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瑶，万芳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1911年在众多内外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之下，清王朝结束了对国家的统治，西学东渐，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逐渐解除封闭，至1949年，数十年间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剧烈动荡，中医药接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药业的发展裹挟其中。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上海国药业发展的分析，旨在探求这一时期国药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动因，从而为全面系统研究民国药业提供资鉴。

民国以后上海中药行业逐渐细化，形成了经营熟药零售的国药业、经营滋补药材的参燕业以及经营中药材批发的药材业[1]。其中国药业主营熟药，同时也兼营中药饮片的零售，由于饮片零售所涉及的内容与药材业交叉甚多，而民国以后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高级药材市场之一，这部分内容尚待详细深入的研究，专文论述，本文仅以讨论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国药业及中成药制售的相关内容为主。

1　民国以前的上海国药业

上海地区早在几百年前就出现了制售丸散膏丹的药店，如万历年间川沙堡的奚长生药店，清代康熙年间以宝珍膏闻名遐迩的姜衍泽堂，以及从外地迁来上海的松江余天成堂，这些药堂所制丸散膏丹质量上乘，其影响力不仅仅在江浙一带，更是远销海外。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花衣街、小东门、大东门一带先后开设的中药店有20余家，县城外开设的中药店有10余家[2]。

上海开埠后，人口暴增，商业日益繁荣，中药的需求量也随之增长，一些著名的中药堂逐渐迁至上海或是在上海开设分店，这其中包括后来有沪上四大药堂之称的雷允上、蔡同德等(见图1)。来沪开设的国药店根据不同的地域，可分为不同的药帮，如广帮药店鹿芝馆、郑福兰堂、朱普太和等；京帮药店达仁堂、京都宏仁堂、树仁堂等。外埠来沪的国药店因其品种与本地相比具有特色，丰富了上海地区国药业药品种类。

图1　民国时期蔡同德堂、雷允上国药号广告

2　民国时期的上海国药业

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民国三年(1914年)，上海地区的国药店迅速增加，这一时期涌现了诸如郁良心、奚良济、苏存德、叶天德、叶树德这类工厂人员数在15～25人，后场可自制丸散膏丹以及切制饮片的中型户，与当时的姜衍泽堂、姚泰山国药号以及王大吉并称上海“八中型户”国药店。民国五年(1916年)，杭州胡庆余堂来沪开设分店(见图2)，与当时的童涵春、雷允上、蔡同德并称上海四大国药店，其营业额与资产总值约占全市国药店的1/3，到了民国十八至十九年(1929～1930年)，童涵春、蔡同德、胡庆余、雷允上等4家国药店制售中成药和中药饮片的营业额为235万银元，此后规模均未超过此水平[2]。由此可见，民国建立初期至上海沦陷之前，尽管国内外局势并不稳定，对中药零售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客观地讲上海的中药零售业还是得到了发展，无论从国药店的数量增加，还是其规模的壮大，亦或是营业额的增长都能体现其发展。

图2　民国时期胡庆余堂、童涵春堂广告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包括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全部沦陷，此后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多时间被称为“孤岛”时期。战火中许多中小型药店、药房损失惨重，商家纷纷避难租界，如姜衍泽堂、德昌、阜昌、葆大、雷允上、童涵春等旧城区的著名国药号、参茸店。一方面由于人口暴增，另一方面战火中交通受阻，而租界交通便利，对外通商相对稳定，使得投机盛行、游资充斥的租界迎来了商业的虚假繁荣，避难租界的国药业也因此迎来了复苏及繁荣。民国三十年(1941年)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垄断中药资源，两年后汪伪政府又成立商业统制会，一定程度限制了药物资源转移。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初期，上海外围交通才逐渐恢复，中药材批发市场一度趋向活跃，零售市场也有所好转。民国三十五至三十六年(1946～1947年)，医药市场出现大批掮客，投机哄抬，溢价成交，增设许多国药店、药行。在通货膨胀、药价暴涨、囤货居奇、投机操纵之下，正常的医药受到打击，实际资本下降。有些商户不能维持，关闭歇业，至上海解放前夕，先后34家药材行、20余家国药店、26家参店、26家西药行关闭停业[2]。

3　民国时期上海国药业特点

清代药店为作坊形式，加工制作基本依赖手工，尚未形成规模。至民国时期，随着时代进步，上海地区中药店数量及规模较之前均有所增加，国药业已然形成，初见规模。此外，随着化学制药厂的创办建立，上海出现了采用机械制药的中药制药厂，尽管数量极少，仍为沪上中药制药业的先驱。

3.1 国药店数量激增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国药店数量不断增加，查阅当地医药志，整理如表1：

表1　上海地区国药店数量

由此表可见，民国时期上海的国药店由于战火原因曾一度受到重创，但总体来看其数量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3点：1.上海开埠后人口增长，中药需求量不断增加，吸引资本来沪投资国药店；2.上海便利的交通降低了货物成本，吸引投资，使得上海成为重要的中药集散地。同时，大量涌现的国药店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有统计显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国药业从业人员5400余人，是同时期西药业从业人员的两倍[2]。3.上海开埠后在外商资本主义经营的带动下，经济贸易迅速发展，甚至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3]，此外民国以来，政府更加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批准上海龙华制革厂扩大规模的呈文中说：“现在民国大局已定，亟当振兴实业，改良商货，方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4]”政府推行振兴实业的政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这为国药店发展提供利好环境。

3.2 国药店饮片成药品种丰富，基本覆盖常见病疾病谱

民国时期的国药店较之清代的小作坊模式已经大为不同，拥有固定产品且种类丰富，批量生产。产品所治疾病涉及内、外、妇、儿、眼、伤等科，覆盖了常见病疾病谱。如民国时期出版的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中记载药品482种，分为十七门，包括丸散膏丹、杜煎诸胶、膏露药酒多种剂型，特列特种名药类20种，涉及内、外、妇、儿、眼等科，并于西湖之滨专设有胶厂，生产诸胶。再如雷允上诵芬堂售卖药品分十七门458种，涉及内、外、妇女、儿、眼、伤等科，其生产的六神丸因疗效显著，先后在江苏地方物品展览会、农商部物产品评会、西湖博览会、江苏省全省物品展览会等展会获奖[5]。

3.3著名国药店品牌中成药出现

民国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国药店，这些著名的国药店大都有极具代表性的中成药，如蔡同德堂生产的各种胶类、各类药酒以及洞天长春膏等；童涵春堂的人参再造丸、夏令痧药等；胡庆余堂的驴皮胶、虎骨木瓜酒、十全大补膏等；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雷允上六神丸；以及姜衍泽堂各种膏药。由于疗效显著，民国时期这些著名国药店的品牌产品常常远销全国甚至海外，并成为国药业的经济支柱。由于产品经济效益可观，出现了许多仿制品，雷允上诵芬堂丸散全集中记载：“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堂秘方，混用本堂图印，妄希欺人射利，实属昧无天理，凡赐顾者认明苏申两店招牌庶不有误。”[6]因此在当时著名的中药店都有自己的商标，如雷允上以九芝图为商标、松江余天成堂以鹿鹤为记(见图3)。这些著名的中成药很多在清末已经出现，至民国时期逐渐形成品牌，品牌成药随着药店的发展而诞生，又促进药店的进一步提升，如此往复，形成具有良好疗效的口碑信用价值，成为国药店赖以生存的重要保证。当时国药店广告明确标有具有代表性的品牌成药，可以说是那时上海地区商业繁华，中成药发展活跃的生动见证。

图3　松江余天成堂鹿鹤为记图

3.4 国药店分工更加精细

民国时期上海国药店分工较清代更加精细，许多店内分细货房、蜡壳房、肉子房、料房、刀房、丸散部、饮片部、参燕部等诸多部门。此外如蔡同德堂，为提高成药质量而建立了专门的胶厂和酒厂，使该店具备生产各种胶类及药酒的能力，亦成为当时上海地区同业中规模较大、设备最齐全的大型药店[7]。

精细分工代表着成药制作的进步，首先术业专攻后每个部门更加专注自己的职责，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其次，各负其责，道道把关，起到了互相制约的作用。例如进货部门购进的原材料凡质量不合格者原货房有权拒收，刀房切好的饮片若不符合标准，格斗房可要求返工，这种制约也使得产品质量得以保障；第三，尽管民国时期国药业的销售与加工制药仍未剥离分开，但是后场职责的细化、专门建立的胶厂和酒厂，均为成药品质提升起到重要作用。并且为建国后中药制药厂的建立奠定基础，新中国上海中药制药一厂就是由童涵春、雷允上、蔡同德、胡庆余等国药店的成药工厂合并而成[2]。

3.5 国药业同业公会的成立

上海地区在元代时就有官方医药管理机构，至清末官方机构逐渐废弃，民间医药行会渐次兴起。上海最早的民间医药行会可以追溯到清代成立的和义堂和信义堂。两堂主要职责为组织聚会祭祀、议定价目、主持捐款和调节纠纷等，均为民间自发成立的组织。民国以后，在和义堂和信义堂的基础上首先成立了上海特别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上海设立“特别市”，隶属于国民政府。1930年取消“特别”而称“上海市”。)商民协会饮片业分会，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上海特别市成立国药业同业公会，建立之初会员即有340余家。市政府通过同业公会控制行业的活动，同业公会通过章程和行规来约束和协调同业之间的利益，其职责对上应付官府需索、代收捐款、筹集物资；对外排斥其他药业组织或个体药商；对内协议药价、调剂货源、组织活动、制定行规、调解纷争、维护本集团利益。

国药业同业公会的成立说明了在当时国药业已具规模，需要行业组织来规范与约束，体现了国药业在当时的重要商业地位。相比于官方医药管理机构或是民间和义堂、信义堂，国药业同业公会“半民半商”，能更好地维系政府与药商之间的关系。

3.6 中药制药厂的创办

民国时期上海先后出现四家中药制药厂，其中民国十年(1921年)李平书等创建上海第一家中药制药厂——粹华中药厂，该厂采用机械炼制药液，实为上海中药制药工业的前驱；再如民国十八年(1929年)玉慧观、郑平叔等人创办的佛慈制药厂，以“科学提炼，改良国药”为宗旨，以古方配伍，采用机器生产，首创浓缩丸[2]。由于当时“思想较新者多唯外货是尚，泥古守旧者又不予置信”，因此上海的四家中药制药厂2家停业，1家改为化学制药厂，只有佛慈制药厂延续至解放后。作为国药业的一部分，新兴的中药制药厂在数量上远不及传统中药店，但其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引进机械生产，创新剂型，实为解放后我国现代中药制药企业开启先河。

3.7 全国高级药材市场的支撑

民国时期随着上海交通和经济的发展，带动药材业逐步繁荣，中西部药材经长江水系运至上海，南北药材由铁路及海运抵沪，因此集聚了全国各地药材。以经营道地药材产区的不同，可分为广帮、天津帮、陕帮、川汉帮、亳帮、汕头客帮、赣帮等十余个帮派。而药材业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业务分工也越发精细，按具体业务的不同可分为行、拆、号、客四类。

上海药材业埠际贸易的网点遍及全国各主要药材集散地和重要交通枢纽城市，如安国、樟树、天津、广州、武汉、重庆、成都、西安等[1]。除了承担全国药材集散的功能，早在19世纪50年代，上海刘财兴药材行开始经营对外贸易。民国以来，上海药材出口早期以广帮、潮帮南洋办庄药材行为主。进入20世纪，药材业继续发展，著名的行号有刘财兴、公和号、琪记、大同昌、林宜记、北洋等[1]，集中在南市里、外咸瓜街[8]。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药材业行号迁至租界，且因受到战争影响而停止进出口贸易。1938年，药材出口额下降，之后又逐年回升[9]。总而言之，上海作为当时重要的高级药材市场，对内发挥了全国药材集散的功能，对外又是重要的中药材进出口贸易中心，上海地区药店通过本地的高级药材市场即可获得很多所需的境内外药材，为当时的国药业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支撑。

4　民国时期上海国药业与西药业比较

上海地区的西药最先是由洋行兼营，不久出现外商开设的药房。1888年华商顾松泉仿效外商药房设立了中西药房，以后又有华英、中英、华美、济华堂、万国、五洲等华商西药房，逐步形成了西药行业。

4.1 民国时期上海西药业初步统计

民国时期，倡导民主、科学与开放，上海作为内外贸易口岸，商业发展迅速，科学知识普及也较之内地更为先进。因此无论是华商西药房，还是外商西药房数量逐年不断增加。它不仅表明西方医药传入中国的步伐很快，也同时体现国人学习吸收的进步日新月异。以下列表数据可以借鉴之(见表2)。

表2　上海地区西药店号

4.2 中西药业之对比

从经营药品种类分析来说，民国时期的西药房产品虽亦达数百余种，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著名的中法药房编印出版的《卫生要旨》，列举产品408种[10]，但其兼营化妆品、糖果饮料、医疗器械等，故种类及数量不及同时期国药店。下面再以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中、西药商的户数、资本、营业额、职工人数四方面列表来对比中西药业的异同(见表3)[3]。

表3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西药商业各项比较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1.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地区的华商西药房的数量已超过外商经营的西药业，无论资本、营业额抑或职工人数，华商西药房都占据明显优势，表明在当时外商药房的发展远不如华商药房；2.上海西药房户数仅占全国西药房户数的12%，然而资本竟占到61%，营业额占74%，可见上海西药业在全国所处的中心地位；3.尽管上海地区西药业发展迅速，且在全国处于中心地位，但与同时期上海国药业相比，户数仅占国药业的48%，资本也只有国药业的71%，职工人数为国药业的56%。但由于其价格较高，故营业额与国药业相当。西药业的发展对于国药业来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猛烈冲击，然而尽管如此，其数量、资本、职工人数仍不及同时期的国药业，国药业仍具备不可撼动之地位。民国政府高级官员、民国时期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坦言：“我一生中都看中医吃中药，在我们陕西，全省只有一间教会办的西医院，一共只有三个西医生，绝大多数老百姓看病都是靠中医治理的。[11]”其所言反映了中医在民众防病治病中十分重要的地位。

综上述，清代上海地区药店的不断发展为民国药业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民国时期受到上海社会、文化、科技、经济、医药诸多方面发展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国药业形成，并呈现规模。其代表特征为：1.大中小不同层次药店数量迅速增加，出现了业界公认的“八中型户”和四大药店；2.国药业生产制作的饮片和成药等其治疗疾病种类基本覆盖了各科常见病、多发病。3.药店以品牌产品为立足之本，通过广大病患者的使用，起到显著疗效，著名品牌药物脱颖而出，成为著名药店良性循环提升的积极动力。4.同业公会的成立，行业内部有了维护正常运行的组织。5.民国时期，国药业继承发扬了传统药店加工制作饮片和成药的理论和技术，也注意吸收西药剂型之长，取得了时代性的进步。6.上海作为当时重要的高级药材市场，为其国药业发展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支撑。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动荡之下，在西学东渐背景中，国药业命运起伏不定，步履艰难。

[1]曹春婷.1930-1940年代上海药材业及其群体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1.

[2]上海医药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47，53，124，125，367.

[3]朱国栋，王国章.上海商业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8：106，148.

[4]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辛亥革命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1：217.

[5]雷学嘉，雷学乐.雷允上诵芬堂丸散饮片全集[M].上海：上海天星久记印刷公司，1938.

[6]雷学嘉，雷学乐修订.雷允上诵芬堂丸散全集[M].民国21年(再版).

[7]安冠英，韩淑芳，潘惜晨.中华百年老药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12：175.

[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百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下册)[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103-104.

[9]陈忠啓纂辑.二十八年上海对外贸易之回顾(贸易门·国际类·第二十六号).1940年3月.上海图书馆近代史阅览室藏.

[10] 杨荣斌.民国时期上海“中法药房”研究[J].兰台世界，2013，(31)：34-35.

[11]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