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长江

摘 要：乡土文化四重关系的裂变使得底层劳作人民成为“城市游牧人”，社群、空间、生活方式、文化身份共同解构世俗的乡土文化，其内部结构开始瓦解以致重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正是这种文化状态下生产出来的电影文本，其文化价值在此意义上超越了美学价值。本文通过对影片文本背后的乡土文化的解读，试图挖掘出导演的潜在的叙事无意识。

关键词：城市游牧人；乡土文化

《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久久地挂在荒野寺庙中，终于还是成了世纪遗物。

裕固族兄弟阿迪克尔和巴特尔在爷爷突然辞世后，踏上了一条逐渐“干涸”的归家之路。作为李睿珺导演的第二部长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延续了《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里的“乡土”主题，在关于“归家”的核心冲突的营造中，古老中国的镜像——西北游牧民族裕固族的衰败，就像片中人物使用的突厥语一样，其失落成为一种历史的恒定叙事，不可挽回。

一、成为“城市游牧人”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费孝通先生社会学的表述将目光聚焦在“乡土”人文空间里，“乡土社会”也因此成为观察整个中国的运行逻辑的一个绝佳视角。出身于甘肃高台的李睿珺，对于裕固族历史有着一种类似于“亲缘性”观察，这种叙事逻辑的形成来源于其本身对于城市化的自反式思考。曾经建立甘州回鹘汗国的裕固族人如今只剩下一万四千人左右，文字消失，语言濒临失传。这个民族斑驳的过去和令人隐忧的现在像极了传统乡土人伦在现代化语境下的遭遇，不可言说却急需被指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