多以义理阐发为主。盛行于康乾之际的名物考究、音韵探索在山西似乎没有承传者，更遑论其余。

总之，乾嘉时期，如日中天的汉学虽未在山西盛行，然众多的经学家不仅以其优秀的经学著作在学术界各领风骚，而且以其优良的学风和富于科学精神的治学方法，广泛、深刻地启迪后来的经师，这不能不说是遗憾中的庆幸。

三、晚清山西经学档案中的承继与新变

晚清，汉学发展区域已经由江浙晥、京师，扩展到粤、闽、鄂、贵、川等地；由繁忙的水陆交通逐渐向内陆渗透；由中心市镇向周边乡村辐射。山西经学的发展并未遵循全国汉学流变的基本轨迹，而是呈现出进一步衰落的趋势。不仅学者数量少，分布不均，而且作品质量低，没有产生具有全国影响的著作。究其原因：一是汉学兴起之前，宋明理学一直占统治地位，根深蒂固，这无疑会对新起的汉学家的学术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宋鉴、张敦仁、彭邦等学者，未有门户之争，汉宋之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二是汉学兴起之后，尊汉崇汉者并未排斥宋明理学，没有江浙的汉宋门户之争，理学的影响未从根本消除。学者治经，追求义理，阐明德性者比比皆是。三是西学东渐，今文经学兴起，传统考订之学日趋僵化，于国计民生、个人道德无补。综上原因，传统经学研究衰落不可避免。

然少数学者仍在经学领域坚守汉学，不断爬梳，取得不俗成就。邢万全一生穷经，务在朴学，著有《经说》；王轩研究《三礼》《尔雅》《说文》以及地舆、历算，专意朴学；秦东来“淹贯古今，而务为实践力行”［14］P10807；卫天鹏从乡里张伯乔受经学，从《说文》大家王筠问六书，说经以《周易》《诗经》为主，旁及《尚书》《孝经》《尔雅》《左传》，著述丰富，多有新意。正如史新所言：“（晚清时期）汉学尽管走上衰落的道路，但这种衰落并非直线性地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变化的过程。晚清汉学们秉承乾嘉宿儒治学传统……甚至于某些方面直驾乾嘉而上。”［16］

乔松年，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为祁寯藻弟子。少居北京，先后在江苏、安徽等汉学发达的地区任职，与祁寯藻、张穆、俞正燮等汉学有交游，深受考据学风浸染。当考据成为一代风气时，被宋、明学术界束之高阁的汉人经注，一时成为学者关注焦点。乔氏的贡献在于学术经典的整理。清人辑经学类佚籍者甚多，如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沉》、陈寿祺父子《诗三家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疏》，以及王谟、马国翰、王仁俊、黄奭等人综汉魏隋唐的佚注传疏。道光以前，研经诸家无不涉足辑佚，成果斐然。在清人看来，治学的首务是通晓音韵、训诂，辑佚亦然。乔松年牢牢抓住音韵、训诂这门治学工具，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越走越宽。他倾毕生之力搜集、整理、校正《易》《尚书》《诗》《春秋》《礼》《乐》《孝经》《论语》等纬书成《纬捃》十四卷。乔氏此举既解决了古书亡佚，后人不得尽见的遗憾，又促使音韵、训诂之学得到长足发展。

张穆在经学和史地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对山西学术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穆（1805—1849）其通天文、历算、地理之学，对经史研究颇深，以博学而名誉京师，著有《说文校议批注》《说文答问疏》《毛诗注疏批注》《周易注疏批注》《周易略例批注》《蒙古游牧记》等。何秋涛在《郎潜纪闻二笔》中称：“平定张石洲先生穆，融贯经史，学究九流，山右自阎徵君后，勃窣群书，断推先生为眉目。”［17］张穆祖父张佩芳、父亲张敦颐皆反对明末心理而究心理学，从小张氏就受理学影响，但张氏能冲破理学束缚而以小学治经。音韵大家苗夔曾言在京师赴朝考，众多举子中独与张石洲以说经讲学最相得。张穆一生与许多汉学家交往，诸如许瀚、苗夔、祁寯藻、沈垚、徐松等。其中张穆是晚清时期山西学者中久负盛名的汉学家。他批注《说文》、点校经典，治经以音韵、训诂为工具，通过校对、勘误辨别疑难，纠偏正误。如他校刊苗夔《说文声读》，校定何秋涛的《王会篇笺释》等。

张氏学术思想受汉学、宋学及今文诸家的影响，治学虽以汉学考据为基本方法，但他治学起于治经，却以考据之法主攻史地。这既是时代流风所致，也是山西本土学术开拓。陈寅恪在《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描述了清末在张之洞周围聚集了一批“喜谈西北史”的学者［18］162，他们或实地考察，或文献考辨，以形声训诂之学通经治史，形成专门史地之学。张穆身处其中，影响颇深。加之山西本土的地理学者祁韵士《西陲要略》《西域释地》《藩部要略》等著作之影响，张穆考订详略，辨别异同，择善而从，《昆仑异同考》《魏延昌地形地》《蒙古游牧记》等史地著作应运而生。张氏以史地之学为代表的“新学”已超出传统经学的范畴，其学术透露出强烈的学术经世的思想。张穆的学术思想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山西学术由乾嘉“学精”向“学新”的过程，在学术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道光、咸丰时期，山西学者继续沿着乾嘉学术的道路缓慢前进，努力发掘整理经学遗产，同时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他们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很难与他地学者匹敌。但张穆承继考据学方法的同时，在史地方向上的开拓，无疑给当时沉闷的山西学术界注入一股清新剂。

综上所述，在清代，山西有经学家三百余人，这与全国数以万计的经学研究者相较，实在难以并论。然学术的发展自有其独特的传播途径，并不完全以量取胜。整理和研究经学档案，客观地留存山西经学发展的印迹，将其放置于全国经学发展的视阈之下来探究其学术地位，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样看来，山西经学作为清代经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久地被学界忽视，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发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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