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鱼书中的“她”世界

2018-04-03吴晴萍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2期

吴晴萍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广东佛山528000）

木鱼，又称为“木鱼歌”、“沐浴歌”、“摸鱼”等，产生于明代中叶，盛行于清末民初，是流行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用粤方言演唱的民间说唱形式。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将其归为民间文学中的讲唱文学：“弹词为流行于南方诸省的讲唱文学。在福建有所谓‘评话’的，在广东有所谓‘木鱼书’的，都可以归到这一类去。”［1］348木鱼与龙舟、南音、粤讴、板眼等同为粤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说唱艺人使用粤语在村头巷尾进行表演，形式简单，易于传唱，表演内容也多为老百姓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题材。因此自明末以降，木鱼便成为广府地区老百姓们的主要娱乐样式。

木鱼书是木鱼歌的文字唱本，其流布范围，基本与粤方言的流行地域重合。木鱼书之所以在广府民间广为流传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从语言上看，木鱼书粤味十足，木鱼艺人用粤语创作表演，木鱼书商人则用粤方言字刊印，均在最大程度上贴近广府民众，而广府民众也正是木鱼书的主要受众。其二，从内容上来看，木鱼书的题材从神话传说、历史传奇，民间故事到社会新闻、家庭琐事等，无所不包，兼收并蓄。虽然木鱼书的形式有些粗鄙，但其内容却涵盖整个岭南地区的民俗、历史、宗教、信仰、伦理等诸方面，因此也被称为“农耕社会底层艺术的化石”。

作为民间说唱文学的一种，木鱼书的基本定位是文学，它内容丰富、曲调优美，与其他文学一样具有审美的特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和一般文学相比，木鱼书有着更为独具的特殊本质：它具有浓厚的生活属性，和民众生活紧密相连，展现了岭南地区大量的乡间习俗与岁时风情。因此，木鱼书既是留有岭南先民的心理痕迹和经验残余的语言符号，也是岭南民众的心理生活和现实生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演化的记载。它所展现出来的社会风情景观是其他体裁的文学难以比拟的。

木鱼书是一种和民众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学形式，它的主要传承领域在人们日常交往的生活空间、特定的民俗节庆以及民间信仰等场域。［2］作为一种在岭南地区大量流行的通俗曲本，木鱼书既可流行于识字的阶层，也可以流行于文盲或半文盲的世界。“一般的妇女们和不大识字的男人们，他们不会知道秦王、汉武，不会知道魏征、宋濂，不会知道杜甫、李白，但他们没有不知道方卿、唐伯虎……”的［1］348，木鱼书《花笺记》、《二荷花史》、《背解红罗》等等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木鱼书在民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而女性更是成为木鱼书的主要受众与传播者。年节喜庆、岁时聚会或农闲时节，妇女们便常常围坐于榕树下，请识字者按照歌本演唱木鱼。“木鱼曲体自由，腔调朴素简单，不受严格的节拍管约，一般不需从师学艺即能按唱词文字的自然声调诵唱，故特别受到民间广大妇女喜爱。”［3］而以农村妇女为主要受众的特点，反过来也影响了木鱼书的创作，使得木鱼书呈现出了很多与女性相关的特征。首先是女性生活的展演。木鱼书题材多样，内容包罗万象，但在现存的木鱼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大量的篇目是针对女性受众的，描绘女性的生活场景，反映女性的不幸遭遇，表达岭南地区女性群体的精神诉求。其次是女性习俗的呈现。木鱼书在反映岭南地区风土人情的同时，也展示了一些岭南女性所特有的习俗，如自梳女、金兰契等，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女性意识。此外，妇女们在居家传唱、自娱自乐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并认同了传统的道德教化。因此，木鱼书在一定程度上还承担了女性教育的训诫功能。

一、女性生活的展演

艺术表现生活，同时也是生活场景的再现。木鱼书中所反映的，正是岭南地区民众生活及其精神状态所表现出来的生动鲜活的东西。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妇女的活动范围大多局限于庭院。家人、亲友、邻居等是她们主要的交往对象，价值观、情感也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岭南地区由于经济相对发达，很多女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意识，并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她们不满足于困在家中，渴望有更多的精神滋养与灵魂共鸣，木鱼书因此成为她们主要的娱乐手段与精神寄托。在现存的木鱼书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描绘了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处境，并以女性咏叹自白的形式，来反映自身的生活遭遇，表达她们的精神诉求。从这些女性篇章中，我们也得以窥见当时妇女的普遍遭遇。

（一）婚姻不幸

《三妇谈情》［4］161：三妇对泣，哭诉夫婿不良，沾染鸦片、流连赌坊及迷恋娼家；《小青上吊》：因婚姻不合理以死诉苦；《怨夫立妾》［5］321：箫莲青埋怨夫婿薄情，另娶妾室，后为妾室唆摆，重妾轻妻。凄凉无望之余，只能寄望儿子长大成材，使自己老来有所依靠；《怨夫老》［5］331：二八少女嫁与一八十老翁，年华虚度，少女为此怨夫；《陈琳英叹五更》：女子不幸嫁得浪子，结婚五年，毫无欢乐，后丈夫因迷恋欢场女子而病死，留下小叔由她抚养，她只能无奈侍奉翁姑寂寞终老；《凤珍守节》、《节女守清》则写了素未谋面的未婚夫虽然已经死亡，但是未婚的女子也要守寡一生的悲惨命运。

（二）思念丈夫或情人

《十思起》：女子嫁入贫家，丈夫远行不归，一方面忧虑实际生活，另一方面精神空虚，感到无比凄凉；《许有叹五更》：叹妇女丧夫后无援，受族长欺凌；《何惠群叹五更》［5］51：一女子倚楼待月，自叹与情郎分隔两地，劳燕分飞，而郎君一去不回，未卜何日重会；《周年快活》［6］47男女焚香祭拜灶君，女子自正月数至十二月，祈愿月月与情郎同心，并望郎君早日归来。

（三）感叹自己命运

《老女叹五更》：一个“年庚八字”不佳的女子，年过三十仍无人肯提亲，为自己难免寂寞终老而哀叹；《老女思夫》［5］41：一女子自叹年华老去，仍未配姻缘，见同群姐妹各有归宿，不免情思怅怅；《梳头妈自叹》［6］239：梳头妈自叹年少时容颜艳丽，结交知心男子，然而贪图梳头工资，不欲婚配，是以错过良缘，如今年华老去，为东主嫌弃，命其转往灶下，始觉悔不当初；《珠江饯别》［5］375一青楼女子为情郎饯别，嘱其赴京应试须以功名为重，切莫贪恋红粉，待得金榜题名，亦勿忘却旧人。及后男子入京，音书全无，女子悲泣，怨情郎忘情负义，弃却前盟；《做人难》［5］415写女子之难，既恐遇人不淑，恩爱不到头，复得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犹恐落人口实；《七嫁才郎》［4］23女子自叹命薄，结亲七次皆所遇非人，不如锁妆丢梳，潜心修佛为是；《奶妈出身》［4］405叙述奶妈由来，指为士绅官宦家眷梳头之女子，形容娟丽，穿着时新考究，为攒钱财，不婚事主，然往往与人私通，待得年华老去，只得孤独度日；《十二女史叹五更》写了陈佑好悲怨的心声；《石女叹五更》：一个生理有缺陷的女子，已过婚龄而不能论婚，哀叹自己的不幸，祈求有人能助，得过常人生活。

除了一般妇女的生活遭遇外，还有一些特殊职业女性的生活写照。如《大闹老举》［4］271言娼家无情，重利轻义，自年少之时即以色事人，待至年华老去，只得流落街头，行乞度日。

此外，《妓女叹五更》《老举拖盲妹》《老举自叹》等都描写了风月场中妓女之苦。

传唱木鱼歌，并为之心醉神驰的，大多是女性。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抑或荆钗布裙的贫妇，或者孤独终老的自梳女，都寄情于木鱼歌，把自己的生活遭遇、不能实现的愿望通过这幽怨的歌声表达出来。

除了生存，女性还需要承担由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男尊女卑、立妾制）、不合理的封建礼教（守寡被视为美德、未嫁也要为未婚夫守节等）、无形的社会压力（年纪大尚未婚配便会被人耻笑）等等所带来的重重压力，生活困苦不堪。木鱼歌的出现，无疑使这些女性的情感得到了抒发，内心的不满与悲苦得到了宣泄。

二、女性习俗的呈现

从地方物产到岁时节令，从生产劳作到衣食住行，从婚丧嫁娶到信仰禁忌，木鱼书中呈现了大量有关岭南地区风土人情的篇章，为研究岭南民俗文化提供了大量的文献依据。

如《青兰附荐》中女子青兰于中元节（亦称盂兰节、鬼节、七月半）备办水酒、衣物祭奠情郎。还有《男烧衣》《金兰附荐》中均可看到祭奠时候的基本仪式和所用的物品。《雪梅卖水》［7］85中秦雪梅许亲商林，未料未嫁夫死，雪梅悲恸，别家往至商府守节，后与爱玉同至河边买水，为夫洗身入殓。这些作品均写出了岭南的丧葬习俗。

又如《鬼附自叹》、《玉婵问觋》、《老举问米》、《白丝兰问米》等作品中均写出广东女子迷信问觋的风俗。其中《老举问米》［4］291上下卷分写青楼女子采英，秀英之情郎蒋金良、张少白亡故，二妓思君情切，往寻觋婆问米，召情郎魂魄诉请，问米毕，鸨母乃劝其忘却旧情，再迎新人；《白丝兰问米》［4］501女子魏娘、秦娘夜梦闺友谭云兰芳魂托梦，醒后二女随母寻觋问米，召唤云兰芳魂，始知因天子选妃，谭父恐云兰入宫，乃将其嫁与一半百老翁，云兰悲痛，是以投江自尽。问觋成为活人与已去世的亲友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习俗中，还有一些岭南地区所特有的与女性关系密切的习俗。

首先是七夕节：七夕节的乞巧是过去民间普遍的节俗活动，农历七月初七，俗称“乞巧节”。全国各地都有，但以广东为盛，其中又以广府为盛。这个节日起源于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的故事，每到七夕，广府一带妇女们便汇聚一堂，穿针乞巧，祈祷福寿，还会请戏班演戏或者请艺人演唱木鱼书，有时竟作终夜之乐。《七夕赞花》《姐妹拜七夕》就是写乞巧节拜仙的节日风俗和所需物品。其中《七夕赞花》［4］3写七夕之时，闺中女子携同金兰友焚香乞巧，以各式瓜果名铺陈祝词。其礼节之繁复，场面之铺张为他处所未有。

其次是岭南婚俗。如《三姑回门》［4］145和《六姑回门》均写了女子出嫁的全部过程和礼节。其中《新三姑回门全本》上卷分王宅送日——赶办妆奁——上头开面——大开炭埕——诸亲送嫁——同心哭别——设筵告祖——胡氏训女，写了邱家女儿出嫁前，置办嫁妆、为新娘开面，新娘哭嫁，母亲叮嘱等场景。下卷依次为会友送号——王府迎亲——食暖堂饭拜堂行礼——梅桌谢客——子弟闹房——三姑回门——吉庆团圆。对夫家准备，迎娶、闹洞房、新娘与翁姑相见以及夫家宴客等场景都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对了解广府地区的婚嫁习俗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还有最值得关注的是特殊的女性婚嫁习俗：自梳女与金兰契。

19世纪末顺德等地机器缫丝业繁荣之时，广府地区出现了很多自梳女。自梳，是指未婚女子主动束起髻子，通过一定的仪式表示终身不嫁的个人标志。以自梳女为核心的姊妹群体包括：（一）以相约不嫁的“金兰结义”的少女姊妹群，（二）“不落夫家”的妇女，（三）向观音宣誓不嫁而“梳起”的“自梳女”姊妹群。以自梳女为核心的姊妹群体，是木鱼歌的主要听众及唱读者。［5］

木鱼书有不少反映当地“自梳女”到缫丝厂工作，以提高经济能力的作品如《缫丝女卖靓》［7］505等。还有一些自梳女感叹自身命运的作品，如《缫丝女自叹》、《梳头妈自叹》等。

自梳女由个体逐渐向群体性的组织发展，金兰会即是其表现形式。史载“广州女子多有结金兰会，誓同日嫁一夫者，相为依恋，不肯适人。强之则归宁，久羁，不复归其夫家”（道光《南海县志》，卷八），嘉庆十八年顺德县知府李云在传记中也写道：“旧习：女子未嫁与邻姊妹处，谓之金兰，嫁则视夫如仇敌，率数日返，岁以时节至，必食母之食，强之则以死誓。”（光绪《广州府志》，卷109）这种姐妹情谊关系一旦结成，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固可靠的女性团体。在《夜谏金兰》中，少女金兰嫁夫之后不肯落家，而她的好友月娥、小珍、红栈、莲姑、玉娘也如此。说明金兰契在广府地区非常普遍。

金兰姊妹之间有着诸多称呼，主要有以下几种：（1）相知：“相知千万夸到尾，从今交契莫效前时。”——《打相知》（2）兰友：“你做乜纵结金兰友，累人绝嗣为乜因由。”——《拆外母屋》（3）同群：“同群姊妹唔思念，你千祈唔好咁发癫。”——《锦绣食斋成道》（4）同年：“初杯酒，极新鲜，低头下跪众同年。”——《七夕赞花》（5）同心：“一想同心妹系亚金，金兰情义实难寻。”——《五想同心》［9］。

妇女们社交生活狭窄，女性闺中好友，便成为她们情感的主要寄托对象。更有甚者，金兰姐妹竟如夫妻般生活，感情胶着，嫁人后均不落家而继续生活在一起。“近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严若藁砧者”［12］，金兰会原本是为不落家的女子提供一个归宿，同时也渐渐演变成了一个女子同性交往之所。

金兰姊妹们是木鱼书的主要受众，反映妇女感情生活也因此成为木鱼书常见的内容，写同性之间的感情，比写男女之情者更多，而且感情更真挚。比如《解携蓝》写青婵与表姐玉婵本来相好，但是玉婵最近有些疏于往来，青婵便派人探望，并表达思念“自从玉容回步转，白云翘首眼将穿……今日思娇成夜惨过如年”，在《玉婵叹五更》中，青婵更因玉婵负心，“失恋”抑郁而死。然后在《玉婵问觋》中，玉婵为求真相，请觋婆问米，得知青婵是因为妒忌月容和自己相好才抑郁而死，于是向青婵的鬼魂解释自己对她的情感至死不渝。木鱼书在表现女子之间的情感时，所用缠绵之词，比男女之情更为细腻。

另外还有很多篇章写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感情，如《日夜时辰》［4］79女子日夜思念金兰友，自子时叹至亥时，复以各式药材，花果，数字，拆字铺衍成文。金兰姐妹之间对神盟誓，愿长相守。“当初新会成交颈，烧珠盟誓叩神明。”“又到海棠寺内去把神参，玉簪为托共结金兰。”

金兰姐妹们香闺之中耳鬓厮磨、同床同枕，是比男女情爱更为欢愉的事，若同心不幸离别或去世，无限的欢乐便会转为无尽的悲戚。有很多女子不见闺中好友后，便茶饭不思，乃至相思成疾。《梦兰忆友》［6］115梦兰思忆金兰友，以药材、花果、拆字、数字铺写相思。“当初同姐誓海山盟，都话愿求同死不愿同生。”《十二时辰》［4］63女子碧兰与闺友金清玉分别，十二时辰时刻思念，并以各式花果、药物、水族之名编写相思。“记得与娘游月下，或吟或咏共同夸。清闲无事问枝瑶仙卦，吹枝横笛弄琵琶。个晚与娘花下洒，赏完花景又烹茶。”《上半年同心》［4］171女子怀念已故闺中密友，自正月唱至六月，月月触景生情，伤痛不已。《五想同心》［4］359抒写思念昔日与亚金、亚英、桂仙、亚容四女之情，乃至辗转反侧，夜不成眠。《钱名解心》［7］167女子思念金兰友，以各式钱币名称铺写相思。《吹箫忆友》［5］89女子闻金兰友秀珍辞世，不胜悲恸，是以月下吹箫忆友。

还有一些篇章则反映因女方参加金兰契、不落家而引起男女双方激烈的矛盾，如《打烂老婆柜》、《拆外婆屋》等。《打烂老婆柜》［4］447中三姑归宁，多日未还，其夫遣婢接妻不遂，心下大怒，返屋毁坏妆匣，其母见状甚惊，遣婢接媳，三姑无奈返家，男子自悔孟浪，百般劝慰娇妻。《拆外婆屋》中，富家女出家后回娘家，结果重逢昔日金兰姐妹，结果三年不肯回夫家，书中描写她对姐妹之间的感情，远甚于对丈夫的爱。

金兰契的产生，有其经济及社会因素，在木鱼书中亦有线索可循。比如原因之一便是妇女比较开放，经济能力提高，因此喜欢过独立不受约束的生活。比如《夜谏金兰》中的玉娘就曾经强调不落家的好处：“好处言来写纸几张，日与同裙言笑语，夜来同睡一张床，悠游快活无拘束，胜过池边宝鸭一双，番去夫家常受气，得柴唔着就闹喧扬，点似外家安乐惯，无拘无束任我行”［11］

清代以来，岭南珠江三角洲形成了以自梳女和丝织女工为核心的妇女木鱼受众群体，自梳女们为了逃避封建宗法家庭的虐待，摆脱夫权的严厉束缚，宁愿牺牲自己的美好青春，终身不嫁，过着独身的禁欲的生活。她们虽然从传统婚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并以独身的方式拒绝传统妇女的家庭角色，这是对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冲击。但总的说来，这种婚恋模式与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新型模式还有着很大的差距。由于环境的保守，以及自身文化水平的欠缺，自梳女们对婚姻自主的意识依然处于模糊阶段，木鱼书的出现，使得她们在物质匮乏和男权压制的社会氛围之下，精神上得到片刻的舒缓，生命张力得到了加强。从某种意义上说，“木鱼书是真正的女子文学”（任百强）。但也正是从木鱼书中我们看到，自梳女们的这种反抗是朦胧的、不成熟的，她们不可能向当时的婚姻制度提出挑战，也不可能真正摆脱封建礼教的禁锢。

三、女性意识的凸显

关于木鱼书的内容，谭正璧认为：“木鱼书的内容，也会和各地民间说唱文学一样，凡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故事，它是应有尽有的”［12］。尽管故事取材相近，但木鱼书在内容上仍然独具特点。正如吴瑞卿提出，木鱼书的内容和思想均鲜明地表现为以女性为中心，即使是征战故事，也多为女英雄题材。“在木鱼书的故事中，无论是才子佳人恋爱故事，仙凡故事，征战故事以至宫闱故事，皆有男女恋爱的情节，在男女关系上，木鱼书的女性都较为主动，角色也比较强。相对而言，男子反而处于一种较弱和较被动的地位”。［13］

传统的男权社会大肆宣扬“男尊女卑”、“男贵女贱”等观念，但与此同时，民间却广泛流传着杰出女性的故事，并使她们独立于男性社会结构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二弃梨花》《三弃梨花》（改自小说《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全传》）《十二寡妇征西》、《大破天门阵》（改自小说《杨家将》）《苏英娘娘走国》等等作品中，出现了穆桂英、刘金定、樊梨花、梁红玉等一系列女英雄，在《钟无艳娘娘》中，钟无艳这个传说中的女将更是被创造成一个广府民间家喻户晓的妇女英雄。这些女英雄们在战场上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本领远胜一般男子。而且她们思想独立，遇事果断，往往不受一般礼教的约束，在婚姻方面也采取主动，勇于选择自己的生活。

除了女英雄外，木鱼书中也出现了很多反封建，争取婚姻自由、维护妇女尊严主题的作品。在描写爱情方面，木鱼书中的女子多是主动及坚强的，绝不嫌贫爱富。如《车龙公子花灯记》里的余娇，以刚烈的性格争取婚姻自由，甚至不惜与趋利附势的父亲决裂。《薛平贵》中的王宝钏、《张四妲下凡》中的仙女张四妲以及《生祭李彦贵》中的春元等，都是坚守爱情的典型人物。还有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杜十娘怒沉八宝箱》《觉醒女子叹五更》等作品也大多表现了同样的主题。相对于传统男权社会中处于卑下地位的女子，这些女性人物的性格具备很大的突破性。她们的行为，也是反传统的。在木鱼书中，她们不但被接受，而且被歌颂。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政治领域历来是男人的天下，整个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更是充斥着男性话语，女性被束缚在以“三从四德”为评判标准的框架内，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是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唯一期望。整个社会对女性个体缺少起码的尊重，女性的精神自由更是得不到自觉的张扬。民间的女性，因为要参加劳动，为生计奔波，所以她们往往不会像上层妇女一样苦守闺房，因此相对来说有着更独立的经济地位和更广泛的交往人群。这给她们表现本性，抒发情感留下一定的空间。但是总的说来，在儒家礼教文化一统天下的时候，女子包括自梳女们他们的日常生活被依然被伦理纲常所定格，其日常行为更是受到种种限制。可以说，木鱼歌的出现和传播，激发了以自梳女为首的妇女群体独立和自由的人格精神，通过传唱木鱼歌，女性开始重新构建自己的性别角色，并对父权婚姻传统提出了挑战。

四、道德训诫与女性教化

木鱼书属于民间说唱文学系统，并非文人抒情言志的案头作品，其听众大多是包括众多妇女在内的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木鱼书题材多样，但取材最多的是传统的历史传奇故事。如《列国志》《三国演义》《杨家将》《说唐》等等均为木鱼书的主要取材来源。木鱼书对这些题材做了改编。虽然内容上很多篡改历史，甚至断章取义，但广府妇女从木鱼书中得到的教化与收益却是良多的。因为语言通俗易懂，所以即使目不识丁也可听懂，因为唱腔熟悉亲切，因此大家都愿意模仿传唱。由于礼仪制度森严，文化未曾普惠广大女性，因此，木鱼书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女性文化启蒙与道德教化的作用。

一些木鱼书直接成为识字教材，比如经常出现的拆字，如《叹五更》：“了字中间加一划，听来将近子时辰。日子下头加个十，早知入寺去修行。言字侧边加个己，记起爹娘当我宝和珍。禾字下头子字衬，四季纱绸著在我身……”民众在传唱的时候，也无形中记住了很多字。还有一些木鱼书中则有很多知识性的内容，列数地方物产或日产用品并唱出该物品的用处及特征。如《七夕赞花》列出了广东的各种鲜花瓜果，包括其形貌和颜色。《士九问路》中牧童刁难士九，士九一一回答了有关蔬菜、草药、雀鸟的问题。《九调十三腔》［4］33元宵佳节，女子亚念姑出外观灯，以九调十三腔弹唱古今事。《钱名解心》［7］167女子思念金兰友，以各式钱币名称铺写相思。《考世系》［7］401自黄帝至民国，细数历代兴亡。

《梦兰忆友》［6］115梦兰思忆金兰友，以药材花果拆字数字铺写相思等等。

更重要的是，木鱼书还担负起了对大众进行伦理教化的任务，即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予以通俗化，以说唱故事的形式直接转达给广大听众。木鱼书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如忠、孝、节、义等。通过作品中主人公的行为，体现了这些原本比较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不断被强化并进而发展为一套具体的日常行为规范，如行善、勤俭、安贫、忍辱等等。比如《齐家善法》［7］467以朱子格言训勉世人修身齐家之法。忠贞不渝、以身守节则是封建女子的至高道德标准。《母谏心田》［4］463中的母亲就教导女子要守礼、温顺、勤俭、梳妆、善针黹等为妇之道。还有部分木鱼书是从佛经的故事和佛教的宝卷演变改编过来的。它们大多劝人行善，充满善恶报应的因果和轮回思想。如《观音十劝》［6］217规劝世人勿奸、勿贪、勿邪、勿盗、孝亲、建功、惜身、戒色等。

无论是父慈子孝、孝顺公婆等习以为常的伦理教诲，还是对于妇女的醒世警言和喻事明理，均通过生动浅显的韵文形式表现出来，在传唱、聆听这类木鱼歌的同时，妇女们潜移默化地接受并认同了这些封建伦理的道德教化，与此同时，渗透在木鱼歌中的封建伦理思想也得到了不断地重复和强化。

无论过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生辰寿诞、入伙开张，但凡有吉庆，便会有木鱼书的表演，因此，木鱼书既是广府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是维系地域群体成员之间的重要的精神纽带。对于女性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言，木鱼书这一地域文化的模式对她们的日常生活、成长发展等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男性群体。茶余饭后，岁时伏腊时节，木鱼书中的情节是农家闲话的重要内容。大家对木鱼书内容进行品头论足，嬉笑怒骂，让久居深闺的女子们得到生命的自由释放。而广府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也在传唱木鱼书的时候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启蒙与升华，进而为女性的自我解放构建了一个新的空间。

佛山从清中叶开始，在刻印书籍方面，逐渐取代韶州，与广州、潮州一并成为广东的三大刻书中心［14］。清末民初，佛山既是刊刻木鱼书最多的地方之一，也是木鱼书的主要流传区域，木鱼书曾经在佛山盛极一时，几乎人人家中都有木鱼书。可以说，佛山为木鱼书的出版和传播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保留至今的木鱼书作品，具备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一方面，木鱼书主要以语言为载体，是粤方言的真实体现，所以木鱼书作品是音韵学、方言学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木鱼书记载着岭南地区民众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传承着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经验，也记载着民众生活的历史，这有助于人文学科的学者了解岭南地区民众的文化史和民众文化的动态。

但是，由于社会现代化的加速以及其他娱乐方式的冲击，以木鱼书为主要代表的岭南说唱艺术不得不面对逐渐萧条甚至濒临灭亡的局面，旧日妇人们围坐树下共唱木鱼歌的繁华盛况再也难以重现，艺术传承日渐式微。即便是木鱼书的研究，也因为很多文献未得到细心的整理和保存而面临种种困境。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对如何保护开发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小小的启迪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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