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方

2016年春节，笔者自河北前往广州。彼时北国正雪飘万里，大河冰封，道路少行人，而广州却已春意浓浓，满眼浓绿，街肆上熙熙攘攘。珠江之畔的广东博物馆主厅里摩肩接踵、人头攒动，一场名为“牵星过海—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大型展览正如火如荼地举行。这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背景的大型文物展，源自“南澳”I号及“万历”号沉船上的600多件出水文物正在华美的灯光下静默地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它们或完整如初，或残缺不全，或落款清楚，或字迹模糊，或是浓郁波斯风格的黄金腰带，或是古埃及款式的鎏金手镯，或是兼具希腊罗马式与阿拉伯风味的金戒指，又或是大批来自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经过400余年的海下沉寂，它们终于回到母港重见天日；15万个日日夜夜之后，它们依然光彩熠熠，还原出一幅中国先民于万里海域横跨拼搏的壮阔画卷。

让笔者最为痴迷的是几套复原的牵星板。12块由小到大的方形木板，最大的边长约24厘米，最小的约2厘米，它们或层层错落摆放尤如金字塔，或对角排列状若莲花，每块方板中心都有小孔，并由一根细绳相连。抵近细看，那由乌木所制的小板，于黝黑光滑的表面都有精细的刻度。我们知道，指南针在北宋时开始用于航海事业。但在此之前，中国先民已经在茫茫大海中远航了上千年，这一块块小木板可能就是指引他们的关键。通过那条细线的辅助，在牵星板与海平面保持垂直的前提下，人们通过眼睛观察和计算板的上沿与天空中目标恒星的高度，进而来实现定位和辨别方位。但对于航海者而言，大海永远难以驯服，即使今天装备先进精良的船只也有葬身鱼腹的可能，只靠肉眼观察和粗略计算，难免存在误差，这意味着古代航海是极其危险的事业，所以从古至今敢于扬帆远航的人都是猛士，都是英雄！扼守南海的广州，无疑是这牵星过海的猛士之乡。

广州：一尾大鱼跃入海

从谷歌卫星地图看广州，自西北而来水系向东南汇聚，形成了一尾漂亮的金鱼。这河海相会的福地生成了不少天然的良港，也诞生了不少投身海洋的弄潮儿。现今广州是全国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它引领珠江三角洲经济带，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但上溯两千年，文献中的广州（彼时称为番禺）荒蛮落后，是远离文明的边鄙之地。唐代杜佑所著《通典》说“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不仅教化未开，文明未至，而且当地人还“凭恃险远，隐伏岩障，恣行寇盗，略无编户”，难以管束。即使到了唐宋年间，广州还是显得遥远。唐代诗人韩愈说：“广州万里途，山重江逶迤。行行何时到，谁能定归期。”元代诗人韩奕说：“天际舟去水和烟，路遥遥知几千。广州又在海西边，堪怜！”甚至到了明末，顾炎武在他的军事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还不忘评价古代广州“历古交广之间，民獠多叛”。这些信息无论如何也难以与今天开放、自信、时尚的广州联系起来。

真正成全广州、繁荣广州的是海外贸易。成熟的海外贸易离不开三个条件—造船水平、天然的良港和航海技术。这一切，广州似乎都已具备，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山海经》就有“番禺始为舟”的记载。随着早期广州先民牵星过海技术的成熟，广州注定要成为中国人昂首海洋的起点。而这时还需要一位英雄人物的推波助澜，他就是南越王赵陀。

南越王赵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赵陀是河北正定人，史载他19岁就追随秦始皇南征北战。河北属于古燕赵大地，这里是“慷慨悲歌之士”的故土。无论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刺客荆轲，还是七进七出长坂坡的常山赵子龙都从这里走出。公元前214年，赵陀迎来人生中一次重要的机会—征伐南越。当时，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组建了50万大军分五路征讨岭南开疆拓土。与攻打六国的虎狼之师不同，这次南征部队颇为杂散，士兵多由罪犯和社会地位较低的上门女婿、商人等构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

岭南平定后，50万士卒就地解甲归田，成为驻守南越大地的第一批中原汉人。赵陀也被任命为南海郡龙川县县令。正当赵陀横下一条心为大秦戍守边疆之时，秦始皇在巡游封禅中途死亡，中原战火再起。南海郡守任嚣病重，他将地方大权拱手让与赵陀，还对他说：“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向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于是赵陀审时度势，“绝道聚兵自守”，割据为王，成为第一代南越王。

那时的赵陀，对北“绝道封关”，建立独立王国。在政治上，他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强化了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实施“和集百越”的民族平等政策；在文化上，他开办学校，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风气引入南越大地；在農业发展上，他凿井挖渠兴修水利，力保粮食产量。《全唐文·越井记》中记载赵陀任龙川县县令时的灌溉功绩卓著，曾亲自凿井，其“井围周二丈，深五尺，虽与亢旱，万人汲之不竭”；到广州后亦有凿井，且“井水味甘美而流量甚大”。

对南，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使得国富民强。东汉班固评价那时的广州：“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银、铜、果布之湊，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要知道，发展海外贸易，南越国有着骨子里的优势，当年病榻上的任嚣告诉赵陀，秦朝内乱，天赐良机；岭南靠山面海，地利占尽；50万中原人辅佐，人和也有，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精明逐利的商人。所以，当燕赵悲歌与番禺渔调合拍，当商人唯利的本质与越人彪悍的习性碰撞，迈向大海就成为南越国挡也挡不住的风潮。于是我们看到了南越文王墓中的大象牙、象牙器、银器、玻璃器以及玛瑙、水晶、玻璃等诸多来自域外文明的物品与文物。

赵陀虽生于北国，但长期的南越治理让他习染了海洋之风。海洋民族的生存经验就是：不懂风情，只能望洋兴叹；只有见风使舵，方能逢凶化吉；顺风即可一日千里，逆风则寸步难行。这些实实在在的道理培养了南越王长袖善舞的本领，使他能在秦末汉初的诡谲风云中巧妙地规避险恶，且长寿百岁，笑看山海。在自己“东西万余里”的领土上推行汉字，广建城池，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使南越地区由原始分散的部落状态一跃进入与中原同等的社会形态。

扶胥港：汉唐广州放洋万里的起点

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广州市区，数条大大小小的河流蜿蜒纵横之后向东南汇聚，并在黄埔岛附近形成宽阔的水面，这水面继续向南，在愈加平阔中过虎门流向南海。从总的地势上看，广州北高南低，丘陵台地自东而西舒缓绵延，仿佛一个大大的臂弯。而黄埔连接着东南深水湾与西北丘陵台地，从这里向东可漂洋入海万里扬帆，向西则能回到温暖富庶的广州城。《明一统志》说：“自此出海，浩淼无际，东连闽浙，南通岛夷。”清初至鸦片战争前，黄埔港是朝廷钦定的全国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口。作为一个庞大帝国唯一的对外窗口，今天的我们已经难以想象它曾经的繁忙与繁华。近代随着河沙淤积的严重和广州城市的扩大，广州国际港早已搬离黄埔，但今天，这片珠江水面仍有大型货轮的身影。

今天我们要去探访的是比黄埔港更早的扶胥港。扶胥港是隋唐及以前的广州的门户和港口，位置较黄埔港略东，在今天黄埔区庙头村附近，与著名的黄埔军校隔珠江东西相望。史料显示，东晋元兴三年（404）、义熙六年（410），大将卢循和孙处都是率大批海船远道而来，出其不意地经扶胥港攻陷了广州城。随着日益频繁的海外贸易，居留广州的番商随之增多，唐光宅元年（684）还出现了南亚番客刺杀广州都督的案件，“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叡及左右十余人”。随后，唐乾元元年（758），因不满朝廷官员的严苛剥削，一批大食、波斯商人竟偷袭扶胥港围攻广州城，当年广州国际客商的规模可见一斑。斗转星移，现今这里的大部分属于粤华发电公司的厂地，临珠江的健翔码头虽依然忙碌，但与唐宋时扶胥港相比已清冷许多。

在吴家诗编著的《黄埔港史》一书中，扶胥港曾是占尽天时地利的天然良港：“地形上，扶胥北依丘陵山地，将军山、大天山直临岸边，南迎薰风，北防寒流吹袭，而且二山可以作归航标志。由扶胥往北直至广州，河道狭窄，江内水急潮聚，礁石众多；由扶胥出虎门，则风帆南下，势无所阻。西边河南，市桥台地，可阻挡台风袭击。同时，扶胥正当凹岸，珠江到此转向南流，凹岸水流较急，不易淤塞。故黄木湾是个水深港宽，适宜建筑港口之处。” 汉至两晋时，地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已经崛起，那时“数不清的罗马商船经埃及红海港口远航，穿越阿拉伯海，直驶印度东南部”。在东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从广州出发，沿中南半岛南行5个月可抵达今越南南部，再4个月可到今泰国佛统，转行陆路至缅甸后，于印度洋扬帆，两个月后就能抵达印度。东西方之间以广州为起点、终点的交流史自此拉开大幕。但两千多年来，自广州扶胥港出海的人究竟有多少，现在的我們已无从知晓。

南海神庙：迎来送往，海不扬波

714年，一支由大食三角帆船组成的商队远远出现在广州外海。两百多天以前，四艘装满大量香料、玻璃、珠宝、象牙等商品的双桅帆船自阿拉伯半岛出发，一路漂泊前往中国，这些由阿拉伯商人搜集的奇珍异宝将在广州港售卖，然后购置大量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原路返回。这支商队一路颇为不顺，行至斯里兰卡海域时突遭狂风，一艘船沉入海底，幸存的三艘也不同程度的受损；至罗越国时，因补充淡水又与当地土人发生冲突，死伤15名船员。当商队由广州外海经虎门驶入狮子洋，船员水手们已疲惫不堪，当一座高大雄伟的建筑群落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他们眼前时，一位高鼻大眼、留着络腮大胡子的老船员突然大叫道：“波罗密多！波罗密多！”随之，整船的人都欢呼雀跃一同高呼：“波罗密多！”“波罗密多”是梵语到达彼岸之意，这是番商们对矗立在扶胥港侧的南海神庙的亲切称谓。这些饱经风浪之苦的船员们知道，看到了南海神庙，就意味着他们艰辛的航程终于结束，跨越半个地球后，他们终于抵达“河清海晏，财务山积，不可胜数”的东方名都—广州。

古扶胥港虽退出历史舞台，但庙头村西侧的南海神庙却在千年风雨之后，依旧安然雄伟，于一大捧浓绿树影之下，将“海不扬波”的祝福传递给来往的船只和远航的人们。海神庙占地45亩，由南而北渐次分布着头门、议门、礼亭、大殿和昭灵宫。大殿位于海神庙建筑群的中后部分，现在建筑为明代风格，歇山顶木结构，屋顶覆绿色琉璃瓦，殿内供奉高近4米的南海神祝融。大殿后的昭灵宫为海神夫人的寝宫。整个神庙空间疏朗，绿树成荫，又有历代文人或帝王的题咏碑刻散落其中，让人目不暇接。

长期以来，中国人将自己认定为一个陆地国家，对大海总存有敬而远之的心态。冯友兰先生总结得好：“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有两个词语常常被用来表达‘世界，一个是‘普天之下，一个是‘四海之内。”四海之外长期不为中国主流社会关注，也不是人们的兴趣。在古代话语中，“海”意味着国家的边界和疆域的终点，所谓“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上古先贤也较少谈论海，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孟子说“关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门者难为言”，换句话说，面对大海，孔子只想着浮舟于海，孟子只能望洋兴叹。

所以，尽管南海各地的人们早就漂泊大海、浪迹天涯，但对于海和海神的祭祀，却至隋朝开皇年间才正式确立。这一点从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中说得很清楚：“海为天地间为物最钜。自三代圣王，莫不祀事。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号为祝融。天宝中，天子以为古爵莫贵于公侯，于海岳之祀，牺币之数，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极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礼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虚王仪而不用，非致崇极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祝号祭式，与次俱升。因其故庙，易而新之。”

海神祭祀的推延，从侧面反映出古代中国对海外贸易者的轻视。翻开浩如烟海的文献史册，有名有姓的航海家或航海者简直凤毛麟角。明清之后，民间航海家甚至被贴上海盗的标签，永世不得翻身。广州这座开风气之先的南海之城，何时能为牵星过海的猛士们竖起一座如同海神庙一样的丰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