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风险视角下的中国超级妈妈*
——基于广州市家庭儿童照顾的实证研究
2018-04-09钟晓慧郭巍青
妇女研究论丛 2018年2期
关键词:案例
钟晓慧 郭巍青
(1.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政治学系,广东 广州510275;2.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政治学系,广东 广州510275)
一、问题的提出
女性怎样兼顾职业发展与儿童照顾这两项职责?这个问题一直是当代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将问题置于“新社会风险”(new social risks,以下简称“新风险”)[1]的理论框架下来处理,给相关讨论带来了新的视角。本文也从这个视角出发,分析中国的相关问题。
关于新风险的论述强调两个背景性事实。第一,女性普遍就业,其收入对于家庭很重要,已成常态。第二,儿童照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基于性别分工的实践,即主要依赖母亲的付出。两方面合起来,形成“工作妈妈”特有的关于时间分配的两难困境。在孩子的幼年阶段,妈妈的时间难以既用于工作又用于照顾。新风险理论[2]认为,这是伴随女性广泛就业后出现的新问题,它给政策选择也带来困境。如果继续鼓励女性广泛就业,会使儿童照顾领域出现真空,儿童权益受损,也会抑制生育率。如果要求女性优先承担母职,其宏观后果是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这将加大女性在职场上和社会生活中的劣势地位,与男女平等的价值目标相悖。同时,它也与提高就业率的目标相悖。在日渐老龄化的社会中,就业率目标对于国家非常重要。更何况女性退出就业,也会加剧女性贫困,又与反贫困目标相悖。总之,无论怎么选择都伴随另外一面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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