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子

为了心中“黄河清”的梦想，半个多世纪以来，朱显谟先生默默奉献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为我国黄土高原治理与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大西北的青山绿水不懈奋斗了一生。

曾被视为“离经叛道”

朱显谟从小生长在上海崇明农村，早早便体验了民间之疾苦，稼穑之艰难。

“民以食为天，有土斯有粮。”在课余和假期繁重的农田劳动中，少时的朱显谟看到了古老耕作方法的艰苦和收获甚微带给农民的悲凉，萌发了长大后改变农业落后状况的念头，并由此立下了当一名科学农民的志向。从上海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去投考交通大学，而是投考了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在大学后期选择了土壤肥料专业。

1940年大学毕业后，朱显谟考入重庆北碚中央地质调查所，随指导老师侯光炯赴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江西等省开展土壤调查工作。

侯光炯的指导对朱显谟后来严谨学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侯先生告诉学生，在野外调查工作中必须从土壤剖面的形态入手，深入了解它们形成的环境条件、具体发生过程及其演变规律。同时提醒，做土壤调查工作必须做到“四到一问”，即：走到、摸到、看到、访问到和最后问一个为什么。

这也养成了朱显谟不迷信书本、凡事都要探个究竟的习惯。多年来，他在土壤发生和地理分布、土壤侵蚀及其防治方面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既不符合传统，也不适应潮流，曾被称之为“离经叛道”或被斥之为“标新立异”。经过实践检验，他提出的许多观点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全新的科学论断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朱显谟的研究工作注入了活力。这时，他在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工作，1951年受命赴东北考察。东北考察结束后，朱显谟服从组织安排，来到黄土高原工作。

1959年，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朱显谟毅然告别了生活和工作条件优越的南京，举家来到地处西北农村的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即现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前身。

对此，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李振声院士曾非常动情地说：“朱老为了国家的需要，举家西迁杨凌小镇，献身于黄土高原土壤科学研究，深深感动了当时年轻的我，使我坚定了扎根杨凌同样可以作出世界性科研成果的信念。帮朱显谟先生搬家的经历，影响着我一生的科学事业。”

在黄土高原工作的50多年中，朱显谟实地考察了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20多遍，三次跨越昆仑，两度入疆。通过大量的研究，他先后撰写发表了200余篇学术论文，著有《中国黄土高原土地资源》《黄土高原土壤与农业》等专著。

黄土高原治理“28字方略”

多年来，朱显谟心中一直有个梦叫“黄河清”。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但因位于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每年13亿多吨的水土流失而使之成为颜色鲜明的“黄河”，特别是公元8世纪以后，黄河下游泛滥、决口、迁徙次数增加，灾害频繁，成为一条害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治黄建设成就斐然，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水患未根本消除。

为此，朱显谟积40余年黄土高原土壤侵蚀规律与水土保持、国土整治等科学研究成果和结合群众的实践经验，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其内容是：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

近20年來，朱显谟曾先后“六论”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逐步发展与完善其内涵。“虽然大家都有各自的成就，但现在看来，只有朱先生一人把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大家的心愿和希望，通过‘28字方略表达出来了。其原因，一个是他50多年来对水土保持研究锲而不舍的专注精神，另一个是看起来似乎和科学专注相矛盾的群众智慧的吸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如此评价。

“目前，经过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草）等工程，黄土高原基本变绿，黄河流失土壤泥沙由13亿吨减少为3亿多吨；依据国内外研究黄河流量与泥沙运送量的平衡值为8亿吨来讲，黄河已经变清，先生的梦已经实现。”朱显谟的学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吴普特说。

如今黄河流碧水，先生终梦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