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玉珊



以“鸿眇之才”著“嘉令之文”——论汉魏子书的文章学意义

尹玉珊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汉魏子书既不是讲学教材，也不是辅政工具，而是有思想的文章。因此，汉魏子书自身为文人作文提供了很好的范本。汉魏诸子有文章写作的鲜明自觉性，他们积极投入到文章写作的同时，也主动思考有关文章起源、作用、写作规范和鉴赏评价等问题。无论是文章创作实践，还是理论建树，汉魏子书都是一个宝库。它们对于汉魏之际的文学繁荣与文章学理论建设，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汉魏子书；文章学；文学批评；文体

相比先秦诸子以讲学为目的，汉魏诸子显示出文学创作的鲜明自觉性。汉魏子书骨子里还是文章，汉魏诸子可看成是有思想的文章家。他们的文章既同先秦诸子一样有思想，又能把私己的情感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这点使得他们区别于同时代的一般学者。他们是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具有鲜明的社会担当与批评意识，但因为自身不是政治家，如何写出好文章才是他们要着力之处。因此，相比先秦子书，汉魏子书在文章学方面的意义更值得挖掘。（按：汉魏子书中一些流传较广的普遍为人所知的文章学理论，如王充《论衡》与曹丕《典论·论文》等的文学思想已有很多成果，本文只是简略引证，重点分析那些为人所忽略的且有代表性的内容，展示汉魏子书群体在文章学上的建树）

汉魏诸子对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文章学的理论建树，他们的文章著述不仅在他们身处的时代承担了文学转型的理论使命，而且也为后世文章家提供了风格多样的范本。贾谊《过秦论》继李斯《谏逐客书》之后，推动了政论文的发展，形成了秦汉文章的高潮，对后世文章创作与文章学理论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桓谭《新论》继承贾谊文章借史论政的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疾虚、辨妄的作文风气，他们共同开辟了可与汉赋平分秋色的汉代文章之一途。

一、汉魏子书对文章产生根源的追究与文章功用的探讨

汉魏子书在追究文章产生根源时，往往和文章的功用相联系，因此这两个问题可合在一起探讨。它们考察文章产生的根源包括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客观原因多归结为现实政治社会状况的堕落与恶化，主观原因是指作者对这堕落与恶化的社会现状的感慨或批评。

（一）西汉子书的“环境论”及对文章“化恶”作用的强调

西汉子书在论述文章起源时多强调客观的社会环境，可以“环境论”来概括。诸子在探讨文章功用时，多受制于厚古薄今思想的约束，认为社会状况一代不如一代，而文章是改善糟糕状况的工具，其作用可以“化恶”来概括。

陆贾对文章起源与作用的概括主要体现在他对六经的解读中。他的主要观点有三个：

第一，六经等“文章”的产生源于“礼义不行，纲纪不立”的社会状况。如《新语·道基》篇说：

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1]18

陆贾认为“后圣”定《五经》、明《六艺》是因为“后世衰废”，《新语·辨惑》篇也说孔子作《歌》是因为“遭君暗臣乱，众邪在位，政道隔于三家，仁义闭于公门”。[1]84反之，陆贾认为在“先圣”躬身垂范的礼义行、纲纪立的淳朴社会中，五经、六艺等“文章”基本不需要。

第二，陆贾认为六经等“文章”中包含了仁、义等道德追求，所以能够达到“正风俗，通文雅”的功用。如《道基》篇说：

《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1]30

《新语·怀虑》篇也批评说：“夫世人不学《诗》《书》，存仁义，尊圣人之道。”[1]137六经中包含的道德要义不只仁、义两端，但陆贾只拈出这两点来应对汉初时政之需。

第三，陆贾认为载有“仁、义”之道的五经等“文章”，是作者有感于现实的堕落之后，或以“伤”或以“叹”的形式作用于现实的成果。如《新语·辨惑》篇说孔子作歌：

故孔子遭君暗臣乱……故作《公陵》之歌，伤无权力于世，大化绝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1]84

《新语·至德》篇也说：“故《春秋》重而书之，嗟叹而伤之。”[1]121无论是《公陵》之歌，还是《春秋》，都是“后圣”对现实问题思考后的产物。

陆贾在阐释“文章”的作用时，既能继承先秦“文载道”“诗言志”的思想核心，又能加以理性地概括，改变前人高而泛的表述方式，使人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如《新语·慎微》篇说：

故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矫以雅僻，砥砺钝才，雕琢文彩，抑定狐疑，通塞理顺，分别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1]97

他总结“诗”的主要作用有二：对事理的“定狐疑”与“别然否”；对人情性的治理与提升。

陆贾的诗教说，相比孔子的诗教说更具概括性，即使和《诗大序》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2]270“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2]271的陈述相比，也显得更理性、更简练。

陆贾借六经谈文章的起源与作用，其实有“六经注我”的特点，他的解释既有自己研读六经的心得体会，更带有推行自己“仁政”思想的目的，不是纯粹的文章学探讨。

《淮南子》一书对文章的起源与作用的概括主要集中在《要略》篇中，《泰族》篇也有少量文字加以探讨。概括地说，他的主要观点有三个：

第一，刘安在论述文章起源时大抵也是着眼于社会问题的发生与消弭，他在文中分别以太公之谋、儒者之学、墨子文章、管子之书、晏子之谏、纵横修短、刑名之书等的应时产生为例，大有“一代有一代文章”的思想雏形。他在篇中以对比手法，阐说以往的那些言论与著述因为各有所偏，因此都有“与世推移”的特点，而自己的《淮南子》却具有时空传播的无限性。他在批评他人著述时思考还是非常理性的，但是评价己作时就显得颇自负而有自夸之嫌。

第二，他讨论“书论”的作用时也是一分为二的：纪纲道德、经纬人事，道（理）、事并重。文中分别论述二十篇所针对的问题以及欲达到的目的，可见他著书前在宏观架构上的周密考虑。值得重视的是，在道（理）、事并重思想指导下，刘安对著作“书论”的方法和内容作了详尽的规范与探讨，体现了子书立意的高远、规模的宏大与内容的广博这三方面的追求。

他在分别五经的教化作用时说：“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淮南子·泰族训》）[3]674他的认识，不同于荀子偏重五经内容的总结（见《荀子·劝学》），而且也突破了五经在人性道德上的养成作用。他所总结的《周易》对于人的“清明条达”风貌的培养，和《春秋》对于人的“刺几辩义”能力的培养作用，视角非常新颖。

第三，他在论述文章教化作用时，着眼于“情”的感发上。“抒情”是作者对文章的利用，“动情”是文章对受众的作用，“情”在作者、文章与受众之间完成了传递过程。如《淮南子·泰族训》篇说：

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辩，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呕，闻者莫不殒涕。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3]693

刘安的原意是要慎重选择用于宗庙的音乐，防止那些“清于耳”“快于口”的悲怨之声进入庙堂，而对听众产生与“君臣以睦”“父子以亲”的追求相悖的影响。但我们在他的描述中，却也看出了他清晰地认识到文章在“抒情”与“动情”方面具有的显著效果。

贾谊对文章起源与作用的概括也体现在他对六经的解读中。他认为六经及其他文章都是“道德”的载体，但它们在对人的各种品质养成上的分工则有所侧重。如贾谊《新书·道德说》篇云：

《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此之乐者也。[4]325

文中所言之“此”指的就是“道德”，陆贾认为它是贯穿于六经中的灵魂。但六经对于人的各种道德的养成又各有所长，如《新书·傅职》篇云：

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宜。或称《诗》，而为之广道显德，以驯明其志。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教之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任术，使能纪万官之职任，而知治化之仪。教之训典，使知族类疏戚，而隐比驯焉。此所谓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者也。[4]172

这里贾谊只举四经为例，阐明它们对太子的心、志、气的历练与等级名分的认识作用，兼及语、故志、任术、训典等对于太子在“圣人之德”的养成上的辅助作用。

扬雄对文章起源与作用的认识大多没有超越前人：他关于五经的“应时而造”（《问神》）[5]144说与刘安相似；他说自己作《太玄》的目的就在于“为仁义”[5]168，同于陆贾。但是他在《法言·问神》篇说：“圣人之辞浑浑若川。顺则便，逆则否者，其惟川乎！”[5]163这一句以川为喻，生动描述了圣人文章的强大感染力与教化功能。

（二）东汉、三国子书“条件论”及对“立言”不朽作用的宣扬

西汉诸子认识到文章产生多为“应时而造”，但他们着重强调的还是客观的“时”，而相对忽视了作者“应”时的自觉主动性。两汉之际的桓谭，在思考文章产生根源时却能跳出如来佛的掌心，实现了从西汉“环境论”向东汉“条件论”的过渡。他在《新论》中说：“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淮南不贵盛富饶，则不能广聘骏士，使著文作书。太史公不典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6]1-2桓谭所谈的“条件”是与作者遭际密切相关的小环境，区别于前人所说的大环境。这些“条件”中，“左迁失志”与“典掌书记”相对，“贵盛富饶”与“贫”相对，可见桓谭论文章产生的“条件论”正好取消了“条件”本身，也可说是无条件论。桓谭的“条件论”不囿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相比司马迁的认识更具学术思考的理性色彩，给予曹丕的启发很大。

王充虽然极其肯定桓谭在“论”体文上的成就，但是他未能认识到桓谭“条件论”的学术创新性，所以他对于文章产生根源与作用的思考不仅没有超越，甚至有些倒退。他在《论衡》中只是一味地拔高文章的现实功用，他的表现更像一个摇旗呐喊的斗士，而不是言之有据的学者。如：

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作》）[7]1 178

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陆贾消吕氏之谋，与《新语》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错之策，与《新论》共一思。（《论衡·超奇》）[7]608-609，612,617

王充以充沛的气势与自信鼓吹陆贾《新语》与桓谭《新论》的政治功用，而不是条分缕析地论证。但是王充能认识到“论”体文因对“世间事”批判的广泛与深刻，而在干预时政方面远远超越其他文体之上，他赋予它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认识到文之卓越与人之才识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一点为前人所未发。

崔寔《政论》（首篇）说：“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吊屈子以抒其愤者也。”[8]42周生烈《要论·序》云：“张角败后天下溃乱，哀苦之间，故著此书。”[9]487（按：见马总《意林》）他们的论点都与桓谭“条件论”相近，但倾向于司马迁强调的悲愤与哀苦的一面。

其他如王逸《正部·折武论》（按：笔者以为《折武论》当为《正部》之一篇。）说：“苞含六艺，游览百家，用道德为弓弩，□仁义为铠甲。”[10]789王逸认为不仅“六艺”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诸子百家也莫不如此。

王符论文章产生也持应时而造的“环境论”，如《潜夫论·班禄》篇说：“其后忽养贤而《鹿鸣》思，背宗族而《采蘩》怨，履亩税而《硕鼠》作，赋敛重而《谭》告通，班禄颇而《倾甫》刺，行人定而《绵蛮》讽，故遂耗乱衰弱。”[11]168他倾向于认可文章对时事的讽刺与批判作用。但《潜夫论·务本》篇中所说的：“夫教训者，所以遂道术而崇德义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11]19这里却又美刺并举，批判的锋芒黯淡了不少。

曹丕的《典论·论文》对于文章的诸多方面都有评论，他对于文章产生根源的讨论也能发表独到见解，他论作者“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12]721虽不出桓谭“条件论”的藩篱，但也是他本人心得；关于文章功用，他虽然发出了“经国之大业”的惊天言论，其实在文中并没有认真论证。在这一问题的思考中，他最具发明性的当是“不朽论”。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10]1 089

曹丕强调文章“不朽”的功用，扬雄也说过文章“不朽”，但扬雄是说“圣人之言”对于后世的教化作用比丹青更久远而至不朽（《法言·君子》篇），曹丕是说著者借助文章传世而至声名不朽。曹丕发扬了臧文仲“立言不朽”的传统，并赋予它以个体与文学自觉的时代要求，令其光芒烛照万世。

桓范也有“不朽论”，他在《世要论》中说：“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倜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10]1263他认为文章作用有二：记是贬非与流誉千载。前一论点同于王充等人，后一论点与曹丕“不朽论”同。只是他认为著者之“不朽”需要建立在其著作能使“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的前提下。

葛洪《抱朴子》云：“陆君临亡曰：‘穷通时也，遭遇命也，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余谓：仲长统作《昌言》未竟而亡，后董袭撰次之；桓谭《新论》未备而终，班固谓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赞成陆公子书？”（《太平御览·著书》）[13]2 709-2 710陆机也有立言不朽论。由此可见，“不朽论”不仅在曹魏时期几乎为文人共识，在后世也逐渐为学者文人所接受，大大推动了文士从事文章著述的积极性。

杜恕《笃论》云：“考实性行，莫过于乡闾；校才选能，莫善于对策。”[10]1 293阐述了“对策”这种实用文章对于选拔人才的重要作用，其实也是把文章与学识、思想紧密联系。谯周《法训》注意到文章的抒情作用：“今有挽歌者，高皇帝召田横，至于尸乡自毙，从者晚至宫不敢哭，而不胜其哀，故作为此歌，以寄哀音焉。”[10]1 862谯周重视作者“情”的表达，相比《淮南子》的“情”论并无超越。

以上可见，汉魏子书论述文章产生的根源与作用时其目的有差异：一是灌输思想而旁及，一是专门的文章学术探讨，两者间大致以桓谭《新论》为界；它们论述文章产生的根源大概有一个从“环境论”到“条件论”的转变，变化也从《新论》始；它们对文章作用的表达大致可分别以“教化”与“不朽”来概括，曹丕《典论》之前仅关注社会教化与个人修养，《典论》之后兼及个人声名不朽。

二、汉魏子书对文辞态度与表现方法的争议

汉魏子书对于文章文辞的探讨主要围绕两对关系展开：“理”与“辞”的关系；“繁”与“简”的关系。前一对关系其实是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后一对关系，则只是针对文辞。汉魏诸子因为关注写文章，更加注重文辞的作用，他们关注的态度又可一分为二：重视文辞的形式美，惧怕文辞对于“文意”的损害。

汉魏子书中最早关注文章文辞者始于《淮南子》，它围绕文、质关系展开讨论，表现出重质轻文的倾向。如《说林训》中说“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质有余也”（按：《说苑·反质》也有类似语句）[3]583，《诠言训》中说“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3]478，《人间训》篇说：“故繁称文辞，无益于说，审其所由而已矣”[3]625。刘安认为繁琐的称说、美丽的辞藻对于劝谏无益。他否定文辞的繁琐与华美，但并不否定文章用以传情达意的方法，比如《要略》篇有一段话极力称赞“喻”的手法：“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3]707他之所以如此称“喻”，是因为运用了“喻”的手法，文辞就变得生动形象，从而有助于明事理。《泰族训》篇又说到“兴”的表现手法：“《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3]675他在论述时虽然也着眼于文章的“大义”，但同时也强调了“兴”的表达方法对于“大义”阐发的重要价值。

刘向著书善于博采众长，他的《说苑》《新序》中有很多故事与《淮南子》雷同，但是他在文、质关系上却不全认同刘安。《说苑·修文》说：“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14]499“文质修”与“有质而无文”的区别如同人道与牛马，其间差距可想而知。这表现出刘向对于文辞尤其看重，基本持文质并重的思想。

扬雄的文章学思想在其人生的前后阶段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法言》中的文章学理论是他鄙弃辞赋等“丽文”之后产生的。因为要纠正前期思想之偏而矫枉过正，走向另一极端，如《法言·吾子》篇云：“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5]60

他虽然说君子著述应该“事、辞称”，其实骨子里还是重质轻文。如他在《君子》篇中批评司马相如赋“文丽用寡”，司马迁“爱奇”，就是反对文辞的反映。虽然他后期鄙视辞赋为“小道”，但拈出一个“丽”字概括赋与楚辞的共同特征，是建立在自己写作实践上的文学总结，导曹丕“诗赋欲丽”说之先声。

桓谭与扬雄相比，则对文辞比较重视，他在《新论》中评价《吕氏春秋》与《淮南子》道：“乃其事约艳，体具而言微也。”[6]2他从“事”与“言”两方面肯定两书，认为这才是它们“一字千金”的真正原因。

王充《论衡·自纪》篇也说：“以圣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说丘野，不得所晓，无不逆者。”[14]1 192“故鸿丽深懿之言，关于大而不通于小。”[7]1 193他从受众的理解能力出发，重视文辞雅俗与深浅的调整，其思想对于前人是一大飞跃。

王充之后的诸子大约都能认识到文辞的重要性，但是罕有超越上述诸子者。

东汉王逸《正部论》云：“《淮南》浮伪而多恢，《太玄》幽虚而少效，《法言》杂错而无主，新书繁文而鲜用。”[15]2 460他不认同汉代子书文辞上的进步，应该是带有厚古薄今偏见的，是退步的文章观。王符的文辞观，也表现出退步的倾向，因为他所处时代混乱，改变时政的思想比较强烈，因而对文章写作很难开展纯粹理性的讨论。《潜夫论·务本》篇云中批评道：

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11]16、19

这段文字表现出王符着眼于批评，欲扭转世风、文风的强烈使命感。

刘劭《人物志》中肯定了司马迁与班固为能“属文著述”的“文章”家（见《流业》篇），他又在《七缪》篇中说：“文本辞繁”，[16]163他是说年幼擅长口谈的人，长大写文章也必然富于文采，可见他对于文辞的态度是肯定的。

仲长统《昌言》有一句佚文：“英辞雨集，妙句云来。”[17]427虽然不知他描述的对象，但从字里行间可见言说者对于“英辞”“妙句”是持欣赏态度的。

桓范对于文辞的思想相对保守，大概也与他批判的视角有关，《世要论·序作》说：

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之徒，斐然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18]582

吴国诸子虽然强调辞、理并重，但大体上还是向重理一方倾斜。如陆景《典语》云：“昔贾生尝陈阶级，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贤其遗言，博引古今，文辞雅伟，真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硕谟也。”[10]1 432陆景虽以“雅伟”称赞贾谊的文辞，但他强调的还是它们对于贾生“王臣”身份的服务性。秦菁《秦子》云：“顾彦先难云：‘有味如醽，而不醉人；其味如黍，饮之则醉，何也？’秦子曰：‘醉在小人，不在君子。吾欲锦中而纻表，不欲绣外而麻裹，犹论者宁匮于辞，不匮于理。’”[9]583在菁眼中，甚至可以对理、辞的不同追求，来区别君子与小人。殷基《通语》云：“才贵精，学贵讲。质胜文石建，文胜质蔡邕，文质彬彬，徐干庶几也。”[9]444从其文意看，殷基更欣赏文质彬彬的徐幹。

以上可见，文质之辩一直贯穿于汉魏两代、三国之中，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及个人身上的表现不尽相同，很难梳理出一个清晰的发展趋势，只能说一直处于复杂曲折的过程中。

三、汉魏子书对文学批评与欣赏的认识

汉魏子书中有关文学批评与欣赏的认识大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批评的态度与条件，诸子或者从作者身份出发，表现出对“知音”的渴求；或者从批评者角度出发，提出对文体特点、文学规律与文人生平、思想以及个性认知的要求。二是诸子在进行文学鉴赏实践时，提出了很多文学理论学说与审美范畴，对于文学的独立与自觉起到助推作用。

陆贾《新语·术事》篇云：

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1]44

陆贾首先批判了世人贵古贱今的思想，认为文章著述的传播虽然有待知音，但也希望批评者能树立基本的批评标准，即追求文章对现世的功用，而不要过于看重作者出身。他的文学批评观不囿于思想门槛，非常融通，是汉初百家思想融会贯通的表征之一。

《淮南子·人间训》篇云：

夫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此《延路》《阳局》，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3]619-620

刘安在此提出文学批评受制于欣赏者的水平问题，“听者”的艺术修养限制了对《采菱》《阳阿》等高雅音乐的正确评价，即不同层次的文学有不同水平的受众群。刘安所举歌唱的例子与宋玉所举“曲高和寡”的故事情节相似，但是关注的重心已大不同，宋玉是说明歌者水平有高低，雅者寡少、俗者众多，操雅歌者在俗众中很难取得一呼百应的轰动效应。刘安这里是关注受众的层次，已跨入文学批评领域。

扬雄的“言为心声”说在后世影响很大，这是他在《法言·问神》篇提出的：

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面相之，辞相适，捈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口昏 口昏 ，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5]159-160

虽然扬雄的“言为心声”说源于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但在他这里又有进一步发展，他把作者人品与文品的一致性提到一个极致的高度，夯实了汉代文人“心里文表”文学批评认识的基础。

扬雄还关注到作者褒贬对于时政治乱的曲折反映，他在《法言·孝至》篇说：

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也。齐桓之时緼，而《春秋》美邵陵，习乱也。故习治则伤始乱也，习乱则好始治也。[5]543

这里扬雄不否认时政和文学之间的对应关系，但他也注意到了时政治乱与作者褒贬态度并不一一对应。一个人如果久经乱世——即所谓“习乱”，那么即使看到时政有一点好的萌芽就会欣喜若狂，他会在文章中表达自己的喜悦与赞美，不能因此就判断他所处的时代是清明理想的；反之，一个人如果久经治世——即所谓“习治”，那么即使看到时政有一点不好的预兆就会怒不可遏，他会在文章中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指责，不能因此就判断他所处的时代是浑浊腐朽的。扬雄这一思想发前人所未发，尤其值得注意。

扬雄的文学批评思想还散见于以下各篇之中，如扬雄《法言·问神》篇云：

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谯乎！[5]155

扬雄的思想虽然有厚古薄今之意在，但是总体上是表达出一代有一代文章之风貌，当然他认为不同的文章风貌与其时的政治面貌是紧密联系的。他在《孝至》篇也表达了自己观《诗》知政的思想：“或问‘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观《书》及《诗》温温乎，其和可知也。’”[5]543扬雄在《重黎》篇中分别以“立事”“品藻”“实录”评价《周官》《左氏》与《史记》三书，可视作是他文学鉴赏思想的实践。

桓谭批评鉴赏的思想主要是“知音论”，这出自他的《新论·琴道》篇，主要有以下两段文字：

晋师旷善知音。卫灵公将之晋，宿于濮水之上，夜闻新声，召师涓告之曰：“为我听写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晋。晋平公飨之，酒酣，灵公曰：“有新声，愿奏之。”乃令师涓鼓琴，未终，师旷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6]66

成少伯工吹竽，见安昌侯张子夏，鼓琴谓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为知音。”[6]70-71

桓谭论知音存在的现象，论知音存在的条件，他认为知音不出于天成而在于多闻。他在《新论·道赋》篇还有一段文字谈及文学批评，虽不提“知音”二字，实际上是说知音的练成离不开熟习：

扬子云工于赋，王君大晓习兵器，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曰：“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6]52

仲长统《昌言》有佚文“疏濯胸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洁，白不可污也”[9]500。因为上下文有遗失，影响对此段文字的准确解读。但是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有一句，无论大意还是句式都与此句非常相似：“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19]493参照刘勰此文，可否认为仲长统也是在谈论文学创作时的文思问题呢？无独有偶，《昌言》佚文还有一句“英辞雨集，妙句云来”[9]501，正是描述创作过程中灵感降临的状态，可证，《昌言》中有论文学创作的言论，遗憾的是其内容亡佚不可复见。

王充《论衡》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历代文人著作的批评中，具有一定的规模，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批评体系。这一点前人论述非常详尽，笔者不一一赘述，只拈出他在《论衡·自纪》中对行文“易晓之美”的要求简要谈谈。他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7]1 196“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7]1 197因此“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7]1 196。王充一改历来文学批评重雅轻俗的传统，从“俗人”的文化水平着眼，确定行文平易可晓的可行性。因此不能根据行文雅俗与否，判定著述水平高低。

吴人周昭在其《新论》中有一段品评吴国文人的文字，可以看出他欣赏的角度和方法：

薛莹、王蕃，器量绰异，弘博多通；楼玄清白节操，文理条畅；贺劭厉行贞洁，机理清要；韦曜笃学好古，博观群籍，有记述之才。胡冲以为玄、劭、蕃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劭当次之。华核诗赋之才，有过于曜，典诰不及也。[10]1 437

周昭认为：文人所擅长的文体各不相同，评价作者要依据文体差异分别衡量；文人的器量、节操、个性与学识都会反映到文章当中，因此形成不同风格的文章面貌。这就说明他要求文学鉴赏与批评既离不开对文体特点的认识，也离不开对作者的学养与个性的了解。周昭的文学批评联系文体特征，这点和曹丕《论文》观点相似；文学批评联系作者的个性与学识，则突破了扬雄“言为心声”说中偏重道德思想的考量，又不似曹丕把文章水平的差异纯粹归结为抽象、先天的“气”。

汉魏子书也有针对文学作品提出一些审美范畴，如桓谭的“象神”，仲长统的“虚静”“澡雪精神”，曹丕的“气”等，虽然他们不曾对这些范畴做出准确的界定与详尽的阐释，但是已经体现出他们对于文学理论总结的自觉意识，而且对后世文人的文学观产生了启示作用。

从《淮南子》开始关注文学批评中的受众问题，到扬雄的“言为心声”说，再到桓谭的“知音”说和王充的“易晓”说、曹丕的“气”论，可以看出文学批评鉴赏理论在汉魏子书中走向成熟与自觉的大致趋势。

四、汉魏子书对各种文体的讨论与对“论”体文树典垂范的作用

汉魏子书中涉及到诸多文体的探讨，促进了文体的规范意识，使得文体分类更加细化。子书中的专论篇章也为“论”体文章的创作提供了文章典范。汉魏子书涉及的文章类别除经、传等沿袭传统的经学标准划分的文体外，还涉及到赋、语、故志、任术、训典、论、书、铭、诔、赞象等文章类别，诸子对它们的探讨实际上可当作文体论看待。

（一）汉魏子书对各种文体的讨论

子书中涉及到的各种文体，依据被讨论的频次排列如下：

1．论“赋”

汉赋对汉代文人的影响是久远而深刻的，很多文人年轻时都曾经历过一个诵赋、作赋的狂热阶段，诸子中尤以扬雄与桓谭为代表。因此考察二人对赋的评论，能非常真实地反映出赋对文人精神生活的作用以及赋的演变。

扬雄对赋的态度前、后两期形成鲜明对比，他前期创作的“四大赋”与后期在《法言》中对赋的批评否定，在赋体文学发展中与赋的批评领域都具有显著影响。扬雄后期对赋的极端贬抑有失偏激，但这种偏激正是他后期在学术上理性追求知性启发的体现。即便如此，扬雄对赋的批评还是具有一定的文体参照价值。扬雄毫不否认赋的审美娱乐功能，但他更介意赋在知性启发上的低能，所以他在《法言》中一再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吾子》）[5]45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吾子》）[5]49-50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鸟兽，其著意子云，长卿亮不可及。”（《佚文》）[5]606

扬雄虽然把赋比作“童子雕虫篆刻”，而且全盘否认它的讽谏作用，但他以“丽”称赋，也不否认司马相如用“雾縠”来比喻大赋，说明赋的形式美在当时是得到公认的。他比较屈原与司马相如作品，在对屈原以“上援稽古，下引鸟兽”的褒扬中显露他的求知追求，也真实再现了汉人眼中辞、赋无别的情况。

桓谭《新论》设专文谈赋的鉴赏与创作，可惜传世文献仅保留极少内容。桓谭在《道赋》等篇中以自己与扬雄作赋的经历说明作赋之不易：既要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又要有充沛的精力，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写出高水平的赋作来。桓谭虽然也如扬雄一样对求知充满渴望，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写赋的过程需要借助于强烈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虽然能深刻打动读者，但对作者的心力损耗比较严重，因此它也才能充分发挥对人事的或美或刺的功用。如他在文中所举自己“尝激一事而作小赋”[6]52的例子，“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致病”[6]52；扬雄跟随成帝上甘泉应诏作赋，“一首始成，卒暴倦卧”“大少气，病一年”[6]52的经历，两例都说明作赋对于作者心力的极高要求。而刘勰《文心雕龙》转述的一段：“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平章要切断而能悲也。”[6]53文中可见桓谭对于司马相如的《吊二世赋》做过鉴赏性评价，以及他注重赋作的悲剧情感宣泄作用。

曹丕的《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他对赋的审美认识与扬雄、桓谭相近。在上节引用的周昭《新论》中，有“华核诗、赋之才，有过于曜，典、诰不及也”[10]1 437，也涉及到诗、赋二体，不过未能展开讨论。

虽然上述诸子诗、赋并提，但论赋多而论诗少，而且《诗经》之外的诗歌作品几乎不受诸子关注。

2．论“论”

赋之外，诸子关注最多的是“文”，而“文”中，最为密切的讨论是“论”，依据余嘉锡的观点，此“论”多指子书。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说：“论文之源，出于诸子，则知诸子之文，即后世之论矣。”[20]66-67

桓谭《新论》说：“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又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6]53如果此处他所说的“丽文”指受谶纬思想影响较重的汉赋等著作，“刘、扬言辞”指的是刘歆与扬雄那些“蕴含着学术思想与精神追求”的文章[21]125，那么这些文章只能是“论”文。所谓“有得”强调其思想内涵与精神追求，区别于汉赋的“丽”与“美”两个形式上的审美指标。

对“论”体文的探讨以王充《论衡》最为详尽，他标榜桓谭《新论》为“论”文的最高典范，可知他书中指代文章的“论”确指子书。王充的“论”文观，主要体现在他对于《新论》以及《论衡》的评价与期望之言辞中。总结他的观点，可见他认为“论”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辩真伪、疾虚妄。他推崇桓谭《新论》说：“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7]609这也是他对己作《论衡》的设定目标，在书中他也分别针对虚、妄这两方面内容进行集中批判，比如《书虚》《变虚》《异虚》《感虚》与《语增》《儒增》《艺增》等两组篇目，都是他这一主旨的体现。辩真伪、疾虚妄的目的又在于求真、求实，因此他“论”文重实用。他说：“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7]1 156并且设言“韩蚤信公子非，国不倾危”[7]1 157，就是“论”文在政治上具有实用价值的体现。

第二，“论”文贵“奇”。奇即独创，表现在两个方面：立意奇，文墨奇。“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于外”（《超奇》）[7]608，“文由胸中出，心以文为表”（《超奇》）[7]609，都是他重视“论”文独创性的体现。他又说：“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7]609“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7]609“论”文因为独创，发前人所未发，因此才会“奇”。王充在心谋之奇与作文之奇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视纸谈等于实战，因此得出孔子为素王、桓谭为素相的结论。从这一点说，求奇和求实的追求是一体的。

王符《潜夫论·贤难》篇云：

观其论也，非能本闺阁之行迹，察臧否之虚实也；直以面誉我者为智，谄谀己者为仁，处奸利者为行，窃禄位者为贤尔。[11]48

王符强调“论”文的立意应该高远，批评一些人不顾事实地建虚妄之论以沽名钓誉。他的观点与王充类似，说明“论”文在辨明事理、言论方面的思想指导作用相比其他文体具有绝对优势。

3．论“铭”“诔”“赞”等

扬雄强调铭文重在使人“戒慎”，如《法言·修身》篇云：

或问“铭”。曰：“铭哉！铭哉！有意于慎也。”[5]88

此处的“铭”虽然主要指“刻器”这一行为，但刻器必有铭文，扬雄对于铭文的要求也就隐含在了“戒慎”这一功用中。

曹丕《典论·论文》云：“铭诔尚实”。所谓“实”，当指符合事实或史实，即真实不虚伪，与“奏议宜雅”“诗赋欲丽”“书论宜理”对举，突出了它的简朴叙事性特点。

桓范《世要论》中有《铭诔》的文体专论，它们在文体学上的价值毫不逊色于曹丕的四字箴言。其文为：

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动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赞，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罪莫大焉。[10]1263

桓范批判当时铭诔文章有攀权附贵的流弊，门生故吏执笔时又往往不是“虚美”就是“隐恶”，因此“戒慎”的功能弱化而褒颂的功能在加强。

《世要论》中还有《赞象》篇，其文为：

夫赞象之所作，所以昭明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宜由上而兴，非专下而作也。世考之导之，实有勋绩，惠利加于百姓，遗爱留于民庶。宜请于国，当录于史官，载于竹帛。上章君将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几之所耻也。[18]581

桓范认为赞象（或赞、象）这种文体的创作目的在于明勋德、咏政惠，但是执政者的勋德与惠政，是臣下眼能见而心所感的，这样才有做赞象的必要和动力，写出来的赞象也才能真正实现“上章君将之德，下宣臣吏之忠”的教化功能。如果执政者“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而臣下生编硬造些假像来作文，则与赞象的主旨相悖离，淆乱了社会道德秩序。

4．论“挽歌”

谯周《法训》云：

今有挽歌者，高皇帝召田横，至于尸乡自毙，从者晚至宫不敢哭，而不胜其哀，故作为此歌，以寄哀音焉。[10]1 862

谯周云“今有挽歌”，可见挽歌是谯周当时所亲见。挽歌的起源可追溯到田横之死，挽歌的作用是寄托“哀音”。这一观点也为后人所认同，如干宝《搜神记》也记载了“挽歌”的起源，原文为：

挽歌辞有《薤露》《蒿里》二章，汉田横门人作。横自杀，门人伤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水，易稀灭。亦谓人死精魂归于蒿里。故有二章。[22]189

干宝所述更为详尽，《薤露》《蒿里》的得名分析得也比较合理。从这两个材料分析，挽歌在汉魏时期的存在是可信的。而且，它的产生也非常符合先秦时期在音乐艺术上存在的一种以悲为美的审美追求。韩娥的歌哭、雍门周琴感孟尝君的故事，与挽歌的悲美追求相一致。

5．论其他文体

贾谊《新书·傅职》篇云：

教之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任术，使能纪万官之职任，而知治化之仪。教之训典，使知族类疏戚，而隐比驯焉。此所谓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者也。[4]172

此段文字中贾谊罗列的著述都是“傅”用来教育太子的教材，其中除《春秋》《礼》《诗》《乐》外，还有语、故志、任术、训典四类。韦昭解释了这三类文献：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也。任术，校注云“谓任人之术”。既然著述有不同的类别，而且教育太子的功用也有差异，因此可以视作不同文体。（按：俞志慧在《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前言》中把先秦文献中的“语”界定为“五经”之外的古老文类和教材，他的结论是可靠的。“语”的表现形式为“嘉言善语”，与韦昭注相符。所谓“文类”，没有文体的界定严格，但是已经接近文体了。）跃进师在他的《贾谊所见书蠡测》中也认为这是些具有文体意味的文章，他说：“我认为，‘语’‘故志’‘任术’‘训典’等也应加书名号。”并认为“‘故志’‘任术’所指未详，但既然与《诗》《礼》等并论，应当是儒家修身之书。”[23]

贾谊不仅论及“语”这一文类，而且还在《新书》中有意搜集与保存了先秦“语”类文献，这类文献集中在《俢政语》《礼容语》两篇中。贾谊身为“太傅”，时时以上古“太傅之任”来要求自己，而据《新书·保傅》篇可知太傅之职在于“傅之德义”，这个目标与先秦之“语”教育目的相符，所以他在《俢政语》《礼容语》两篇中汇编了先秦“语”类文献用作教育王子的教材。（按：《新书·礼容语下》中有一段详细解释《昊天有成命》一诗的内容，完全可以看作贾谊说《诗》的笔记。详见《新书校注》）《新书》其他篇中也时常引用先秦经典之外的“语曰”作为论据，可以说明他对先秦“语”体文献的熟悉。只是他搜集整理先秦“语”体文献的意识很明确，但缺少对其进行理论总结的热情。这样的特点不仅体现在贾谊一人身上，刘向等人也有类似倾向。这种现象不能说明汉魏诸子的文体自觉意识不鲜明，可能更因为这些曾经在先秦非常流行的文体，到了汉魏时期已经少有人涉及，因此对其进行规范的意义不大。

结合韦昭注看，“故志”当为史书类文体，“训典”为政书类文体，均有文体区分的意义，只是“任术”语意不明，存疑。

曹丕在《典论·太子》篇的《序》中有论述家书的一段话为：“余蒙隆宠，忝当上嗣。忧惶踧踖，上书自陈。欲繁辞博称，则父子之间不文也；欲略言直说，则喜惧之心不达也。里语曰：‘汝无自誉，观汝作家书。’言其难也。”[9]510曹丕在文中坦白自己做家书时的矛盾态度，他说家书一体不同于其他文章，作文章不妨“繁辞博称”偏重文采，但是家书则以言“喜惧之心”为主，注重情感表达的真切，关键是情真与文采之间的关系如何拿捏才能恰到好处，这也充分表达了曹丕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

上节引用的周昭《新论》中，有“华核诗、赋之才，有过于曜，典、诰不及也”[10]1 437，涉及典、诰两种文体，只是未能展开论述。但是他依据文体来评价文人成就，也说明分别文体在当时的文学批评界已是习惯使然。

（二）汉魏子书对“论”体文的树典与垂范

《新书》《昌言》等子书为贾谊、仲长统等所写论文的底稿，从酝酿之始至编定成书，有些即以单篇的形式开始传播。这一个个专题积累下来，不是为自己看，也没有机会上达高层、进谏君主，所以对民间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渐深渐远。在上述理论之外，汉魏子书自身也为“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典范，它们创造了继秦汉大赋、章、表、奏、记、赞、颂、铭之后的新文体——政论文。汉魏子书自身树立了论体文写作的典范，培养了文人学者著论的能力与习惯，推动了“论”体文章的大量创作，更适合魏晋之后诸多玄学与佛学等思辨性问题的探讨。把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文章与孙绰等人的玄言诗相比照，就能看出“论”体文在义理辨析上的显著优势。

汉魏子书对“论”体文章树典与垂范的具体例证，主要体现在对其论辩话题的启发与论据资料的提供两方面。有时这两个方面的借鉴不能做出截然的区别，因为作论文者所引论据资料支撑的辩论主题往往与论据所出篇章主题相同或相近。比如曹植的《交友论》引用扬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法言·学行》）[24]330扬雄论交友，曹植也论交友。他的《辩道论》多次引用“君山”的言论都出自桓谭《新论》[24]187。桓谭论道，他也论道。他对子书的借鉴既有论据资料，也夹杂着论辩主题的启发。汉魏子书所关注的主题，比如过秦论、孝论、俸禄论、王霸论、君臣论、交友论、民风论、命运论、人品论和人材论等主题，在魏晋论文中都能找到后继者。

汉魏子书为论体文章提供的论据资料包括论点论据与史实论据。因为魏晋文人喜爱在书信中品评文人文章，所以魏晋人的书信很多可作为文论看待。曹植最擅长在议论性的书信中使用汉代子书的论点论据，他在《与吴季重书》中说“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夫君子而不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24]143，这两处都是化用了桓谭《新论》的内容，但他使用得非常娴熟而不露痕迹。这些事例都说明他对《新论》是非常熟悉的，他对于桓谭的思想有批判、有认同。

刘孝标《广绝交论》云：“凡斯五交，义同贾鬻，故桓谭譬之于阛阓，林回喻之于甘醴”（《文选》卷五十五）[12]758，也是使用桓谭《新论》中的论点作为论据。

借鉴汉魏子书中的史实论据者，如陆机《演连珠》中有“是以江汉之君，悲其坠屦”[12]766。根据张铣注可知，“演连珠”这一文体也重在陈义论理，可视为议论体的韵文。陆机在《演连珠》中使用了昭王坠屦这一事典，出自贾谊《新书·谕诚》篇：

昔楚昭王与吴人战，楚军败，昭王走，屦决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复旋取屦。及至于隋，左右问曰：“王何曾惜一踦屦乎？”昭王曰：“楚国虽贫，岂爱一踦屦哉？思与偕反也。”自是之后，楚国之俗无相弃者。[4]280

故事由楚昭王对旧鞋子的珍惜，反映出他对本国人民的珍惜。陆机用这一事典来论证“达之所服，贵有或遗；穷之所接，贱而必寻”[12]766的道理，从其使用情况看，这一事典应为当时人所熟识。

李萧远《运命论》云“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文选》卷五十三）[12]734，吴质的《在元城与魏太子笺》中也说“小器易盈”[12]567。二人表述虽不尽同，其实出自同一事典，见于《新论·启寤》篇：

子贡对齐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饮，满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6]26

刘向《说苑·善说》也载录此典：

赵简子问子贡曰：“孔子为人何如？”子贡对曰：“赐不能识也。”简子不悦曰：“夫子事孔子数十年，终业而去之，寡人问子，子曰‘不能识’，何也？”子贡曰：“赐譬渴者之饮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犹江海也，赐则奚足以识之。”简子曰：“善哉！子贡之言也。”[14]287-288

桓谭《新论》辑文是根据李善《文选注》辑录的，与刘向《说苑》记载有些出入。《韩诗外传》（卷八）亦载此事，文辞略异，说明其所据文献异源。[25]286（按：《意林校释》卷六，干令升《干子》有“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同书卷五《傅子》有“人之学，如渴而饮江海。大饮则大盈，小饮则小盈；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无论出自《说苑》还是《新论》，都可见子书所载事典为后世论文所关注的情况。

至于汉魏子书在论辩模式与方法上给予魏晋论文的借鉴，应该是更为广泛而深远的。但其表现较为隐晦，所以不易一一对应分析。仅以某些子书中的篇章为例，来说明子书对后世论文的全面影响。萧统在《文选序》中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12]2他肯定了子书的思想性，即“立意为高”，却否定了子书的结构与文彩，所谓“不以能文为本”。但《文选》在“论”中却选入了贾谊《新书》中的《过秦论》与曹丕《典论》中的《论文》，就说明这两篇论文符合他的“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文章标准。这是汉魏子书对于后世论文能发生全面影响的一个例证。

《文心雕龙·论说》云：“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八名区分，一揆宗论。”[19]326-327刘勰谓“论”有八名，这八种“论”在汉魏子书中都是有例可循的。它们即使不能在每个领域里都能树典垂范，但筚路蓝缕之功还是应予以肯定。钱钟书据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贾谊之《过秦》、陆机之《辩亡》，皆赋体也。”增益刘勰“论”之“八名”为“十名”曰：“敷陈则与词、赋通家。”[26]1429这既说明子书成篇手法的多样性，也说明子书对文章写作的典范作用是全面的。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说：“后汉诸子渐兴，讫魏初几百种，然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27]82章氏语中虽略含贬义，但至少承认了东汉这几部子书能在辨事、议政和辨识人材三方面起到典范的作用。

在南北朝集部繁荣、文人尤其关注文章的情况下，文人对于“子书”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意识很明确，萧统《文选序》所论“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虽然是针对先秦诸子而发，应该也包括汉魏子书在内，这种认识可以代表当时的一部分文人。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子书在先秦时期作为讲学教材，在南北朝以后作为“立意”的主要载体，都不被作为“文章”看待，只有在汉魏之际，子书才被作为“立意”与“能文”结合的范本，因此分析汉魏子书的文章学价值就显得更有意义。孙少华在《桓谭“不及丽文”与两汉之际文风的转变》中说：“桓谭之后，这种‘博杂’‘长于讽论’的文风‘下开东京’，开创了一个独特的‘疾虚妄’学风，从而促成了两汉散文体例的产生，标志着汉代文学由以赋为主到以文为主的方向性转变。”[21]他的结论非常大胆。“疾虚妄”的文风固然始自桓谭《新论》，但“汉代文学由以赋为主到以文为主的方向性转变”早在《新论》之前就已经在汉魏子书这一群体中悄然发生了。两汉散文，或曰两汉议论性散文体例的形成与固定，这一使命是由汉魏子书来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魏子书群体就是孕育了诸多文体的母体，她受孕的早晚决定了文体的新旧与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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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Talents and Their Excellent Articles: The Significances of the Article Science of“Zi Shu”in Han and Wei Dynasties

YIN Yu-sh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Teachers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China 530001)

The“Zi Shu”of Han and Wei Dynasties, neither lecture materials, nor the assistant tool, are thoughtful. These thoughtful articles have provided a good model for the literary composition. The authors of these “Zi Shu”have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writing, as they not only actively invest in writing, but als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think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article, the role, writing norms and appreciation, evaluation and other issues. The creation practice or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Zi Shu”of Han and Wei Dynasties is a treasure trove of articles, which have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ry prosper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ies of Han and Wei Dynasties.

the“Zi Shu”of Han and Wei Dynasties; the article science;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genre

2018-02-26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ZW086）。

尹玉珊（1974- ），女，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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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310（2018）03-00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