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春娜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广东 河源 517000）

苏辙，东坡之弟，字子由、同叔，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县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亦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其一生坎坷、屡遭贬谪。十八岁已与父兄以文名誉满京师，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初入官场，嘉祐六年（1061年）被荐举制策入第四等，可谓少年得意。但其从政的最初十年，却沉沦下僚、辗转地方。元丰二年七月，受“乌台诗案”牵连，他被贬至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盐酒税。

元丰八年（1085年）八月，苏辙被高太后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此后青云直上，历右司谏、起居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吏部侍郎、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右丞等职；元祐七年（1092年）担任佐天子、总百官的门下侍郎（相当于左宰相之位）。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苏辙再次开始了贬谪生涯，先是经历了“岁更三黜”的厄运，后于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任化州别驾。元符元年（1098年），苏辙又被贬至素有“岭南瘴疠地”之称的循州（今广东龙川），并在此度过了十七个月。

1 困居龙川，常念北归

元符元年八月，苏辙携子苏远、媳黄氏及少量家仆水陆并行赶赴龙川。初到龙川，苏辙暂居城东圣寿僧舍，因其是“犯官”，“虽僧庐道室，法皆不许入”[1]。为了“风雨庇病身”，他只好“倾囊买破屋”（《龙川道士》）[2]，以五十千钱买下了破旧的曾氏小宅（位于今佗城镇白云桥），但依然“暑雨无时水及堂”（《雨中招吴子野先生》）[3]，居住环境比较恶劣。习惯了巴蜀及中原生活的苏辙非常不适应龙川“瘴雾昏翳”，“昼热如汤，夜寒如冰”（《祭八新妇黄氏文》）[3]的恶劣气候，既因语言不通无法与当地百姓良好沟通，又因“罪官”身份无法与地方官员接近，致使他常常独品孤寂、闭门不出。此外，苏辙的脾肺之病在龙川的恶劣气候和缺医少药下更为冷泄，小儿媳黄氏亦因此病逝在龙川。

黄氏之死，在苏辙心头种下了深深的自责和抹不去的伤痛，他自责说“惟我夙业，累尔幼稚”，认为是自己“不善处世，得罪乎朝”[3]所致，后悔因自己的出仕而导致家人奔波迁徙、生活窘迫、骨肉离散，甚至产生退隐的念头。

生存环境的恶劣、交际环境的困窘、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无一不折磨着苏辙的身心，但这些，均是可以忍受的。比之更甚的，应是作为文人仕子看不到朝廷宽宥和阖家北归的希望。虽然苏辙感念龙川百姓对他的好，写下了“直须便作乡关看，莫起天涯万里心”①的诗句，但真实的情况是，身处穷厄的苏辙日夜盼望着能回到北方、回到故乡，甚至寄希望于神灵，把满腹冤屈和苦楚向神灵倾诉，祈求“解释罗网，骨肉安乐，相从北还”。但是政敌的迫害让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他深感“北归无日”，故“常惧寄死南荒，永隔乡井”（《龙川二首》）[3]。

2 寄情佛老，审慎处世

苏辙一生历经两次贬谪，但是两次贬谪的心态和行为有云泥之别。第一次被贬筠州，他虽然日夜从事琐碎繁杂的鬻盐、沽酒、税豚鱼工作，但是总体上心态还是积极的，他在此交布衣、会亲朋、结同僚、访高人、游名胜、咏自然，可谓是虽遭贬谪但内心丰盈，文学创作也达到一个高峰。第二次贬谪，苏辙以元祐重臣身份被重点打击，先后历经五黜，身心备受摧残，精神日益颓废，常常“闭门索然”，不思交友，诗文数量和质量亦远不如一谪时期。特别是在最南荒的谪地龙川，他更是“杜门不出”，消极避世，交游仅限身边布衣和两位佛道之友，但是透过这甚少的交友和寥寥的诗文，仍可窥见其深藏不露的思想和情感。

2.1 审慎内敛，不惹事，不累人

辙，是车子行过的轨迹。苏辙人如其名，为人低调沉稳。苏轼说他“天资和而清”②；苏洵预言他将来犹如车辙，不见行车之功，亦无翻车之祸，善处祸福之间③。正是苏辙这种清和寡欲、审慎内敛的性格和为人处世思想，使得苏辙身居高位而不张扬、刚正不阿而不过激；也正是他的这种性格，使得苏辙在屡遭贬谪、新党变本加厉的攻击、迫害时本能地谨慎处世并以减少交游来保护自己，甚至闭门不出、燕坐终日。

苏辙把这种闭门燕坐的方式叫做“省事之法”。早在第二次贬谪筠州期间，他就向苏轼传授了这种省事之法。苏轼在《与腾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二中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苏辙写信教他省事之法，“若能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自有至乐，殆不可名”[4]。由此可见，苏辙在龙川闭门不出、“老学寒蝉不复声”（《次韵子瞻与安节夜坐三首（之二）》）[5]并不仅是因为无人可对话，也不仅是因为徇州官吏怕惹祸不敢亲近他，更主要的原因是苏辙认为，要避免再生祸端，就得深居简出、不事作为，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终日不发一言，不行一事，所以他“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④。况且，被贬龙川之前，雷州知州张逢已因礼遇苏辙而被停职，以苏辙的性格，又怎能再让龙川官员和百姓为己所累？于是，他常常柴门不出，即便交际，亦仅与平常百姓、僧道之人交往。

另需一提的是，苏辙曾在朝主政九年，权至门下侍郎，其理政才能无需多言，但查阅其在龙川期间的有关年谱、县志之类，除了有记载的修筑苏堤外，并未发现与他相关的其他政事，是龙川无事可做，还是贬谪官员可以什么都不做？这自然与他不是地方主政者有关，但更多的恐怕是为求自保而不敢轻易作为，以免章惇之流再生事端，给自己和龙川官吏百姓带来灾祸。

2.2 无道则隐，著书立说

宋代文人多融儒释道于一身，苏辙也不例外。他在龙川时期虽佛老思想膨胀，但骨子里依然以儒学为宗，依然遵循着“有道则显，无道则隐”的儒家归隐思想。其《龙川二首》有言：“遇有方便，知无不为，或在庙堂，或在田野。”[3]言下之意是机缘符合，他可返朝为官，竭力而为；未遇机缘，亦可归隐田园。可是在谪地龙川，他非常清楚自己已经无望重返朝堂了，于是，苏辙退而著书立说。其《历代论·引》有言：

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3]

立功不成，方欲立言。苏辙在龙川正好处于“立功”无望时期，于是他“龟藏”起来，转而“立言”，修订了《春秋集解》，写了《重阳绝句四首》、与吴子野的唱和之作3首等诗歌以及《春秋集解引》、《巢谷传》、《龙川二首》等文章，还在儿子的协助下写成了《龙川略志》、《龙川别志》。

2.3 以道养生，以佛去忧

宋儒讲究修身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是宋朝文人追捧的从政报国之路和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举措。为了让苏轼苏辙兄弟能胸怀天下并以经史治国，苏洵亲自教子。在他的教导和行为影响下，苏辙自小便胸怀天下，饱读诗书，立志以经史治国、报效朝廷。但是仕途并非坦途，从政的前二十年，苏辙不是出任芝麻小官就是沉沦下僚，刚开始走上坡路，兄长苏轼却因诗作深陷“乌台诗案”，苏辙也因力救兄长向朝廷请愿以在身官职作为交换而坐贬他方。直到四十七岁之时，苏辙才被高太后召回，然后一马平川、青云直上。但是仅过了九年，苏辙又因言犯上，再次被政敌迫害，且一贬再贬至更加偏远险劣的南荒之地，而龙川，正是南贬的终点和北移的拐点，最偏远、条件也最恶劣。都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曾权至佐天子、总百官的门下侍郎的苏辙，在龙川该如何安贬、如何度日？

惠洪在其《跋苏子由与顺老帖》写到：“子由每多疾病，则学道宜；多忧患，则学佛宜。常坐党人，两谪高安，多与山林有道者语，知其为排遣忧患者也。”⑤苏辙自己也说“余既少而多病，壮而多难……夫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筠州圣寿院法堂记》）[5]。苏辙多病多难，所以佛道皆学。学佛是为养性去忧，学道是为养身健体。在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最为恶劣的龙川，佛老之道自然是苏辙最佳的解脱之道。所以，苏辙与潮州道士吴子野、龙川道士廖有象谈道悟道、唱和交往。其诗文著作也每每涉及佛道思想或人物，如其《龙川略志》的《郑仙姑同父学道年八十不嫁》、《不听秘法能以铁为铜者》、《烧金方术不可授人》、《王江善养生》、《养生金丹诀》、《赵生挟术而又知道》、《李昊言养生之术在忘物我之情》等，均表现出他对道教强烈的追慕之心和对养生之术的追求。其《书白乐天集后二首》之二，通篇阐述佛理，是其在龙川参禅之所得。其《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龙川略志》卷一）亦是借老子像之言，传达戒杀爱生的佛教思想，正如佛学宝典《大藏经》所云：“人若不杀生，得长寿果报。”让道家代表老子来谈佛学，苏辙的释道调和思想可见一斑。[6]42

3 以民为本，忠直为官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略志》惟首尾两卷纪杂事十四条，余二十五条皆论朝政。盖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此“是非彼我之见”，不仅潜藏于苏辙的《龙川略志》，在此期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所体现，而这谪居龙川时犹不忘的“是非彼我之见”，虽然未展现在其当时的政治行为和功绩上，但依然是苏辙为官思想的体现。

3.1 心系朝廷，以民为本

宋儒讲究修身治国平天下，苏辙在传统儒家熏陶下长大，自然遵循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目”，以天下为己任，以出仕安民为目标，且“至谪居时犹不忘也”。心中有之，笔下言之，因此，从苏辙《龙川略志》以议政为主，二十五条皆论朝政，《龙川别志》以杂记朝廷轶事为主，四十七事有四十四事谈论各朝名人轶事，便可推知朝廷政事在他心中的地位，就是在贬谪龙川、闭门索居、不谈政事之时，他依然关心朝政，心系朝廷，“可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矣”⑥。

苏辙胸怀天下，非常重视百姓利益，行事变法力求便民、利民。其对变法的态度，恰恰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思想。熙宁新政推行新法，在王安石麾下的苏辙任“置制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本属新法阵营的一员，却因认为“青苗法”有损百姓利益而屡次上书王安石，一再阻止“青苗法”推行，最终被归入“旧党”（即元祐党人）遭贬。后“新党”下台，“旧党”上位，欲全废新法，苏辙又因部分法条有益民生且百姓已适应不宜大变而反对“旧党”全废新法，于是又被“旧党”所憎。因为以民为本，苏辙不顾自己的仕途安危，直言进谏，终被新旧两党所排斥，受尽迫害；也因为以民为本，苏辙即使在政治上屡遭迫害且为避祸已学寒蝉不复声，即使在贬谪龙川期间不是地方主政者且生活过得异常窘迫，在龙川嶅湖旱情严重之时，苏辙还是“复声”倡导在嶅湖修筑堤坝，堵水灌田，保住了农作物的收成，也防止了日后旱涝灾害对当地百姓生产生活的重大影响。为感恩和纪念苏辙，龙川人民将这一段救命堤坝命名为“苏堤”。

3.2 无为而治，贵和尚中

苏辙为新旧两党所对立，“与他的无为政治思想有密切的联系”[7]。此“无为”非无所作为，而是“因任自然的大有作为”[8]，是“知势之自然而居其自然”⑦，即不用外力限制、约束，不用国家权力干扰正常的经济运动秩序而让一切自由发展、顺其自然[6]42。苏辙注重维护民间正常经济秩序，反对妨碍民生，重视群体利益，贵和尚中，一切以和谐稳定为重，追求国与民的双利。此思想在其《龙川略志》的诸多篇章中得以反映，例如在卷四的《江东诸县刮民马》中，因为朝旨要求“江南诸县市广西战马”，使得诸县“有马之家，为之骚然”，考虑到广西使臣还没有定什么时候来取马，邑县之内谁家有马也还不清楚，贸然让百姓“卖”马既不利于稳定，又让不良官吏有机可乘损害百姓的利益。因此苏辙并不急于完成朝廷政令，而是将有合格马者造册封存，再与诸正副乡保约定“广西取马者至郡，则马出；若不至，则已矣”。最终，取马的人并没有来，绩溪治下亦无“骚然”，苏辙这一做法既保证了百姓的利益，又维护了治安和民心的稳定。

在卷五《议定吏额》中，因为群吏额数太多，是“旧额的几数倍”，朝廷以之为患，命吏部重加详定。小吏“白中孚”建议以“分数为人数”，考虑到吏额是群吏的身家饭碗，“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逐，将大至纷愬，虽朝廷亦将不能守”，故苏辙虽主张“据实立额”但并不支持据额裁员，而是建议以群吏年满“退休”来实现自然减员，且只出不补，即便因事故死亡也不补填人员，直到与吏额相符为止。苏辙认为这种做法虽然见效慢，甚至要十年之久，但群吏“知非身患，则自安心，事乃为便”。且不说这种做法对朝廷改革而言是否得当，单从苏辙和群吏的角度而言，确实是顺其自然、便利行事，又充分地考虑了群吏的难处和利益，保证了群吏的和谐稳定。

3.3 忠直独立，端而不倚

明清梦轩本《栾城集》卷首《苏文定公谥议》写道：“然公身虽屈，道愈高；籍虽锢于党人，天下愈推为正臣巨德”，对苏辙的德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苏辙为官忠直独立、端而不倚，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父母的教育。自小，辙母程氏便非常注重苏辙兄弟人品和气节的教育，此在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有记载：“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常戒曰：‘汝读书，勿效曹耦止欲以书自名而已。’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励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而已’。”[9]辙父苏洵科考不第，却坚信经史能治国，坚定地走钻研学术和古今成败得失之路。父母的行为无声地影响着苏辙，让其穷尽一生，不易品格。苏辙撰诗文肯定白乐天端而不倚的政治气节，颂扬巢谷重情忠义、淳朴独立的品质，钦佩范质忠勇果断、直言护主的勇气，都是出于其追求忠直品质和独立人格的原因。所以，他才能在《议遣八使搜访遗利》、《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厉害》（《龙川略志》卷三）等文中，直言利害，公然反对新法和权贵；也正因如此，苏辙才能恪守信念，独立不党，甚至得罪高官宰执、屡遭排挤也在所不惜。

由以上诸多案例可见，苏辙通常以是否有利于民生、是否有利于稳定和谐为准来判断政令、措施的优劣，然后再根据自身的判断去支持或者反对政令、措施的推行。他早期反对新法，是因为部分法规会损害民利且引起动荡；后期，他不赞同矫枉过正的元祐更化，是因为他认为新法中可取之法不应全废，且已推行良久，百姓已经适应，再变又将引起民乱。所以，不论是早期的反对新法，还是后期的反对元祐更化，均表现出他独立的政见和立场，展现了他端而不倚、讲求事实的性格，所以，他即便为新旧两党所排斥，即便身处极端逆境，也依然保持着坚贞的气节和独立的人格。南宋著名的政治家、诗人王十朋曾专门写文赞叹：“贤哉子由，贤哉子由！忠言嘉谋，耸动冕旒。横身政府，不避怨仇。棣蕚联芳，皆第一流。才不逮兄，器识俱优”（《苏颍滨赞》）[10]，赞扬苏辙不避怨仇，忠勇而敢于直言上谏。

4 小结

苏辙性格耿直，自小受儒家思想熏陶，虽儿时求学亦曾接触道家思想，但终究以儒学为宗，讲究修齐治平，立志读书出仕并以经史治国。苏辙历经五朝，几经政变。纵观其一生，可谓少年风光、老年寡淡，青壮年虽出仕四十余年，但多为幕僚或锢于党禁，真正为朝廷重用在位执政不过短短九年。其一生坎坷，但能“固穷”⑧，虽身处贫穷历经磨难亦能坚守节操。

在贬谪龙川期间，苏辙生活困窘，情绪低落，他盼望家人团聚，却骨肉分离；他有家国情怀，却锢于党禁；他日夜期盼北归，却又看不到希望。他的内心悲痛、孤寂、愧疚而又悔恨、失望和无助[11]。政治环境改变了他的心态和处世思想，他不再似年少时充满锐气和冲劲，也不像第一次贬谪时虽事务繁杂、生活困难，但仍与亲朋故友、僧道之人诸多交游；再谪南荒，他变得审慎低调、闭门不出，甚至学寒蝉不作声，以尽量不惹事端、不累及他人，而龙川，恰是其再谪南荒的最偏远最终一站，虽然此时的他骨子里仍以儒学为宗，但已深知复出无望，只能以佛道精神安贬，寻求精神解脱，以求更高的人生境界。但是，即便如此，身处穷厄、困居龙川的苏辙依然能保持自己独立、无所依附的政治情操和以民为本、无为而治、忠直务实的思想，坚持“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12]，坚决“不党”，只求利国利民、不辱圣贤。

注释：

① 苏辙. 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A]. 栾城集•后集卷二[M]. 曾枣庄、马德富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第1140页, 原文为: 获罪清时世共憎, 龙川父老尚相寻。直须便作乡关看, 莫起天涯万里心。

② 苏轼. 初别子由[A]. 苏轼诗集卷八. 栾城集•附录[M]. 曾枣庄、马德富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832.原文为: 我少知子由, 天资和而清。好学老益坚, 表里渐融明。

③ 苏洵. 名二子说[A]. 原文为: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 而言车之功者, 辙不与焉。虽然, 车仆马毙而患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于祸福之间也 。

④ 苏辙. 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之一）[A]. 栾城集卷一[M]. 曾枣庄、马德富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第19页, 原文为: 怪我辞官免入商, 才疏深畏忝周行。学从社稷非源本, 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 春蔬新种似吾乡。闭门已学龟头缩, 避谤仍兼雉尾藏。（雉藏不能尽尾, 乡人以为谚。）

⑤ 惠洪. 跋苏子由与顺老帖. 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七. 栾城集•附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第1837页。

⑥ 邓光. 栾城集跋语. 清梦轩本栾城集附录.

⑦ 苏辙. 将欲歙之章第三十六[A]. 道德真经注卷二[M]. 黄曙辉点校.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第45页, 原句为: 虽然, 圣人岂有意为此以胜物哉, 知势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⑧ 出自《论语·卫灵公》“子路愠见曰: ‘君子亦有穷乎？’子曰: ‘君子固穷, 小人穷斯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