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融资的治理效应:过度投资视角
2018-04-11唐炳南刘东皇樊士德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8年2期
唐炳南,刘东皇,樊士德
(1.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2.江苏理工学院 商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3.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一、引 言
2012年以来,我国政府启动“引进民营资本为代表的混合所有制”和“建立股权激励为核心的管理层长期激励”两大核心举措,力图推动新一轮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新兴转轨时期,混合所有制和股权激励积极作用的发挥难免受到制约。一方面,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一股独大”及其特殊地位,短期内不免会制约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另一方面,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健全和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较大,也难免会抑制股权激励的积极作用[1]。与此同时,我国国有企业总体呈现出较高的负债水平,但在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下,财务杠杆的治理作用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表现为较为明显的“软约束”特征[2-4]。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负债因具有到期偿本付息的强制性,经常被作为缓解股东和经理层之间代理冲突的重要工具[5,6]。从这种还本付息的强制性特征出发,国内文献分别从股利政策、经理机会主义行为、政府干预等方面探讨了公司负债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7-9]。杨华军、胡奕明[10]及张洪辉、王宗军[11]认为,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是政府将其公共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内部化到其所控制企业的结果,从而限制了债务对过度投资行为的约束作用。也有文献从银行金融资源竞争的维度解释国有控股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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