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晶晶

（南通大学，江苏 南通 226019）

一、引言

汉朝是我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四百年的历史发展不仅对我国后世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期间更是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来连接东西方的交流。“丝绸之路”（Silk Road）由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①博士首创，继李希霍芬之后，赫尔曼、斯坦因等西方学者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勘查，拓展其内涵和外延使之成为世界上“最长、最古、最高”的东西交通路线。“丝绸之路”在时间上持续数千年，在空间上绵延数千里，广义来说还有陆路与海上之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结合突出体现在佛教文化传播上，经历汉唐两代的发展繁盛至今。古印度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后逐渐兴盛，经过长期发展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再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

唐朝时期我国文化昌明远播海外，随着遣唐使时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唐宋文化的不断东传日本，来华的日本僧侣归国后积极引进南宋时期的官寺制度，即五山十刹制度的仿制。从奈良、平安时代到镰仓、室町时代，日本知识阶层的主角扮演发生变化——由贵族转向僧侣，五山诗僧巡礼天台、五台诸山，参访古寺宝刹，拜谒禅学高僧，积极学习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将自身来华游历、诗文唱和创作等辑成书册，极大地发扬日本汉文学。中世时期的文论家多出身于佛门，佛学思想构成了日本中世文学发展的底蕴，作品的题材不仅包括禅宗事务等仪式文书，还包含僧侣游历山川名胜或谈论历史人物等。于是，在日本中世时期的五山诗僧创作中能寻找到我国汉代王昭君与唐朝杨贵妃的芳迹。

二、日本的五山文学

“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②。“禅”原本是印度佛教哲学体系中一种特定的宗教时间，后被纳入佛教体系并成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真正给“禅”赋予全新的宗教意义并使之成为宗派的是古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后广为传布所致。某种意义上，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即“印度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③。

从奈良时代（710-784年）起，中国的禅宗开始传入日本。然而，旧佛教统治时期，禅宗在日本未能形成独立的宗派。

直至日本镰仓幕府时代（1192-1333年），武士阶层登上了政治舞台，国家佛教和贵族佛教逐渐丧失统治地位后，禅宗提倡“难行”、“自力”和“悟道”受到武士阶层的青睐④。大批日本禅僧，不畏鲸波，来华求法，学习并吸收我国的禅宗文化。

日本汉文学发轫于中国，经历了奈良、平安时代的辉煌，步入中世时期后，其主要特征是以僧侣为创作主体。日本中世的禅林文学有着其独特韵味，包含了宗教、哲学、文化和文学等多方面的含义。“五山文学”一词最早由北村泽吉提出，概指日本五山十刹的禅林文学，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定义。首先定义“五山文学”的人是上村观光。之后，五山文学的概念在日本学界被广泛使用，因为这些僧侣大部分都是五山派禅僧，后世学者将其汇编整理为《五山文学全集》。不少日本学者认为，五山文学比平安王朝时代贵族玩弄的汉文学远为优秀，完全摆脱了日本腔调，几乎和纯粹的宋元文学无异⑤。对于这一观点，我们需要辩证认知，才能准确地理解日本的禅林文学。日本五山文学的成就较平安时代汉文学有很大的延伸，完成了从“偈”到“诗”的演进是日本汉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承接环节。五山文学是禅宗文化与日本文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它在日本汉文学史上的影响和作用是相当深远的。日本五山文学以禅宗僧侣为主体，开辟出日本中世汉文学的五山时代。五山禅僧具有良好的中国历史文化修养，通晓佛经汉籍典故，创造的禅林文学有“禅风禅骨、禅意禅趣”意境，同时他们对我国汉代昭君出塞的故事和盛唐帝妃（唐玄宗与杨贵妃）传奇有独特的见地。

三、昭君故事与贵妃传奇流布日本

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不但为佛教文化传播奠定历史基础，而且使得我国汉唐女性形象在文史领域流布突破了时空限制。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或民间戏曲唱词中形容女子容貌姣好，常用“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蕴含了后世家喻户晓的“四大美女”历史传奇。

本文考察其中两位美女——汉代王昭君与唐朝杨贵妃历史故事东传后在日本汉文学中的解读。一方面，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上至天皇下到廷臣，深受唐代诗学文化影响。日本敕撰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中均可看到与王昭君相关的诗歌。例如《经国集》中收录了嵯峨天皇创作的《王昭君》，“弱岁辞汉阙，含愁入胡关。天涯十万里，一去更无还。沙漠坏蝉鬓，风霜残玉颜。唯余长安月，照送几重山。”平安时代中期的藤原公任撰歌谣集《和汉朗咏集》下卷四十八辑之一有“王昭君”，相比“竹”、“佛事”、“行旅”、“将军”、“咏史”等辑名，而以特定的人物命名的仅此一例，足见我国王昭君形象在日本诗文中的独特性。这不仅反映出日本文人雅士对昭君典故的真实理解，更昭示了日本文坛对汉文学的尊崇和重视。

另一方面，在日本文坛备受推崇的白居易不仅仅曾创作《王昭君诗二首》，还有传唱千古的《长恨歌》。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描写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无论是正史别传，还是民间传闻，围绕杨贵妃籍贯、姓名和生死等有多种说法，意见观点不尽相同。根据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和通史《资治通鉴》中确有记载其人。尽管围绕杨贵妃存在着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历史人物本身带有传奇色彩，不过这些都不会影响文学创作，反而更扩大了想象空间，尤其在中日两国的戏曲创作中大放异彩。实际上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之前，唐朝中期史官柳芳所编唐史《唐历》于九世纪便流传到日本。根据《资治通鉴考异》引用《唐历》的佚文可知其关于唐玄宗“开元、天宝禁中事”记录较为详尽，也有杨贵妃的部分记载。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贵族学者藤原通宪，即著名僧侣信西，作《长恨歌绘》时曾将《唐历》作为参考资料。

由此可见，唐宋时期中日文化交流频繁使得我们后世所称“四大美女”中的王昭君与杨贵妃故事及其文学形象东传，对日本汉文学影响深远。诚如前文所述，虽然平安时代的日本汉文学创作曾风靡宫廷，实际上当时日本文人的汉诗创作几乎处于蹒跚学步阶段，汉诗作品不尽成熟，生搬硬套地模仿汉诗文创作、缺乏新意的风格沉闷呆板。经过这一阶段以后，日本汉文学发展的高峰便是接下来中世时期的五山文学。宋元乃至明朝时期，五山禅僧扮演既着中日文化交流传播使者的角色，又在日本汉文学创作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考察五山诗僧对汉唐女性代表王昭君与杨贵妃形象的理解，能更好地研究中国故事与传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女性形象。

四、五山文学中王昭君与杨贵妃意象解读

我国古代从屈原的《楚辞·离骚》开始就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传统，常被视作美人文学意象之滥觞。我国南北朝时期刘勰第一个提出将“意象”作为文学理论术语，《文心雕龙·神思》“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绎）辞；然后使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具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尤端。”此后，我国文艺理论家在使用这一术语时不断丰富其内涵⑥。意象作为古代文论术语，指主观情意和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美国著名学者M·H·艾布拉姆斯⑦（Meyer Howard Abrams）说：“意象是现代文学批评中最常见，也是最含糊的术语。”⑧

所谓,“意象”简单说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即融入诗人思想感情的“物象”，是赋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以为的具体形象，在诗歌文学鉴赏中会经常使用“意象”这一术语。这里特定地认为此处的文学意象是关于历史人物汉代王昭君与唐朝杨贵妃的形象、行为活动及与之相关花草类等诗歌意象。

梦岩祖应（？—1374年），临济宗圣一派。出云（日本岛根县）人，俗姓不详。早年师从京都东福寺的潜溪处谦修习禅学，兼通内外之学，后成为东福寺（第四十世）的住持。另外，他也曾随中岩元月等人修禅学习，博识多才，著有《大智应禅师语录》和诗文集《旱霖集》二卷。梦岩祖应致力汉学，藏书颇丰，应安二年（1369年）年前往京都为众人注讲《孟子》等，开日本新宋学之道。应安七年（1374年）十一月二日圆寂，谥号大智园应禅师。

《五山文学全集》第一卷中收录《旱霖集》，其中有一首描写王昭君与杨贵妃的诗作《画海棠花》。

画海棠花

画师再世毛延寿，不画明妃画玉妃。

世上纷纷闲鼻孔，嗅无香处也嗔伊。

这首《画海棠花》是画赞，题诗鸣情，吟诵画中海棠，涉及毛延寿、王昭君和杨贵妃等历史人物。“明妃”是晋时为避司马昭之讳，将昭君改称为“明君”，亦称“明妃”。“玉妃”指“杨玉环”，北宋乐史《杨太真外传》记载“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文学作品中也常常将杨贵妃和海棠联想。这首诗将画师比喻成轮回再世的毛延寿，虽然他画工精湛，却不画“明妃”，而描绘以“玉妃”作喻的海棠花。“嗔”是佛教所说的根本烦恼之一，与“贪”和“痴”一起被称为“三毒”。虽然作品所画的海棠花栩栩如生，但是在世风日下的人情世故中，嗅其无香味却也成了“嗔伊”的理由。全诗以戏谑的口吻，寓佛教禅学于画中赞，结合历史人物，巧妙运用典故，褒贬之意溢于言表，令人读罢赏玩，意犹未尽。

景徐周麟（1440-1518年），临济宗梦窗派。景徐周麟，法讳周麟，道号景徐，别号宜竹、半隐、对松、江左。近江（日本滋贺县）人，大馆持房之子。五岁出家进入相国寺大德院，随侍于用堂中材，修习基础的学业，为避应仁之乱（1467-1477年，日本室町幕府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任内发生，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等守护大名间的内乱争斗，开启了日本战国时代），寄身在近江永源寺，叛乱平定后在景德寺、等持寺、相国寺居住。十九岁时，因用堂中材圆寂，景徐周麟便师事瑞希周凤、月翁周镜、横川景三、希世灵彦等人，学习佛教之外的儒道及诗文诸艺，其诗文主要向瑞溪周凤及横川景三学习，文章正规，可作史料。日本永正十五年（1518年），景徐周麟圆寂，享年79岁。他除了语录诗文集《翰林葫芦集》十七卷外，还有日记《等持寺日件》、《日涉记》，并参与撰写部分《鹿苑日录》。《昭君出塞图》出自《翰林葫芦集》。

昭君出塞图

六奇灰冷嫁夷时，风雪匈奴马不前。

雾鬂 云寰诸将上，山河挂在琵琶弦。

这首诗明确指出王昭君为咏叹主题，渲染出女性悲剧形象。该诗讲述了王昭君远嫁苦寒之地，其功绩在当时朝廷诸将之上，为汉王朝安定做出了贡献，展现了王昭君对汉朝和匈奴之间的安定作出了极大贡献。

在《五山文学全集》第四卷的《翰林葫芦集》第三卷中有三首涉及杨贵妃形象的诗作。

读李白惜余春赋

沉香采石雪吹头，九十韶光难挽留。

从一花前忤妃子，青春亦是负公不。

明皇行幸温泉图

行在温汤年又年，民家竞进洗儿钱。

空山今夜九龙殿，月照杨妃浴后泉。

题画

忆昔杨妃卯醉中，傍花吸露立春风。

深宫所养绿鹦鹉，飞上山茶衔落红。

这三首诗都提到了杨贵妃，第一首是感叹李白忤逆了贵妃之意，从此政治前途不再光明，大好青春都辜负在怀才不遇的窘况之中。第二首为观赏“明皇行幸温泉图”感慨历史，叹息唐玄宗奢靡生活，杨贵妃沐浴华清池，“洗”尽天下“民家”钱财。最后一首是画赞，首句运用了前文中提到“贵妃醉酒”的典故。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中有记载岭南进贡了一只白色鹦名为“雪衣娘”，此处提及“绿鹦鹉”许是记忆偏差，亦或在汉诗创作中自有诗人独特的理解。日本五山禅僧大多深谙我国古代文史典故，有着深厚的汉文学底蕴，然而对文学意象的解读还是会发生变化。

五、结语

日本在吸收中国禅宗思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文学精神。以五山禅僧为主体通过禅宗接受中国优秀文化，掀起了汉文学风潮，产生主导当时日本文坛的“五山文学”，在文学创作上出现“诗与禅”的结合。文学意象的灵活运用更是给五山禅僧的文学作品增添不少韵味，他们熟稔我国汉代女性形象代表王昭君和唐朝盛世中的杨贵妃形象，创作了相关的诗文作品流传后世。通过分析《五山文学全集》中的诗文作品和相关五山禅僧的人物生平，可以发现这些著名的五山禅僧仰慕和崇尚中国文化。日本五山诗僧们非常熟悉我国汉唐时代的代表女性，灵活地运用于诗文的创作。以梦岩祖应和景徐周麟为代表的五山禅僧熟知中国典故，在诗文里透露着中日汉文学的羁绊。尽管五山文学中王昭君和杨贵妃的文学意象与我国历史记载中的人物原型或多或少存有差异，但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在诗歌中已经完成了文学意象化的过程，随着日本五山诗僧吟诵对象的变化各有其侧重点。无论是汉唐时代她们本人的传奇故事，还是与之文学意象相关的典故，在诗歌这一文学领域的广阔时空延续流传，在历史与文学的互动中逐步走向成熟并东传日本，永远在中日两国诗歌文学创作中散发着耀眼的光彩，为中国文化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海外遗产。

注释：

①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又译里希特霍芬。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近代早期中国地学研究专家。曾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校长、波恩大学地质学教授、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等。早年从事欧洲区域地质调查，提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科学，旅行过东亚、南亚、北美等地，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和地理.

②梁晓虹.日本禅[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9.

③楼宇烈.东方哲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15.

④张文宏.禅宗与日本五山文学[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15-18.

⑤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92.

⑥凌珑.文学原理[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9.

⑦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1912-）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其代表性著作为1953年出版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该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重印，并且广为东西方学者们所引用和讨论。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作为总结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四要素至今仍不断被学者们应用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

⑧(美)M.H.阿伯拉姆.简明外国文学词典[M].曾忠禄(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