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6)

长期以来，八股文饱受恶评，直到近三十年以来，在启功、张中行、金克木等先生的倡导下，才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实，在民国时期，也有少数学者能客观地对其进行研究，刘咸炘就是较早的研究者之一，且其观点对当时的学人颇有影响。

刘咸炘长期关注八股文，从1923年汇编《理文百一录》起，直到1931年编成《理文别录》止，其间在《制艺选目》、《四书文论》、《制艺法论抄》、《文变论》、《工具粗举》、《塾课详说》、《初学法》等文中均曾论及这一文体，其中以《四书文论》最为重要。

刘咸炘的学术成就长期以来被学界所忽视，八股文研究也不例外。因此，本文以《四书文论》为重点，结合其它文章中的论述，分析作者八股文论的观点、特点及学术史意义等。

一 八股文价值论

《四书文论》一开始，作者为八股文鸣不平。卢前《八股文小史》完整移录了这一千多字，认为其“可作八股文之价值论观”[1]191。笔者所称之“价值论”，系借用其语。

八股文被轻视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条：文体卑下、用于科举、内容空洞。前两条相对简单，所以刘咸炘简单地予以反驳，认为文体没有高下之分，而用于科举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鄙陋。而第三条最为关键，所以刘咸炘将此作为重点，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地反驳。

(一)八股文可以写出充实的内容来，表达个人思想，或反映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等

八股文给人的印象，是作者没有独立思想，完全敷衍传注。实则不然。刘咸炘继承焦循、梁章钜等人的观点，认为八股文之佳者，足以上拟诸子，表达个人思想。同时，有些八股文反映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即以论世资史而言，四书文亦为明一代之重材。唐诗可以观唐史，明文可以观明史。”[2]戊辑一，《四书文论》，66故其价值不可小觑。

1.八股文可以表达作者个人思想

这一观点来自焦循，刘咸炘对此进行阐述，并作了进一步的引申。

八股文可以反映作者个人思想。刘咸炘举例说：顾宪成指出不同作家的八股文或“中行”，或“狂”，或“狷”，如果不反映个人思想，则顾宪成何以知之？梁赞图指出，徐文长《今之矜也忿戾》正似徐自作之小传，酷肖其人；俞桐川以为忠臣之文多发越，孝子之文多深沉，这均与八股文的内容有关[2]戊辑一，《四书文论》，62。

不仅如此，由八股文还可以看出为学之风。刘咸炘指出俞桐川的疏忽：“桐川又谓：‘陈白沙为一世儒宗，吾疑其文必方整严肃，凛不可犯。及诵其集，乃潇洒有度，顾盼生姿。’此自桐川之疏耳。白沙学风之异于朱派，正以潇洒耳。”[2]戊辑一，《四书文论》，62陈白沙八股文之“潇洒”，正是其作品内容简洁的反映。

事实的确如此。白沙学风与朱学有异。朱学支离，白沙之学则不同。《明史》陈献章本传中说：“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3]7262即白沙自己所概括的“舍繁就约”[3]7262。这种追求简洁的学风，也反映在其八股文中，四库馆臣就说：“其见于文章者，亦仍如其学问而已。”[4]1487可见，八股文的内容甚至可以反映为学之风。

2.八股文可以反映现实政治、社会生活

梁章钜以为八股文可以观史，但所论非常简单，刘咸炘则进一步从各个方面予以阐述。如黄淳耀阅读邸报，目睹朝政得失、时事废兴，于是以八股文抒愤，这是以八股文反映政治。章学诚《与阮学使论求遗书书》一文中曾说会稽进士徐庭槐编选《文航》一书，选明末清初八股文，“文后评跋，多记明末遗文逸典，东南文献、师友渊源、棘闱故事，多可考见”，其“意在于史法论文”[5]810。可见，不少八股文反映了明末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俞桐川编选八股文《可仪堂一百廿名家制艺》四十八卷，在各家小序中，突出作者的生平节行，即张希良序言所说的“五百年之文即可以当五百年之史”[6]。可见，从八股文的编选、评论中，可以反映出作者个人的生平气节、政治立场等。

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八股文之佳者可以突破四书义理的限制，表达作者个人思想，反映现实，不能一概贬斥为内容空洞。

之所以如此，刘咸炘分析说：“盖时文虽代言，而四子书语简意广，推假无所不可。”[2]戊辑一，《四书文论》，66“况四书文题狭而词长，引申推扩，何非己意耶！”[2]戊辑一，《四书文论》，62也就是说，四书语言过于简洁，加之八股文题目简短而篇幅较长，因而给作者留下了自由发挥的余地，使其可以论义理，可以写时事。

(二)八股文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逻辑，旧称“名学”“理则”等，刘咸炘使用得最多的是“论理”和“名辩”。刘咸炘非常重视八股文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特点，前后多次在不同的论文中予以强调。他曾抄录古人关于八股文的论述，汇成《制艺法论钞》。其序谓：

二十年来，学人言及制艺，辄望望然若将掩鼻。然自变策论以来，不及一纪，而学者文心日粗，徒为大言，实多谬误……忆《池北偶谈》有一条云：“予尝见一布衣，盛有诗名，而诗实多格格不达处。以问汪钝翁，汪云：‘此君坐未解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则理路终不分明。”此论甚佳。非八股之贵也，理路之贵也。文儒雅士谓之思理，西人新学谓之论理，实即八股家所谓理路耳……今取昔人论制艺法之要语，抄为一篇，未始非析理之助。盖文法有大有细，有活有死，领上、落下、出题及起承转合之法，皆细法、死法，非制艺则无用，即制艺亦自删去大结以后乃有之。若夫相题析理，则固凡理文之所通。[2]己辑一，144

这段话谈自己抄录此篇的原因。其一，在废除八股后，学者的思维训练被削弱，导致文章缺少逻辑；其二，作者引用王士祯之言，说明作文应重视逻辑的严密。因此，在八股文消亡之后，作者仍汇抄相关论述，以供治学、作文。值得注意的是，此后，王士祯之言被学者广泛引用①，成为论述八股文逻辑特点的最典型的材料，而较早注意到这条材料的价值者，当属刘咸炘。

1923年，作者选录逻辑严密之作，编成《理文百一录》，其中包括四篇八股文。其序谓：

理者，条理也……凡文之成，不外骨气、肌理、血肉，而肌理尤重，吾于《学文浅导》已言之。肌理者，始终条理，文理密察也。曩世以经义取士，不自言而效他人之言，盖使之虚而委蛇，入而后出。晚近鄙之，易以策论，而文多浮嚣无理，反不如八比之密察……今世之文，时艺既已猥弊，策论无实不详，叫嚣武断。其为古文者，宗八代则徒有丽藻，主八家则徒有虚神，而蹠实成理之文愈少。循是不反，文将为无用之物。[2]壬癸合辑三，1136

序言谈编选此书的意图：其一，解释了书名中“理”字的意思，即条理；其二，认为八股文是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典范；其三，当代作家常常不重逻辑，以致表意不清。因此，作者编成此书，选录逻辑严密之作，以救文弊。

1927年，在《四书文论》中，他再一次说：“自汉以来，文家骛于派别、格律，而忽于本质，词华盛而论理衰，使文不达意，而远于实用，乃为西洋逻辑所乘。其能存论理者，独制艺家耳。”[2]戊辑一，《四书文论》，62这与《理文百一录》中的意思相同。古文的这一弊端，在西方逻辑输入以后，其弊益显，而八股文偏能重视逻辑。因此，在刘咸炘看来，这是其重要价值之一。

二 八股文发展史论

在论述八股文的发展变化时，刘咸炘不仅能从文学的角度予以分析，还从理学的角度进行审视，学术视野广阔。

(一)文学视野下的八股文发展史

刘咸炘在《文变论》一文中以“正变”概括古今文学思想及文体变迁，以为一种文体，初期必然有自己的特点，此为“正”；其后逐渐变化，此为“变”；变到一定程度，过分偏离正轨，于是又复古守正[2]戊辑一，17。这大致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变迁大势。

具体到八股文，刘咸炘以为，八股文形成于明代前期，风格清真雅正，代表了这种文体的正统；隆、万之后，作者自由挥洒，意味着八股文偏离了原有的轨道，他说：“论其源流，大抵化、治、正、嘉为正，而隆、万、启、祯为变。正者不过注疏讲义之支流，变者乃成知言论世之渊海。”[2]戊辑一，《四书文论》，63以文学价值而言，隆、万以后的八股文最堪珍视，作者突破传注限制，发挥个人思想，俨然子家，“金、陈、黄诸人之文，盖明之诸子也。明世子家不竞，晚乃在制艺，其可贵倍于诗赋”[2]戊辑一，《四书文论》，64。所以，中晚明堪称八股文的鼎盛期：“盖中晚为明文之极盛，知言论世之资，中晚为最富，而论者多轻忽之也。周书昌谓文必有法而后能，亦必有变而后大，制艺亦然。”[2]戊辑一，《四书文论》，62-63

清人有惩于此，而转向复古，回归明代前期的“正轨”，而批评后期的过于随性，“矫放纵而为窘狭”[2]戊辑一，《四书文论》，66。其八股文内容一以四书朱注为准，文风谨严而不再任意驰骋，多有拘束，文学价值因而降低，“时文亦自是衰退，一代四书文遂索然无大观”[2]戊辑一，《四书文论》，66。

在梳理了八股文发展史后，刘咸炘又以宏通的眼光，对各时期的八股文作了评价。

明代八股文分前后两期。前人之论，或重前而轻后，如艾南英、李光地；或重后而轻前，如彭绍升。两派各不相下。

刘咸炘指出，明代前后期的八股文各有特点，不应重此轻彼。他批评艾南英、李光地等人专宗前期而鄙视后期的看法：“当崇祯之末……艾千子南英与二人不同，固守旧法。易代以后，李厚庵光地等承之，标雅正为宗，义理限于程朱，体制尽于传注，史、子皆不得阑入。此犹言诗者之排宋而宗唐，排中、晚而宗开、宝，排少陵而宗六朝者也。顾论诗不及中晚，何足以穷诗之变？而专宗唐调，势必至于摹拟肤廓无生气。故论者每不肯如是逆趋极端，而矫弊者且倡宋诗焉。制艺亦然。”[2]戊辑一，《四书文论》，64以唐宋诗歌作类比，说明不应一味守正而排斥变化。

相反的，重后而轻前的看法同样不可取。如彭绍升在《论文五则》中称赞明代后期的八股文：“吾读有名中晚诸先辈文，而四者之心不觉其勃然兴也，天德、王道、物情因是益辨皙而察焉。”[7]398又反对以前期八股文为标准来衡量后期的作品，即所谓：“后之论者，欲执成化、宏治之一概以量列朝，亦通人之一弊也。”[7]398其言重后而轻前。刘咸炘提出批评意见。他仍以诗歌为比，指出诗有唐宋，唐诗有初盛中晚，风格各不相同，不能以此概彼，强分高低。因此，他批评彭绍升的偏颇：“尺木之言，则与主中唐、北宋诗者之论同矣。”[2]戊辑一，《四书文论》，64

这种看法与刘氏的文学思想有关。作者以为：“盖观文之道有二。”[2]戊辑一，《四书文论》，65一为“辨体式”，二为“观容质”，分别着眼于文体特点和作品内容。从前者的角度来看，明代前期之作为八股文体之源，确定了这种文体的特点；从后者的角度来看，则明代后期的八股文扩展内容，丰富表现手法，反映了这种文体的变化。一正一变，二者不可偏废。

(二)理学视野下的八股文发展史

理学有朱、王之分：“王派之风，尚质而多容，与朱派之密狭殊。”[2]戊辑一，《四书文论》，65刘咸炘以为，这影响到了八股文的发展变化。

明代八股文有前后期之分。刘咸炘指出，二者之所以不同，除了文学方面发生了正、变以外，还与理学思想的变化有关：“时文之初、盛、中、晚，盖与理学之晦庵、阳明有关。”[2]戊辑一，《四书文论》，65明前期宗朱，故八股文谨守经义，清真雅正。明代中后期，王学盛行，因此八股文突破经义局限，表现作者个人思想：“尺木于时文，最好邓定宇以赞、杨复所起元、郑谦止鄤，谓其体递变而不离其宗，一以自得为宗。邓、杨皆王派也。隆、万之时，王学甚盛，故文风如此。”[2]戊辑一，《四书文论》，66

从诸家的八股文论来看，也是如此：“千子、厚庵，宗朱者也，梨洲、尺木，宗王者也。”[2]戊辑一，《四书文论》，65艾、李、黄、彭诸人之言，见上文所引。艾千子、李光地宗朱，故提倡明代前期之作，二人皆以雅正为宗，固守旧法；黄宗羲、彭绍升宗王，故青睐明代后期之作，注重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各家的八股文论与其理学思想高度吻合。

到了清代，情况又发生变化：

顾亭林《日知录》以复所与王龙溪同诋，谓其以禅乱儒。亭林固宗朱，开后来之汉学者也。汉学实由朱学脱变而成……有清代兴，始则朱学专行，继则汉学大盛，故隆、万之文风阒无肆响，矫放纵而为窘狭，时文亦自是衰退，一代四书文遂索然无大观。盖学者之精神又移于名物、训诂矣。[2]戊辑一，《四书文论》，66

刘咸炘以为，其一，顾炎武宗朱诋王，为后来汉学之先声。王学衰落，其后汉学大盛，考据风气大行，以致八股文呈现出谨守传注、重视考证的特点。因此，清代八股文是受朱学的影响。其二，对比顾炎武和彭绍升二人对晚明杨复所的态度，这一问题就更为明显。顾炎武宗朱，故贬斥杨复所与王阳明；彭绍升宗王(见上文所引)，则对杨复所的八股文大加赞赏。二人的八股文论与其理学思想若合符契，说明八股文的发展确与理学领域的朱、王有关。

三 八股文论的学术史意义

刘咸炘以理性、认真的态度从事八股文研究，改变了之前感性的、鄙夷甚至谩骂的习气；而且在深厚国学修养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方科学思想，体现了当时中西交融的学术风气。

(一)学术研究的前沿性

在现代学者中，刘咸炘是较早进行八股文研究的人。

八股文在古代就常被人轻视，到了清末，更被全社会普遍憎恶、痛恨。戊戌变法，一度废除八股，“一时缙绅士庶，田夫市侩，以及识字妇女，学语小儿，莫不交口而訾之曰：八股无用。”[8]3451905年废除科举后，八股文就更加无人问津了。偶有学者提及此体，也基本上没有太大反响②。

民国初期的学者，普遍对八股文嗤之以鼻。新文化运动中，八股文成了过街老鼠。有学者以为，五四时期，以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干将对八股文大加挞伐，“鄙夷不屑之情溢于言表”[9]396。1927年，刘大白曾说：“八股文在文章里面，是最无聊最下流的东西。”[10]17530年代报刊上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也最可见时人避谈八股的心态：“八股文在现社会中，已成不值一顾之废物。靡论青年学子，未尝目睹斯物，即一般老先生，亦多讳莫如深，不道只字，防人讥其顽固，笑其迂腐也。”[11]1

如此看来，刘咸炘的八股文研究算是比较早了。他于1924年编成《制艺法论抄》、《制艺选目》，1927年写成《四书文论》，刊行于1929年。此外，在其它一些文章中也经常顺带论及八股文，如1923年的《理文百一录》、1925年的《陆士衡文论》、1928年的《文变论》、1930年的《塾课详说》、1931年的《理文别录》及不详具体写作时间的《初学法》、《工具粗举》等。此后，八股文研究才慢慢被重视起来。

1934年，宋佩韦《明文学史》中为八股文专设一章，进行详细探讨。今人付祥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八股文在晚清受到相当激烈的批判，直到清末民初仍被排除在文学之外……宋佩韦不但在《明文学史》中对八股文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更为它设置专章，阐述起源及演变、作用及影响以及明代重要的八股文作家。毫无疑问，这在中国文学史写作史中是第一次，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当然，宋氏能做到这点，除了自身旨趣，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气氛使然。”[12]411宋书出版于1934年，而刘咸炘早在1923年的《理文百一录》中就已高度评价八股文，其《四书文论》分别于1927、1929年写成、出版，也在宋书之前。

上引付祥喜文还指出，宋书论述八股文，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气氛使然”。同时，与宋书同年出版的瞿兑之、钱基博等人的文学史著作中皆专设章节论述八股文，“可见八股文入文学史已俨然成为一时风气”[12]411。而能成为一时风气，刘咸炘导夫先路之功，不可湮没。

(二)理性研究，论点客观

刘咸炘对八股文的关注始于1923年的《理文百一录》，最后一次提到八股文的文章是成于1931年的《理文别录》，其时的学界对八股文充满了不屑、鄙夷。如上文所述，这种态度常出于感情用事而非理性的思考。刘咸炘在文中对此予以批评：

谓其体下邪？文各有体，本无高下。高下者，分别相对之权词耳。为古文者斥下时文，恐乱其体，可也，而时文不以是贱也。彼为古诗者固斥下律诗，为律诗者固斥下词，为词者固斥下曲，律诗、词、曲岂以是贱哉？谓其为干禄邪？彼唐之律诗、律赋、判词，宋之经义、论策、四六，孰非干禄之具？今论策盛传于异代，律诗、判词皆编在别集，律赋且有总集。韩退之之试论在《昌黎集》，张才叔之经义入《宋文鉴》，曲剧、平话，今皆有专家考论，列于文学之林，而独于制艺，则掩鼻过之，是得为平乎？[2]戊辑一，《四书文论》，61

类似的评价又见其《文变论》“文体固无所谓尊卑也”一节[2]戊辑一，20，可见是其一贯的主张。

文体本无高下，此理至为浅显，但多数人却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因而对八股文大加挞伐，感情用事，令人哑然失笑。刘咸炘指出这一观点的谬误，并举诗词曲各种文体为例予以说明，体现出学者应有的沉静、理性。下文对“干禄之具”的批评也是如此。

然而，如果仅仅批评，显然不够。刘咸炘接下来立论，正面分析八股文的价值，参见上文所论，同时还分析了八股文的发展史等。这更不是那些感性用事的人所能比拟的了。

由于以理性的态度进行研究，因此作者的观点也比较客观、公正。

如他能客观评价明代前后期的八股文而并不片面。如上文所言，后人论八股，或肯定明代前期而否定明代后期，或恰好相反。刘咸炘则认为，前后期各有特点：前期为八股文的内容、写法、风格等定下文体规范，后期则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创新开拓。一正一变，有正才有规范，有变才能发展，二者同等重要。

又如在肯定的同时又有否定。刘咸炘肯定了八股文的价值，但并没有嗜痂成癖，相反的，他对八股文的否定甚至大于肯定。在《明文派概说》中，他曾指出：“盖自唐世始有时文，与古文相对，而时文之最弊，则莫如明……骈文之弊为八行，散文之弊为八股，至近时而诗亦弊为八韵。至此‘三八’，而文之弊极矣。”[2]戊辑一，47言“最”、言“极”，这样的评价是很低的。所以，在《制艺法论钞》中，他提醒自己与八股文保持一定距离：“吾论文极戒时文气，虽桐城大家，吾总嫌其不免，然所嫌者，其声势之咿嚘耳。”[2]己辑一，144肯定其价值，否定其弊端，褒贬各得其所，全面、客观、公正而不片面、感性、偏激，这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刘咸炘做到了这一点。

(三)学术视野广阔

这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学术思想的接受方面。

刘咸炘的八股文研究根植于自己深厚的国学基础，其文大量征引前人相关论述，并且将八股文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背景下进行审视，由此可见其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熟稔，这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刘咸炘在研究中还吸收了西方的逻辑学思想。

刘咸炘八股文论撰成于上世纪20年代。当此之时，西方学术思想已在中国广为传播，逻辑学即为其中之一。如严复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结合先秦名辩、印度因明与西方逻辑进行比较；章士钊于1907年赴苏格兰大学学习逻辑，归国后，在高校里主讲这门课程：“民国七年(1918)，余以此科都讲北京大学。”[13]15“共和二十年(1931)，余复至沈阳东北大学讲授名理，以墨辩与逻辑杂为之。”[13]15可见，此时的逻辑学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

相应的，文坛上也出现了所谓的“逻辑文”。卢前《近代中国文学讲话》第二讲有“章士钊之逻辑文”一节，钱基博也将严复、章士钊之文称为“逻辑文”，其特点是“文理密察，而衷以逻辑”[14]351。

在此大背景下，刘咸炘对逻辑学的内容也予以密切关注并合理吸收。在教学时，他反复强调逻辑的重要性。如在《学文浅导》中，他这样指导学生写作：“吾前好词格，近乃重论理，以文须先求通、后求工，先立干、后垂条也。词格随天才而异趣，文理则成学之通途。”又提出作文要注意三个方面，其中之一是“肌理”，即条理：“条理者，所以成文。但知纵笔使气，每易无条理。记事有先后，述情有浅深，说理有次第。古人名作虽变化无方，无不合论理者。此名学所以特为一学，记事、说理尤以此为要。”[2]己辑一，142《工具粗举》中，他告诫学生应掌握“名学”这一治学工具：“名学者辩论之术，专论判断语之合，因及语词用字之确不确也。”这与西方的逻辑学密切相关：“西洋之逻辑则兼此二者，而仍重断语，故日本人译名为‘论理学’。此学分演绎、归纳两种，指用三段论法……”[2]己辑一，158《塾课详说》中，他指导学生“当读近译枯雷顿《逻辑概论》、法人《史学原论》”[2]己辑一，122。

同时，从《初学法》一文来看，他还曾欲“辑论理、文法、修辞诸门浅显之书为一书”，分为思辨、作文、篇章结构三个条目。其所列举的参考书，有刘伯明译杜威《思维术》、严复译耶方斯《名学浅说》、费培杰译《辩论术之实习与原理》、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等有关逻辑学者，涉及“逻辑的意义”、“演绎的运动之指导”、“判决之三要素”及“演绎论证”、“归纳论证”、“由因推果”、“由果推因”、“类比诸论证及其谬误”等[2]己辑一，161。以上皆可见他对逻辑学的重视。

因此，在相关文章中，作者反复多次将八股文置于西方逻辑学的学术背景中予以审视，如其《四书文论》中称赞八股文逻辑严密，其《制艺法论钞》、《理文百一录》之抄录、编选也是着眼于这一方面。

(四)刘咸炘八股文研究的影响

这可以卢前《八股文小史》为例加以说明。此书撰成于1933年、出版于1937年，是第一部、也是民国时期唯一一部全面研究八股文的专著，代表了民国时期八股文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的观点、材料以至语言表述等，受刘咸炘的影响颇多。以下略举几例。

在呼吁给予八股文应有的地位时，卢前征引了大段刘咸炘的相关论述以作说明：

顾八股文为学所贱已久，科举废后以至于今，垂四十年，此体弃置，已无人道。惟自通识观之，盖不平之甚者也。造文学史者，故应还其应得之地位。往在成都，亡友双流刘鉴泉咸炘示所作《四书文论》，最为知言。其通论部分至精核，可作八股文之价值论观。其言曰：“制艺者，诸文之一也……文且可以见学风如此。”[1]191-193

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其一，此书的写作动机之一，正源于刘咸炘。卢前在成都时，曾看过刘咸炘的《四书文论》，并对其评价甚高。卢前曾任教四川大学，与刘咸炘过从甚密，学术交流频繁[15]，还曾读过后者的《推十书》。结合《八股文小史》中大量借鉴刘咸炘之言的事实，可以相信，此书深受刘咸炘学术影响。当然，其学术成就在刘氏的基础上有了大幅提高。

其二，语言表述方面的借鉴。卢前在行文中，有时承袭刘咸炘的表述，只是稍加变通而已。上文中，卢前说：“顾八股文为学所贱已久，科举废后以至于今，垂四十年，此体弃置，已无人道。惟自通识观之，盖不平之甚者也。”刘咸炘说：“制艺之为学者所贱久矣……科举既废，更弃置无人道……以通识观之，盖不平之甚者也。”[2]戊辑一，《四书文论》，61两相对比，其语言借鉴至为明显。

其三，观点方面的借鉴。卢前大段征引刘咸炘《四书文论》中的论述，以证明八股文的价值。自“制艺者”至“文且可见学风如此”多达一千余字，篇幅甚长。其所受到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又如，在谈八股文发展史时，卢前说：

顾论明之八股，厥有二宗。其标清真雅正为宗，而排隆、万，为复古守正之说者，所谓主正嘉以前之八股也。彭尺木谓：“论者执成化、弘治之一概以量列朝，亦通人之蔽。”此盖通变之说，主隆、万以后之八股文也。[1]202

而刘咸炘《文变论》中论及八股文时说：

明人论时文者，标清真雅正为宗，而排隆、万。凡若此类，皆复古守正之说也……彭尺木绍升谓“论者执成化、宏治之一概以量列朝，亦通人之弊。”凡若此类，皆通变之说也。[2]戊辑一，17

两相比较，材料、语言等方面的借鉴也非常明显。

四 余论

综上所述，在八股文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刘咸炘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以认真、客观的态度予以审视，其八股文研究特点鲜明，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而其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独立不群的学术勇气值得后人学习。

任何时代，都有处于学术思潮中心的学者，更有大量的地方学者。后者远离学术中心区域如北京、上海等，因此往往被人忽视。但只有将二者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取得对整个学术界的完整认识；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学术史都是不完整的[16]6-7。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后者的重要性，包括刘咸炘在内的许多地方学者、地方学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相信这样的研究对学术史的建构将具有超乎想象之外的价值。

注释：

①见：李长之《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污点——八股文——的分析》，《清华周刊》1933年第40卷第1期，第167页；钱钟书《谈艺录》，《民国丛书》第四编第58册，据开明书店1948年版影印，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291页。

②如1907年吴梅的《中国文学史》、1911年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等虽提及此体，但论述简单，前者仅为油印本，不曾公开发行，长期湮没，连作者本人及其学生都不提及；后者仅提及八股文的起源，并举数人之作而已，所以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