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燕 冯开甫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9）

一、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提出

十八大以后，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尤其是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之后，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文化自信”在他的公开讲话与文章中屡屡被提及，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于这一决议的提出，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习近平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信、为什么能够提出文化自信这两个问题上。

（一）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提出的原因分析。“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也是要坚持文化自信。”[1]习近平的这一重大论断从总体上对此做出了回答。除此之外，学界从国际与国内两个背景层面进行了研究。

在国际背景层面，部分学者结合文化上“西强我弱”的局势尚未改变、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一直存在、我国的国际文化安全问题亟待解决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为这是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在国内背景层面，有学者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强调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是因为部分人对自身文化不是很自信甚至持怀疑态度。

而站在国内背景的角度，有学者又从国情和党情两个层面给予更具体的分析。在国情方面，现阶段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发展进入关键期，社会矛盾激增，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所有这些都亟待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在党情方面，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而党要保持持久活力，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必须依靠和提升文化软实力，因而有必要提出文化自信这一重大命题。

（二）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提出的依据来源。一是历史与现实依据。在历史依据层面，学界众多学者都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思想最深厚的历史依据。在现实依据层面，赵志友、任新民等学者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出发，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和光辉成就是习近平能够提出文化自信思想最大的底气。[2]此外，张国祚从国家战略部署的高度，提出习近平文化强国战略大思路为文化自信提供政治支撑。[3]

二是理论与实践来源。在理论来源层面，陈曙光、杨洁站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立场进行论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价值性是支撑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强大基础。[4]苗成兴从整体性上进行综合考量，认为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5]在实践来源层面，很多学者都在其学术成果中做了具体的阐述论证，他们的观点基本保持一致，即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作为切入口，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生成的土壤，文化自信逐步增强的过程，不是文化独立发展和壮大过程，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总体发展与进步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检验。

二、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内涵

（一）“三大文化”自信说。十八大以后，众多学者都从这一角度对文化自信思想的内涵进行了解读。例如，曲青山提出“从总书记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三个层面来论述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的，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内涵包括历史、现实、未来三个方面。”[6]对于这一总体性说法，学者们又从“三大文化”各自的角度作了阐述。沈壮海、王志民等学者的观点大致相同，他认为基于当下创造而得以强化的自信，指向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以传统文化的自信为基础。[7]田克勤，郑自立提出，文化自信必然包含对革命文化的自信，正是在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革命文化熏染下，中国人民重塑了民族精神，找回了民族自信，并赢得了革命的胜利。[8]崔利萍、阎树群认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真正表达的是对指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9]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说。学术界从这一层面进行解读，其主要观点是：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陈一收从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和产物，而坚定道路、理论、制度“三大自信”说到底就是坚持文化自信的角度对这一观点加以说明。肖香龙以经济危机为例，在资本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对比中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由此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正是来自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10]这样一个结论。另外，潘新喆、刘爱娣两位学者从坚定文化自信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角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文化自信的灵魂。”[11]

（三）价值观自信说。这是学者们从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辩证统一的角度来进行阐述的，即没有价值观自信，就不会有文化自信。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焦连志、黄一玲认为价值自觉与价值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根基。[12]项久雨、吴海燕两位学者把对价值观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当作文化自信的决定因素。[13]对此，吴桂韩在他的研究中给予了更具体的说法：文化自信就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在内的一系列价值理论体系的自信。[14]

三、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理论价值。在理论价值上，学界从个体与整体层面分别进行了阐释论证。在个体层面，任平认为文化自信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造的每一个环节。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革命文化的现实超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深化与发展。除此之外，赵付科、孙道壮认为，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使之提升到新的高度。[15]而在整体性价值层面，林映梅、李江波、姚亚平等学者的观点基本保持一致，他们从道路、理论、制度“三位一体”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论证文化自信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是重大的理论创新。[16]

（二）现实价值。在现实价值上，学界也从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做了大量研究。在微观层面，其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切入，认为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二是认为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稳固基石。在宏观层面，较为典型的是刘林涛提出的“文化自信是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源泉与动力，是应对世界异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心理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17]除此之外，刘军在十九大召开以后，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文化自信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8]

四、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现实践履

（一）主体实践层面。文化自信具有主体性特征，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为发展、繁荣中华文化而不断活动着的人。学者们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各个场合的讲话，从多个角度对这里的“人”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即党组织、个体、群体。

首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是文化自信的先进主体。薛秀军、代清霞两位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党的文化指导工作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要具备深邃的历史视野、广阔的世界胸怀；二是要善于打造既具有自身鲜明特色又能被世界普遍接受的话语体系，并能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推进。[19]其次，坚持人才在文化自信中的创造。“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没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顺利实现。”21世纪，人才是第一资源，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王静认为，文化自信的增强最终应落实到文化的创造力之上，这就需要注重人才的培养；要完善用人机制，让广大文艺工作者与艺术家把才华充分释放出来。[20]最后，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自信实践中的主体作用。姜家生对此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挖掘蕴藏于人民大众的文化创造潜能；二是尊重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首创精神；三是增强文化占有的群众基础；四是着眼于提高人民素质，唤起全民族的文化自信。[21]

（二）客体实践层面。基于对我国文化现状以及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认识，习近平主张通过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解放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自信。有学者将这一举措归结为客体建设的部分，认为文化自信客体建设的实质就在于通过文化业的整顿而发展文化生产力。

一方面，繁荣文化事业。学界一致认为，增强文化自信，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让人民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另一方面，发展文化产业。通过文化市场的良好运行,能使人们对未来文化经济发展的自信不断增强。鉴于此,冯静、张锐两位学者提到几点具体措施：一是在文化产业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二是对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的重构加以系统的谋划和设计；三是整合优势文化资源；四是通过国际文化贸易拓展我国文化产业在全球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担当。[22]

（三）载体实践层面。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载体，是指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实践系统中主体对客体施加影响的媒介。根据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本文将这里的载体实践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首先，改善文化民生系统。王资博认为：“要增强文化自信，就要从制度上抓起，以人为本，让人民切实感受到文化民生带来的福祉。”[23]其次，提高文化硬件设施。文化硬件建设是践行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必须要对待的一个问题，文化活动场所，图书馆、影剧院，甚至图书出版的种类数量等都属于这个范畴。邱柏生认为，可以从制作优秀的书刊浏览、精美绝伦的好剧，提高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质量等方面着手。[24]最后，扩宽文化交流平台。众多学者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络平台和多媒体载体，打造特色鲜明的高端文化交流平台，不断促进同国际社会的文化沟通，传播好中华文化。

五、不足及未来展望

（一）研究不足。总的来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者对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但个人认为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研究现状上，目前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对其认识亟待发展和完善，例如对其基本内涵的界定学术界还存在争议，有学者虽然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但还缺乏深入浅出的论证。二是研究内容上，实证研究不够。现有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在追寻热度，将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后的相关讲话为主要研究文本，真正深入到具体的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基层组织，通过采访、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大众文化自信程度的研究极少，这样会给人一种自说自话、苍白空洞的感觉。三是研究资料上，学术成果欠缺集成。迄今为止，我国关于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部分学术期刊中，没有系统性的整理、编排。四是研究方法上，研究视角与领域相对局限。学者们在进行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研究时，存在重复研究的现象，其视角多局限于纵向维度，相当大的篇幅都放在对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这种已有文化资源的自信上；而在横向角度，例如通过与西方国家经济、政治乃至社会性质的比较来凸显中华文化的优越性，以展现文化自信的文章较为稀缺，且研究领域的狭窄性，易造其内涵的不完整性。

（二）未来展望。为了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研究，提高针对性与时效性，今后可从四个方面加大研究力度：

第一，加强学理研究。对于一些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可举办与之相关的全国性学术论坛，召集相关权威专家，集思广益、深入探讨。第二，加强实证研究。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展开调查，深入基层，关注身边动态，尤其要将青少年列为重点对象，以具体调查的形式深入了解他们对中华文化自信的程度，从小抓起，加强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学习与认识，以此增强问题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第三，加强系统性研究。这是提升文化自信整体性与连续性研究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要与时俱进，根据最新资料进行整合，不断总结，提炼出大家需要的科研成果。第四，加强跨学科研究，增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是一个综合性研究，要克服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的局限性，挖掘、探索大量未经触及和深入的领域。可以借助哲学、逻辑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自我启发，开拓新思路，进行新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