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玲玲

纹章瓷是中国明清时期外销瓷器的一种，因瓷器上绘有欧美个人、家族、社团、公司或城市的纹章而得名。它以欧洲来样图案为稿，经中国瓷匠手绘制烧成，是欧洲纹章艺术与中国制瓷工艺相结合的产物。

“纹章”译自英文的“armorial”，英文亦可称“coat of arms”，特指一种用于个人识别而独一无二的图像标识。它源自中世纪的欧洲战场，用于区分身穿盔甲而无法识别身份的战斗者，后来逐渐演变成个人财富和身份的标志，除见于银器、印章、书籍、玻璃器等外，还见于潮流家居用品，如瓷质餐具和茶具等。

昂贵的定制成本

西方人来华定制纹章瓷始于16世纪上半叶，至18世纪渐趋普遍。这一时期，广州作为世界性的东方大港，是纹章瓷定购、烧制和出口的基地。一般由定制的欧美顾客提供绘画作品类的纹章彩绘样板、懷表式的印章、私人藏书券等，而中国工匠以之为底本，精工临摹于瓷坯上，然后烧制而成。成品再从广州起航，漂越大洋，运入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等欧美海洋国家，成为当地王公贵族生活中特殊定制的物品，彰显主人的高贵身份，引领了西方上流社会崭新的生活方式和奢华的艺术情趣。

18至19世纪在广州定制的纹章瓷，由于中西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绘画技巧有别，要求中国工匠完美地复制西方客户的纹章图样实属不易。以18世纪英国奥奇欧佛家族定制的纹章瓷为例，为了向中国瓷绘艺人准确、完整地传达定购要求，该家族专门聘请著名艺术家亚瑟·戴维斯，按瓷盘的样式绘制了样本，费用高达1英镑。样本的背面还注明纹章的主人、样本专供定制中国瓷盘使用并需归还等信息。结果令人惊叹，原稿所见的每一片枝叶和花瓣，还有水中的粼粼波光等诸多细节，均被忠实地呈现在瓷盘上。如果不看原稿，很难想象作品出自对西方绘画一无所知的中国匠人之手。该家族于1740年和1743年前后两次定制了至少120件餐盘和34件大盘，平均每件成本高达1英镑。这一成本是普通纹章瓷的10倍，是大宗日用瓷器的近百倍。奥奇欧佛家族定制的这套纹章瓷，完美呈现了中国工匠对西方装饰风格、绘画技艺的精准掌握。这套产品的高昂成本和无与伦比的精美绘工，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纹章瓷之最。

国内收藏较少

相较于明清时期其他的外销瓷种，纹章瓷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富有历史、文化内涵，可谓是外销瓷种中的“官窑”产品，也是清代中西瓷器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然而，由于纹章瓷均为来样定制的外销商品，在21世纪以前，国内收藏数量极少，相关的中文记载和研究殆为空白。踏进新世纪后，随着海外市场的中国外销瓷渐次回流，国内博物馆与西方博物馆、拍卖公司、科研机构的交流日益频繁，纹章瓷才逐步进入国人的视野。广州博物馆早在2000年前后，便启动了中国外销纹章瓷的征集和研究工作。经过10多年的努力，广州博物馆已入藏1000余件此类珍品，除前述英国奥奇欧佛家族定制的高品质、昂贵纹章瓷，还有为瑞典国王卡尔三世、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父母联姻、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家族成员及荷兰、英国、瑞典、美国等国王室、贵族定制的纹章瓷。

在征集过程中，广州博物馆还全面收集国内外有关纹章瓷的文献、档案资料，进行系统研究。其间得力于英国纹章瓷研究专家安吉拉·霍华德女士的密切协作。安氏的先夫戴维·霍华德是中国纹章瓷研究之父，其生前所撰《中国纹章瓷》是该研究领域之奠基性著作。两卷本巨著收录了逾3000件清代中国外销纹章瓷图版，该书利用西方纹章学研究成果，以及西方收藏的明清时期中西贸易档案资料，对这些纹章瓷的贸易背景、定制者、纹饰风格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对大量纹章瓷边饰的对比研究，梳理出不同历史时期装饰特点，为纹章瓷及外销瓷断代提供了重要参照物。其成果实际是为后人在该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示范。安氏的研究继承了其夫毕生的成果，多年来她不间断地从世界各地收集到更多的藏品，进一步细化研究，对不同时期的纹样、器型和风格进行准确的断代。其研究成果汇成《从东方到西方——英国市场定制中国纹章瓷贸易》一文。该文运用了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纹章瓷，分时段详细说明了英国定制中国纹章瓷的贸易历史及不同时期的特色，其中涉及贸易的背景、定制的过程、定购者的类别，还有纹章在瓷器中装饰风格的变化等。这些断代信息与相关的历史事件相结合，为其他外销瓷的断代和查证提供依据。

一瓷看世界

纹章瓷与其他外销瓷一样，固然均具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和技术融合的商品特色，但其更具历史研究价值。每件纹章瓷实际都是一段历史的承载物和见证物，记录了某一时期中国外销瓷的生产工艺、装饰艺术水平和中西贸易的历史。这些纹章瓷不仅是他们与中国交往的重要见证物，也浓缩了18至19世纪中国外销纹章瓷的重要标本，为纹章瓷及中国外销瓷断代提供了可靠的参照物。纹章瓷融中西方世界的最新制瓷工艺、装饰艺术、历史人文精华于一体，可谓“一瓷看世界”。

根据现有资料，除清代早期有少部分纹章瓷在景德镇生产，大部分的纹章瓷定购、生产、运输、销售过程都在广州完成，充分说明了当时广州作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枢纽作用——对内与澳门、景德镇等腹地的紧密联系，对外与世界各国保持着经济、文化往来。这种独特的“广州制造”商品，蕴含了当时的工匠精神和文化自信，诚为研究清代广州城市历史和口岸文明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