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 冰 杨继芳

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后五代”导演的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和典型的“第五代”（“前五代”）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归来》均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不少内容题涉“文革”这一敏感的政治历史时期，但又避免直接再现时代和史实。《芳华》建构了“文革”时代下的一个“另类存在”的军区文工团，借不无虚饰意味的文工团青年男女的青春故事，以及何小萍与刘峰两人于集体环境中所遭遇的孤立、排斥与异化来反思因意识形态的强烈询唤而对普通人性的扭曲。《归来》从“右派分子”陆焉识两次归家说起，描写“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在饱受身心压抑后的自由重塑与精神疗救。原著《陆犯焉识》即建立于“后伤痕文学”的语境，以对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心灵书写介入历史审视的格局，以此来挖掘潜藏于历史表象之下的创伤经验和悲剧意味。

路易·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存在于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之中，而意识形态机器规定了由物质的仪式所支配的物质的实践，实践则是存在于全心全意按照其信仰行事的主体的物质行动之中。”“意识形态”通过准确的“询唤”式操作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把个体询唤为主体”，进而使主体这一被询唤了的个体在“询唤”与“误认”的双重“镜像结构”中臣服地居于中心位置的意识形态。在《芳华》《归来》这两个以特殊时代为主要语境的文本中，每一个人都是路易·阿尔都塞所指称的为意识形态所询唤了的“主体”，但由于“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