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爱”的哲学及其当代启示

2018-04-04孙旭鹏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1期

孙旭鹏

(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065)

《庄子》文本中多次出现“爱”字，共计36次，这说明《庄子》中蕴含着丰富的“爱”的哲学，我们有必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庄子的“爱”包含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指“私爱”，在大部分时候，《庄子》中的“爱”都是指“私爱”，这种“爱”是“道”失落之后的产物，以自我为中心是其主要特征，庄子给予“私爱”以激烈的批判；另一个层面是“不为爱人”，“不为爱人”是对“道”的回归，能够“顺物自然”，从而实现一种彼此互不干扰的自由之境。《庄子》中“爱”的哲学可以带给我们诸多启示：其一，警示我们要努力破除自己的“私爱”，避免出现“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的结局；其二，要求我们要做到“顺人而不失己”，“顺人”就是对他人要具有包容精神，而“不失己”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到自尊自爱。

一、“私爱”的自我中心

《庄子》中所讲的“爱”在大多时候都是指一种“私爱”，是“道”失落之后的产物。这种“私爱”最主要的特征便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与儒家所讲的“仁爱”有着一致之处。庄子对这种“私爱”是持批判态度的，并认为这种“私爱”是一种低境界，是不足取的。

庄子明确地指出，人间之“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道”的失落：“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庄子·齐物论》)郭象对“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这样注解：“道亏则情有所偏而爱有所成，未能忘爱释私，玄同彼我也。”[1]81在这里，郭象将“爱”与“私”联系起来，显然庄子这里讲的“爱”就是一种“私爱”，是“道亏则情有所偏”的结果。杨国荣认为：“‘道’一旦被片面化，基于个人偏爱的观点( 一偏之见) 就随之出现，这也就是所谓‘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2]刘笑敢认为：“道体亏损，思想失去均衡，则会产生爱恶之情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3]119陈引驰认为：“‘爱’乃是有所偏侧、有倾向性的情感，故可谓偏爱、私爱；有了‘是非’之别，自然肯定‘是’而否定‘非’，这是‘爱’的成，同时也是‘道’的‘亏’。”[4]122由此可见，“道”失落之后产生的“爱”注定是一种“私爱”，这种“爱”最根本的特征便是以自我为中心。

《庄子》对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提出了质疑：“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庄子·人间世》)爱马者对马精心照料，却因不了解马的喜好而徒然丢掉了性命，其实这就是因为爱马者从自我中心的“爱”出发，而马则不理解这种“爱”所造成的结局。《庄子》之所以主张“齐物”，就是要破除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私爱”，“齐万物则要求人的世界观的转变,放弃任何自我中心的态度”[5]。

在《庄子》看来，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爱”之所以存在问题，就在于事物之间存在着差异，不能以一种事物的标准去衡量其他事物。个体之间的喜好往往是不一致的：“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庄子·齐物论》)由此可见，以自身为出发点的喜好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爱”也注定是一种“偏爱”和“私爱”。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庄子》会对儒家的“仁爱”抱有如此大的成见，因为儒家的“仁爱”正是一种最大的“私爱”，是建立在以“己”为出发点的基础之上的。《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这里，孔子明确表示“爱”就是一种“仁”，也就是所谓的“仁爱”。韦政通也讲：“孔子的仁，最基本的意义，是在确立人的道德主体，它直接的表现就是爱。”[6]325然而如何去实现“仁爱”呢？孔子也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回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很显然，孔子的“仁爱”是以“己”作为出发点的。许建良就认为“己”是儒家道德坐标的原点[7]。确实如此，我们同样可以在孟子那里看到这种以“己”推“人”的表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在庄子看来，这种以“己”为出发点的“爱”，本质上就是一种“私爱”。

如果沉浸在这种“私爱”之中，会有怎样的危害呢？庄子认为必然充满了是非与争执。《庄子·齐物论》中讲：“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其中，成玄英对“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疏解曰：“天下莫不自以为是，以彼为非，彼亦与汝为非，自以为是。故各用己是是彼非，各用己非非彼是。”[1]70很显然，“私爱”就是一种“自以为是”，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对方立场出发，这样的“爱”一旦付诸实施，必然会产生是非与争执。从根本上来讲，“私爱”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成心”：“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庄子·齐物论》)所谓的“成心”就是充满着是非分别之心，成玄英曰：“域情滞着，执一家之偏见者，谓之‘成心’。”林云铭曰：“‘成心’，谓人心之所至，便有成见在胸中，牢不可破，无知愚皆然。”王闿运曰：“成心，己是之见。”[8]63“成心”就是包含着是非分别之心，而“私爱”恰恰是从“成心”出发的，也就必然充满着是非与纷争，“庄子认为人类在‘文明’的状态下，会违背本性出现虚伪的情况”[9],这种虚伪就体现为充满是非的“私爱”。其实，从本质上讲，“私爱”与“是非”是同时发生的，“成心”就是“是非”之心，就是“私爱”，王夫之曰：“护其成心，爱而不舍。”[10]94在庄子那里，“爱”就是一种囿于“成心”的“私爱”。

总之，在庄子看来，“私爱”的产生正是“道”失落后产生的结果。“道”的失落使人们有了“成心”，产生了种种的是非分别，这便是“私爱”的本质。庄子之所以极力主张“齐物”，就是要破除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私爱”，回归于原本属于“道”的自由之境。

二、“不为爱人”的自由之境

既然“私爱”的产生是由于“道”的失落，那么要消除“私爱”，就必须完成“道”的回归，庄子主张通过“齐物”的方式来破除以自己中心的“私爱”，从而回归于“道”。很显然，回归于“道”之后，“私爱”便没有了存在的空间，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庄子认为是“不为爱人”，再具体地来讲，就是“顺物自然”。

《庄子·大宗师》中讲：“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其中，成玄英对“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疏解曰：“利物滋泽，事等阳春，岂直一时，乃施乎万世。而刍狗百姓，故无偏爱之情。”[1]237很显然，所谓的“不为爱人”就是一种“无偏爱之情”，是对“私爱”的否定。

“不为爱人”从本质上来讲，是对“道”的回归。“道”是一种无分别的状态：“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郭象对“道通为一”注解曰:“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则理虽万殊而性同德，故曰道通为一也。”[1]76每一种事物都有其自己的“理”，如果能够顺应每一种事物都去遵循各自的“理”，而不是用“私爱”去彼此干涉，那么就达到了“道通为一”，在“道”的状态下，“所有事物之间的界限都模糊了，消失了，融化为一”[11]114。很显然，在回归“道”之后，“私爱”便没有了存在的空间，就呈现出一种“不为爱人”的状态。在庄子看来，做到“不为爱人”就不会彼此之间相互干涉，从而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这种“自由”类似于伯林所认为的“消极的自由”：“自由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被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自由也就越广。”[12]171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为爱人”呢？庄子认为必须“顺物自然”。《庄子·应帝王》中讲：“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郭象对此注解曰：“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顺公乃全也。”[1]301郭象认为，“顺物自然”就是“任性自生”，是一种“公”，这与“私爱”是完全对立的。其实，“顺物自然”就是“道”的本质属性，真正做到“顺物自然”之后，就会产生“不为爱人”的客观效果，这就是“道法自然”的状态。

从根本上来讲，“不为爱人”就是一种完全顺应自然的状态，从而不纠缠于“情”的泥沼。《庄子·德充符》中庄子与惠施的一段对话颇耐人寻味：“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其中，成玄英对庄子的“无情”疏解曰：“庄子所谓无情者，非木石其怀也，止言不以好恶缘虑分外，遂成性而内理其身者也。何则？蕴虚照之智，无情之情也。”“因任自然之理，以此为常；止于所禀之崖，不知生分。”[1]227庄子所谓的“无情”，并不是说人应该像草木一样没有感情，而是指摒弃“好恶”的分别，顺应自然之理。“庄子所说的‘无情’的语境意义是很清楚的，即‘不以好恶内伤其身’”[13]。庄子认为，只要存在“好恶”，就会陷入“私爱”状态，纠缠于“情”的泥沼，从而“内伤其身”。其实“私爱”的存在不仅是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对所“爱”之物的伤害，只有做到“不为爱人”，才能使双方都处于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

庄子认为，一旦回归到“道”的状态，就会实现一种自由之境，处于一种自然无分别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根本不需要“爱”的存在。《庄子·胠箧》中描述了这样一种“至德之世”：“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黄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在这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并不是指人们之间由于彼此隔阂不愿意往来，或者地域限制无法往来，而是指人们之间不需要往来，甚至没有彼此往来的意愿。郭象对此注解曰：“无求之至。”[1]367既然人们之间彼此无求，那么就根本不会产生所谓的“爱”，“爱”从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需求。在《庄子》所描绘的“至德之世”中，人们彼此之间无求，也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爱”，“至德之世”就是一种“不为爱人”的状态，人们天然地处于一种自由之境，而不彼此相求。说到底，庄子的“不为爱人”就是一种“顺物自然”，这与卢梭理想中的人类社会自然状态如出一辙：“自然状态中的人，整日游荡于森林中间，没有劳役，没有语言，没有家庭，既不知何谓战争，也不知何谓关系，他们对同类没有任何需求，也没有任何伤害他们的念头，甚至于根本不能区分他们谁是谁。”[14]73很显然，庄子与卢梭理想的自由之境，都是对外在没有任何需求关系，从而处于一种“不为爱人”的状态。

总之，庄子认为，“不为爱人”就是对“道”的回归，就是“顺物自然”，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才能破除“私爱”，从而实现一种自由之境。

三、“顺人而不失己”的包容与自尊

《庄子》中“爱”的哲学可以带给我们丰富的当代启示，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要求我们破除“私爱”，践行包容与自尊的精神。《庄子》认为，只有做到“顺物自然”，才能实现一种自由之境，而“顺物自然”具体到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便要求我们要做到“顺人而不失己”，破除自我为中心的“私爱”。“顺人而不失己”包含有对人与对己两个层面的意蕴：其一，对他人要做到“顺人”，充分尊重他人的合理诉求，这体现了一种包容精神；其二，对自己要做到“不失己”，坚守自己的本性和原则，不因外界的干扰而改变自己，这体现了一种自尊精神。

《庄子·外物》中讲到：“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且以狶韦氏之流观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学，承意不彼。”郭象对“顺人而不失己”注解曰：“本无我，我何失焉!”[1]931这种“无我”状态就是破除自我为中心的“私爱”的结果。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喜欢将这种“私爱”强加给别人，这一点在关系密切的人们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从而也给人际关系造成了诸多困扰。例如，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独生子女家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父母对子女也倾注了更多的关爱，很多父母甚至提前为自己的子女设置好了人生的发展轨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子女身上，而丝毫不考虑子女的个人意愿以及感受。这往往就会造成庄子所谓的“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的结局，父母的良好意愿却造成了子女无法正常自由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爱”所产生的悲剧，而这种“爱”的本质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私爱”。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就认为，达到客观性要以解除自身中心化为先决条件[15]92，很显然，以自我为中心的“私爱”无法实现一种客观性。

“私爱”的存在，从小的方面来讲，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困扰；从大的方面来讲，则直接危及社会的公平正义。《论语·子路》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就是引发学界诸多争议的儒家“亲亲互隐”的问题，其实“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出发点正是基于一种“私爱”，只不过这种“私”已经从个人扩展到了家庭。前面讲到的父母对子女的干涉，父母和子女都是作为个体而存在，从而处于一种对立状态；而在“亲亲互隐”中，整个家庭便成为一种“私”，从而与社会的“公”相对抗，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邓晓芒先生甚至认为“亲亲互隐”已经蕴含着一种腐败的倾向[16]。

要想消除“私爱”所产生的种种危害，我们就需要做到庄子所谓的“顺人而不失己”。“顺人而不失己”包含着对人对己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顺人”蕴含着对他人包容的精神，要求充分尊重他人的合理诉求，不去伤害他人的正当利益；其二，“不失己”则蕴含着自尊自爱的精神，不因外在的干扰而丧失自己的本性，使自己在精神上处于一种“自适”的状态。下面就这两方面分别论述之。

第一，要做到“顺人”，对他人具有包容精神，这种包容精神要求尊重他人的合理诉求，不去伤害他人的正当利益。其实，要做到对他人的包容，首先要做到将对方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而不能将对方视为自己控制的对象。自己与他人在人格上应该是一种平等关系，由于每个人首先是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相对性，因此就不能以个人的意愿去支配他人的行为，而要充分尊重他人的合理诉求。前面讲到的例子，当父母以“爱”的名义要求子女顺从自己的意愿时，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没有将子女视为独立的个体而平等地加以对待，没有做到对子女意愿的尊重，因此容易产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紧张，这就是没有做到“顺人”，没有包容精神所导致的结果。

同理，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如果无法做到“顺人”，无法包容他人的合理诉求，而是从自己“私爱”的角度出发，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由于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以及身份地位不同，因此每个人的思想必然存在着差异性，而且有时候这种差异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面对这些差异的时候，只是从自己的良好意愿出发来要求别人，而不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往往也会造成社会关系的紧张。庄子“顺人”的包容精神便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那就是破除从自我出发的“私爱”,尊重他人的合理诉求，正如《庄子·天下》中所讲：“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总之，在当前一个思想日益多元的时代，我们只有从庄子的“顺人”中汲取包容的精神，才能较好地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不固执于自己的“私爱”而伤害到他人的利益。

第二，要做到“不失己”，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随波逐流，真正地做到自尊自爱。在庄子看来，“不失己”首先是一种“自适”的状态：“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庄子·骈拇》)郭象注解曰：“此舍己効人者也，虽効之若人，而己已亡矣。”[1]336这里的“効”同“效”，也就是效法之义。“适人”就是盲目地仿效别人，而丢掉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坚持“自适”，坚持自己的原则，才能做到“不失己”。庄子的“自适”蕴含着一种自尊的精神，只有充分尊重自己的内心选择，才能做到真正的自尊，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随波逐流，轻易就被外界环境所左右，只顾顺应他人的意见从而丧失了自己，而应该做到的是，不管外界的环境如何，都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安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庄子主张“顺人”是以“不失己”为基础的，如果盲目地顺从别人的意愿而改变自己，那只能是随波逐流。其实庄子所主张的“齐物”也并不是要消除事物之间的差异，而恰恰是建立在尊重事物差异基础上的，因此“不失己”就是要充分尊重自己的本性，真正实现一种自尊精神。

庄子“不失己”的思想启示我们，要过一种自尊的生活，而“自尊”源于一种真正的“自爱”，这种“自爱”便是保持心灵的自由。当前社会上流行着种种评价“成功”的标准，但归结起来只有两个最重要的标准，那就是：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以及获得名誉地位的大小。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以及获得社会承认的名誉，当然算是一种成功，然而成功的标准不应该是如此单向度的，我们的失误在于过多关注外在的层面，也就是庄子称为“物”的部分，而忽视了内在的层面，也就是“心”的部分。当前社会这种评价“成功”的标准诱使人们误以为，不断地获取更多的金钱和名声，自己就可变得很幸福。当人们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对外在事物的追逐之上的时候，他们的精神世界由于得不到滋养，往往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这就是庄子所谓：“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很显然，“心”为“物”所役使而“相刃相糜”，并不是庄子认为的“成功”，庄子所谓的“成功”便是保持一种心灵上的自由。而反观我们很多现代人，自以为追逐到了很多的“物”便是对自己的“爱”，而这恰恰是以对自己“心”的“害”为代价，真正的“自爱”应该是心灵不为外物所役，这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也才是真正做到了自尊自爱。

四、结语

在《庄子》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爱”的哲学与智慧，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发掘并借鉴。“爱”在庄子哲学中更多地是以消极的面貌出现的，是“道”失落后的产物，也就是庄子所谓“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这种“爱”本质上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私爱”，是庄子所极力反对并且要加以破除的。庄子理想状态的“爱”，恰恰是一种“不为爱人”的自由之境，这是一种回归于“道”的状态，能够做到“顺物自然”，是对“私爱”的破除。《庄子》中“爱”的哲学给当代的启示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破除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做到“顺人而不失己”。其中，“顺人”就是要尊重他人的合理诉求，具有包容精神；“不失己”则是要尊重自己的本性不随波逐流，并在纷繁的社会环境中保持自己的心灵自由，这其中蕴含着一种强烈的自尊自爱的精神。总之，庄子“爱”的哲学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发掘，以期为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提供更多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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