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星



于佛堂中言庙堂事——郭沫若佚文续考兼及民国报刊文献的数据化问题

金 星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燃起佛教革命烽火》一文是郭沫若1939年在汉藏教理院演讲的记录稿。该文初刊于1939年《海潮音》第20卷第12号，之后分别被《觉音》《弘化月刊》两种杂志转载。续考《燃起佛教革命烽火》一文，不仅在“史实”层面确定佚文的初刊与转载信息，也在“阐释”层面为郭沫若抗战动员的理念及实践研究提供新材料，而该文被两次“误考”的现象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刷时代”文献考证所面临的局限。

郭沫若；演讲佚文；文化动员；文献数据化

在郭沫若研究中，《燃起佛教革命烽火》是一则极为普通的文献，如果不是专门考查郭沫若与汉藏教理院的关系或者郭沫若在佛教界的抗战动员实践，研究者们很少去引用这则文献，所以关于它的初刊与转载问题也容易被人们忽略。实际上，自1991年周晓芹从《觉音》杂志上发现这则演讲佚文起至今，郭沫若的这则佚文在先后两次“被发现”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考证失误。失误的原因虽然看似都可以归结为发现者的疏忽，但是其背后却隐藏着印刷时代文献考证的大局限。那么，郭沫若的演讲佚文在两次被“发现”的过程中究竟出现了哪些失误？考察这则文献的“发现史”之于我们思考民国文献数据化问题又有何启示？

一、一则演讲佚文两次“被发现”

1991年，《郭沫若学刊》第1期刊载了四川大学图书馆老师周晓芹提供的《燃起佛教革命烽火——郭沫若先生在汉藏教理院讲》一文，这篇文章以“佚文”的方式刊出，并未对郭沫若此次演讲作具体介绍，文献提供者也没有对发现过程加以说明。从文章末尾作者标注的“《觉音》第十二期”的字样，可以得知作者所发现的是1940年《觉音》第12期的刊载文。进一步比照周晓芹提供的佚文和《觉音》杂志的刊载文，却发现周晓芹在转录佚文的过程中，遗漏掉了文章的第三部分，仅仅录至“也就是中庸之道”[1]10就认为全文已经结束，而该期刊载文的末尾明确标注“转载《海潮音》月刊第二十卷十二期”[1]11这说明了周晓芹当时并没有看到结尾部分的内容和转载信息，故而认定这一篇被“截断”的文章是郭沫若在汉藏教理院演讲的初刊文。那么，周晓芹为什么已经查阅到这篇文章，却没有看完全文？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出于疏忽，发现者未看完原文即开始抄录。

从《觉音》杂志上刊载文的排版来看，周晓芹在看完《觉音》杂志1940年第12期的第10页后就再也没有接着看下去，而当期杂志第10页的结尾正是周晓芹提供“佚文”的结尾“……也就是中庸之道”。另外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杂志残损导致信息不全，也就是说周晓芹所拿到的《觉音》杂志1940年第12期，可能是原“四川省立图书馆”收藏的一本残损杂志。第11页已经遗失，甚至连杂志封面目录页也遗失了，所以在周晓芹提供的文献索引中，仅仅提供了刊名期号而没有年份信息。

由于研究者们不易接触到《觉音》杂志1940年第12期上的原刊全文，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现周晓芹所提供佚文的问题。然而事出偶然，如果人们单纯地引用周晓芹提供的佚文内容用以阐释论点，并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多大的偏差，但是一旦具体到文献的发现考证研究，周提供的这篇佚文就很容易对后来者产生误导。2013年《郭沫若学刊》第1期刊载了李斌先生的《郭沫若在汉藏教理院的一次演讲》一文，作者依据最新发现的一则郭沫若演讲记录材料，重新考察了郭沫若在汉藏教理院的这次演讲。在文中作者认为“1939年6月15日出版的上海《弘化月刊》第五卷第九十七期”[2]1刊载的《在汉藏教理院讲：佛教实有发扬光大之必要（节录）》一文是郭沫若1939年上半年在汉藏教理院的演讲。在此基础上，作者将《觉音》上刊载的《燃起佛教革命烽火——郭沫若先生在汉藏教理院讲》一文作为郭沫若1939年下半年在汉藏教理院的演讲，而《弘化月刊》上的刊载文作为郭沫若1939年上半年在汉藏教理院的演讲。经查阅，《弘化月刊》上刊载的《在汉藏教理院讲：佛教实有发扬光大之必要（节录）》大部分内容与《觉音》杂志上刊载的《燃起佛教革命烽火——郭沫若先生在汉藏教理院讲》一文重合，而该期的《弘化月刊》并不是1939年6月15日出版，而是1949年6月15日出版。尽管作者在考证文献的来源时做了许多工作，也为郭沫若在汉藏教理院的演讲做了新的材料补充，但是作者在接触原始材料时，在文献出版的时间上出现了诸多考误：其一，《弘化月刊》第5卷第97期的出版时间实为“1949年6月15日”（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十五日），而作者误认为是“1939年6月15日”，所以文中认为的郭沫若“1939年上半年”在汉藏教理院的演讲是不成立的；其二，《觉音》第12期的出版时间在杂志上没有任何明显的标注，《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目录索引卷》提供的信息是“1939年12期”这也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在当期的一则《本刊重要启事》中，末尾所署时间为“二月十九日”[1]4，同期刊载的《常惺法师周年祭感言》一文中，作者大醒在文末所署的时间和地点是：“二十九年一月五日（即古冬月廿六日），在高邮。”[1]5可以推测《觉音》第12期出版时间当在“1940年2月19日”之后,而作者所认为的“1940年8月5日”这一出版时间不知来自何处。《觉音》第15期的出版时间为“廿九年七月七日”即1940年7月7日，即便存在新旧历的转换，这个日期转换成新历也是“1940年8月10日”。在5日之内接连出三期杂志，这种情况似无可能。综合以上两点，可以得知作者在考证的过程中受到了《觉音》“转载文”的误导，进而导致了时间上的误判。那么，郭沫若这一篇演讲记录究竟初刊于何时，又经历怎样的转载过程呢？

二、演讲稿的初刊与转载信息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有意识使用且有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学者，对于文献引用格外重视。在他们的研究中，诸如《全集》或《文集》之类的汇编文献仅仅是一种目录索引或者内容索引，从来不被当作原始文献来引用。同样涉及《燃起佛教革命烽火》这篇文献的引用，蔡震和谭桂林两位先生在论文中就对原文献作了较为详细的考查，谭桂林在《现代佛教期刊与新文学运动》一文中谈及郭沫若《燃起佛教革命烽火》一文时，引用的是《海潮音》1939年第20卷第12期刊载内容[4]97；蔡震在《郭沫若的缙云诗文缘》一文的注释中特地标注：“讲演词发表于《海潮音》月刊1939年第20卷第12期；《觉音》（1939年）第12期。”[5]166不难推测，2006年由黄夏年主编出版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为他们查阅第一手资料提供了保障。《燃起佛教革命烽火》正式刊载于1939年12月1日出版的《海潮音》第20卷第12期中，虽然这个时间是非常明确了，但是它的稿件早在1939年11月1日前就已送达《海潮音》编辑部。在1939年11月1日出版的《海潮音》第20卷第10—11期尾页的“第十二期要目预告”[6]26中，就出现了“燃起佛教革命烽火”的题目。1939年《海潮音》第12期正式刊出时，添加了副标题“郭沫若先生在汉藏教理院讲”，作者栏署“心月·灵芳·德勇同记”，文中未署名具体演讲的日期。在该期的“编辑室”（类似于“编辑者言”）一栏中，法舫法师特别提及了郭沫若这篇演讲词：“这一期里，郭先生的讲词，我们应该接受他那客观的真诚的启示，现在中国各地的佛教实在是太堕落了！太腐败了！希望有千万的僧青年们，个个都去举起这佛教革命的火炬！”[7]10末尾所署的时间为“古历十月初七日”即“1939年11月17日”。郭沫若的演讲记录稿在《海潮音》初刊后，被《觉音》第12期以《燃起佛教革命烽火！——郭沫若先生在汉藏教理院讲》为题全文转载（文中仅有个别字书写不同），在文章的结尾处添加了记录者和转载的信息：“灵芳·心月·德勇同记”并“转载《海潮音》月刊第二十卷十二期”。在该期的《编后话》中编辑者满慈这样写道：“郭沫若先生是中国文坛的巨星，他以客观的态度，道出佛教的时弊，并叫我们‘燃起佛教革命烽火’，只要不是个‘凉血动物’的僧徒，看了这篇讲稿，谁个不生大惭愧，生负起‘远绍如来，近光遗教’的责任。”[1]28。如果将《觉音》的刊载文视作郭沫若这篇演讲词的首次转载，那么它的第二次“转载”则是以“节录”的方式出现在1949年的《弘化月刊》上。在1949年6月15日出版的《弘化月刊》第五卷第97期的目录中，一篇题名为《佛教实有发扬广大之必要(节录）》的文章，看似与郭沫若在汉藏教理院的演讲无关系，实际上这正是郭沫若演讲词的一份节录稿。在该期杂志的“讲话”一栏它的全部题名为“在汉藏教理院讲：佛教实有发扬光大之必要（节录）”，结尾标注“灵芳、心月同记”[8]3。在这篇节录稿中，编辑者并未署明节录自何处，对照《海潮音》的初刊文后可以认定，不管这篇节录的文章来自记录者提供还是编辑者转载，它们所反映的都是郭沫若在汉藏教理院的同一次演讲内容。因为《海潮音》和《觉音》杂志的刊载文章仅有一处因印刷不清存在差异（1），其它内容完全相同，因此本文不再转录初刊全文。至此，《燃起佛教革命烽火》这则文献在民国佛教期刊中的初刊与转载信息已经非常清楚，为了便于呈现，今依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1.1939年11月1日在《海潮音》第20卷10—11合期末尾的“第十二期要目预告”中出现题目《燃起佛教革命烽火》；

2.1939年12月1日在《海潮音》正式刊出，题目《燃起佛教革命烽火——郭沫若先生在汉藏教理院讲》，作者栏署名“心月、灵芳、德勇同记”；

3.1940年《觉音》第12期以《燃起佛教革命烽火！》为题全文转载；

4.1949年6月15日出版的《弘化月刊》第97期，以《在汉藏教理院讲：佛教实有发扬光大之必要（节录）》为题节录转载，作者栏署名“郭沫若”，记录者为“灵芳、心月同记”。

三、寺庙中的抗战动员

郭沫若在抗战期间曾多次去往位于重庆北碚的汉藏教理院，并且他在院中作了不止一次的演讲。1982年，作家赵清阁在散文《嘉陵江畔》中回忆了1940年6月间他同郭沫若、田汉等人参观汉藏教理院的情景，文中写道：“……他们常请游客中的名流给佛学院的学生讲演，风趣地把这说成是化缘。他们不要布施金银钱财，只要求布施些文化知识。这天郭老就‘布施’了几十分钟的讲演，好像是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还很巧妙地结合了佛法大悲的真谛。听众莫不为之动容，我暗暗钦佩郭老的口才，心里想。这何尝不是郭老在为国家向和尚‘化缘’呢！”[9]73-74“汉藏教理院”，全名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是一所以“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发扬教义，巩固边陲”[10] 819为基本主旨的佛教学校。这所学校最初由太虚法师主持倡建，1932年建于重庆北碚，校址就设在北碚缙云山的缙云寺中。抗战期间多位社会名流曾在该院作过演讲，其中不乏军政界的要人、文学界的名家，郭沫若以“燃起佛教革命烽火”为题的这次演讲是其中较为著名的演讲之一。在这次演讲中，郭沫若一方面从佛教界“腐败堕落”的现状出发，呼吁佛教界重视佛教内部的整顿改革；另一方面从继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号召佛教徒们将佛教“救世利人”的精神发扬光大。在这两大方面的论述中，郭沫若亦表达了他个人对佛教的一些创造性观点。尤其是他将儒家思想中的“道心”与“人心”与罗素哲学中的“创造欲”与“占有欲”结合起来论述，又复而以佛教“一切唯心造”贯穿二者，从而肯定了佛教在发扬创造思维与道德重建等方面的优越性。这些论述不仅反映了郭沫若贯通古今中西、连接现实与理想的学识功底，也反映了他对佛教思想中创造精神与道德旨趣的认同与向往。毫无疑问，《燃起佛教革命烽火》是研究郭沫若抗战动员思想与实践的一则重要文献。郭沫若的这次讲话发生在1939年，处在国民政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重要时期，此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主要负责的工作即是抗战动宣传员。赵清阁后来回忆说郭沫若在为国家“化缘”，不是一句玩笑话。从演讲词中我们发现郭沫若对于佛教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儒学化”和“民族国家化”倾向，他将佛教“革命”与抗战“动员”结合起来，并试图在学僧心中构建起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佛教正是在这样的思考框架下才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也拥有了动员的可能。郭沫若这次演讲中的部分内容和他的一篇题为《文化与战争》的文章内容非常相似，比如他同样借儒家“十六字薪传”[11]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来强调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人心惟危的表现，他说：“惟危，是危毒危险的意思，如果用到了极点，乃至十恶不赦的种种坏事，都能够做得出来，小而言之，就有使人做强盗的可能，大而言之，必定成为世界一个侵略的国家。”[12]比如借用罗素的“创造欲”和“占有欲”来翻译“道心”和“人心”目的在于让学僧们更容易了解日本试图占有中国的现实企图，激发他们的抗日斗志。郭沫若着眼于抗战动员的演讲和梁实秋在汉藏教理院的演讲有着明显的区别，梁实秋着重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僧侣过去的贡献以及将来的复兴[13]145，而郭沫若更倾向于解决战争当务之急的文化动员。他以现有的儒学知识和西方哲学知识，来试图重新阐释佛教的教义，并试图赋予它革命的意义，而这种革命不仅倾向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长远计划，也着眼于当前抗战烽火中的动员救亡的当务之急。尽管郭沫若本人在此段时间里有辞去第三厅厅长职务的行为，但是这次演讲却带有了官方的意味，并且这一次在佛教学院中的动员也充分体现了郭沫若“由情以达意”的动员宣传模式及其在“总体战”视野下的抗战动员实践[14]74。郭沫若这次演讲对民国佛教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现已无从考起，但是从演讲词的转载与节录刊载来看，至少传播范围已经十分广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当年在汉藏教理院亲聆郭沫若演讲的学僧，时隔多年后对郭的这次演讲仍旧“记忆犹新”。1986年，著名藏学家杨化群先生在《我的老师——太虚》一文中回忆道：“郭沫若以《燃起佛教革命烽火》为题，讲了当时抗日运动的动向，爱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寇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事迹；并讲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鼓励佛教徒参加抗战。”[15]2102010年4月，被佛教界誉为“当今唯识学泰斗”的惟贤法师在接受凤凰网的采访时，也回忆到郭沫若的这次演讲。由此可见，郭沫若当年在佛教界的抗战动员确实起到了精神影响作用，但是在“佛国净土”与“民族国家”之间，出世与入世之间，注定了抗战时期中国佛教徒处在精神与现实抉择的矛盾之中，此种精神矛盾很难依托一两次演讲就能够得到缓释。

余论

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郭沫若在文化界的地位亦得到了提升，此时正努力适应新政治要求的《弘化月刊》主编兼发行人游有维，适时刊登了郭沫若十年前的一次演讲记录，他不可能想到这一次简单转载行为，竟然在七十年后进入学术研究中。回溯郭沫若这则演讲佚文二次被“发现”的历史，我们发现在民国期刊中，受作家声誉等诸多因素影响“一稿多刊”“同文异名”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后人在辑注史料时难免忽视了它的首次刊载与二次转载问题。在民国佛教期刊中，现代作家在汉藏教理院的演讲佚文除了“王向辰”（笔名“老向”）的《从文学的观点上来谈谈佛教》未被关注之外，其余如林语堂、老舍、郭沫若的演讲佚文均被“发现”并“重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象中的“边缘人物”，王向辰的演讲文章未被研究者们大张旗鼓地“发掘”和“考证”，也似乎应证了王贺所言的“‘文学史’代价”[16]89的存在，然而一个更值得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佚文被“发现”之后还要经过一次甚至多次的“重考”才能完善文献的历史信息？除了发现者本人的疏忽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

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辑佚和现代文学的生产过程非常相似，除了受研究者/作家个人的意识或才华影响外，印刷出版/数字网络化传播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工作来看，近十余年来的“史料发现热”无不受两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是原刊影印的现代文学期刊集成类书籍的出版；二是原刊数位化或数据化的民国期刊数据库的建设。以民国佛教期刊中的现代文学史料发现为例，近些年来研究者们对佛教期刊中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与考证，受两方面的因素影响较大：第一是受黄夏年先生主编并连续出版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的影响，而第二是受台湾大学“佛学数位图书馆暨博物馆”（Digital Library & Museum of Buddhist Studies）开放使用的影响。至于史料的发现为什么在近三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我想除了学术资料的自然补充、学术伦理的坚守外，学者们借重“史实”来疗救“阐释肤浅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除了模仿“乾嘉学风”之外，大量的史料在近十年间涌现并不单纯是学风改变的原因，工具书的更新与数据库的建设更是为史料发现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以“佛学数位图书馆暨博物馆”数据库为例，在这个具有“题名（书名）、出处题名、著者、关键词、摘要、目次、丛书名、ISBN/ISSN”等多重检索功能的数据库中，研究者们经由任何一个选项都可以依据自己设定的词汇搜集到所要的信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如此便捷实用的数据库在当下的“佚文佚信发现派”那里早已悄然普及。从印刷时代的文献“翻阅”到数字时代的文献“检索”，民国报刊数据化及其初步成型的数据库为史料的发现与考证工作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工具[17]159-176。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发现了“印刷时代”文献史料建设工作的技术局限：由于第一手资料发现难度大，非人人可见可用，这无意间提升了文献发现、考证的意义。复因目力所及有限，其对材料的考证、运用往往挂一漏万，出现了一则文献出现“误判”而“重考”数次的现象。郭沫若演讲佚文自上世纪90年代初次发现至今所经历三次“重考”过程，既反映了现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工作从“印刷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型，也折射出印刷时代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的局限。随着2017年“中国近现代文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建设与研究”课题的立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已经悄然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但是文学期刊文献数据库对于学术的贡献，大约仍集中在欧美史学中强调的“外部考证”（External criticism）或者纯粹“材料搜集”（Material collection）部分，对于不断“进化”现代学术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一切可见之文本即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本”或“超文本”，均可视作是一种广义的“语言修辞”，如今被分类为文学期刊的数据库建设，最终要汇聚到“多民族历史语言语料库”的建设中。

注释：

（1）这一处原文为：“我们再来看，中国一切落后民族的创造欲望，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不□不能创造，即过去先人遗留下来的文化，都让它脱落失掉，怎么说中国人不堕落！”，《海潮音》初刊文中的“□”为印刷不清楚的一个字，《觉音》转载文中用的是“独”。

[1]燃起佛教革命烽火——郭沫若先生在汉藏教理院讲[J]. 觉音，1940（12）.

[2]周晓芹.燃起佛教革命烽火——郭沫若先生在汉藏教理院讲[J].郭沫若学刊，1991(1).

[3]李斌.郭沫若在汉藏教理院的一次演讲[J].郭沫若学刊，2013(1).

[4]谭桂林.现代佛教期刊与新文学运动[J].文学评论，2011(4).

[5]蔡震.郭沫若的缙云诗文缘[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3(1).

[6]第十二期要目预告[J].海潮音，1939（10-11).

[7]法舫.编辑室[J].海潮音，1939（12）.

[8]佛教实有发扬光大之必要（节录）[J].弘化月刊，1949（97）.

[9]赵清阁.行云散记.作家在重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10]世界佛学苑概况报告表(1944年5月)[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北京：档案出版社，1998.

[11]郭沫若：文化与战争[N].大公报，1939-03-19.

[12]燃起佛教革命烽火[J].海潮音，1939（12）。

[13]金星.宗教僧侣与世界文化——梁实秋在汉藏教理院演讲佚文考释[J].齐鲁学刊，2015(4).

[14]刘奎.总体战与动员文艺——抗战初期郭沫若的文化政治实践[J].文艺研究，2016(1).

[15]杨化群.我的老师—太虚[C]//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宗教组编.名僧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16]王贺.“文学史”的代价：论1943年曹禺西北之行及其写作[J].南大戏剧论丛，2016（1）.

[17]王国强.中国（汉学）研究的开放获取学术资源集[J].国际汉学，2017（2）.

Talking about National Affairs in the Temple: The External Criticism of Guo Mo-ruo’s Speech

JIN X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is a recorded lecture of Guo Mo-ruo, which recorded the speech by Guo in Sino-Tibetan Buddhist college (1939), this lecture has been published many times in the different Buddhist magazines. It not only determines the initial and reprint information, but also provides the new research materials for proving Guo Mo-ruo’s conception of “cultural mobilization”，and the fact that the literature has been re-examined three times also reflects the limitation of the criticism in the “Printing age”.

Guo Mo-ruo；speech；cultural mobilization；document digitalization

2018-03-27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战时期国民党官方文学研究”（16CZW048）。

金星（1987- ）男，安徽六安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15

I206.6

A

1004-4310（2018）03-008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