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高会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五四文学革命至今已历百年，如何正确认识五四文学革命与民族文学传统特别是诗性传统之间的关系，对于消除五四文学革命“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错误认识、加强当前文学与文化传统及时代精神之间的联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晚清民初到五四时期，小说文体被推向文学中心位置，承担起“新民救国”和“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这种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小说观直接导致了现代小说对诗性传统的疏离甚至中断。但这也只是“脐带式的中断”[1]。因为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诗性传统必然与现代小说形成某种张力与对话，也必然逐渐渗透居于主体地位的现代小说，成为现代小说逐步完成诗性重建的根基。在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五四现代小说的诗性续接与重建才得以完成。

一、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文学资源

五四时期，胡适与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之目的不仅仅是要明确什么是新文学，更为重要的是要明确如何创作新文学，而后者与文学资源的选择密切相关。五四理论家和作家们多主张借鉴外国文学资源以创建新文学。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要完备得多，特别是19世纪欧洲的散文戏本，体裁多样，有“问题戏”“心理戏”“讽刺戏”“象征戏”和“专以美术的手段”创作的“意在言外”之剧本。而西洋小说的材料、体裁、命意、描写等方面都远胜中国小说，“真是美不胜收”[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