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207)

意识形态作为政党的核心价值体系，承担着政党合法性维护、价值观引导、政治动员、凝聚共识等功能。任何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都是该执政党的理论旗帜和精神支柱，是该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部分。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具有强意识形态特性的政党，意识形态在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功用远比西方国家重要得多。中国共产党能否坚守和创新自己的意识形态，事关党自身的成败兴衰，事关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纵观党的历史，意识形态建设一直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关键要素之一就在于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

意识形态概念十分复杂，对其解读众说纷纭。知识社会学者曼海姆把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称为意识形态，格尔茨也把整个文化系统指认为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观念在不同的语境含义不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意识形态”主要指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统治阶级往往把自己特定集团的阶级利益装扮成全民利益，因此是一种“虚假意识”；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篇不朽著作中，则已将“意识形态”作为竖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部分，称之为“社会意识形式”[1]33。

本文所用“意识形态”概念，倾向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用法，是指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观念体系”。“政党意识形态”是指政党所奉行的世界观、理论学说、社会理想和价值体系，一般表现为某种“主义”的学说体系。政党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为社会改造计划、政策主张和核心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包括：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宗旨，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些构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特质和特殊规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凝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体系。

在许多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学者看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培育成员的忠诚服从来维护政党的权威和有效性。在革命战争年代，先进的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曾经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强大的政治动员力和高效的组织行动力，使其保持“战斗力”，也是它取得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但进入和平的后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因为其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产生巨大鸿沟，其意识形态往往成为制约其适应能力的一大障碍。于是，众多海外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市场经济无法共存，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必定以中国共产党的衰落为代价[2]79-80。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并未使中国共产党衰落，反而让她更加生机勃勃。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破除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僵硬”“刚性”的传统看法，其意识形态表现出强大的自我调适和创新能力，意识形态成为影响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关键变量。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大变革中，意识形态在解释、维护、整合和引领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意识形态的“维护坚守”与“调适创新”之间的把控和平衡的高超艺术。

本文尝试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关于科学纲领“硬核”和“保护带”划界的相关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自我调适中的“坚守”和“创新”进行解析。

一 意识形态调适的原则：“硬核”的维护坚守和“保护带”的调适创新

改革开放中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至关重要。在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度，言必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却未必说得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当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没说过的“新话”、没做过的“新经验”时，更有人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固然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来进行一言以蔽之的辩护，但终究不能向世人说明，你从“实际”中求出的“是”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自明的。马克思主义不等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话语，字字句句照搬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生前就声称自己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不等于实践中管用的所有真理(这样等于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边界，而任何严肃的理论都不是无边界的)。

科学哲学家伊莫尔·拉卡托斯关于科学纲领的“硬核”与辅助“保护带”划分的相关思想，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与“保护带”组成

拉卡托斯把科学理论称为科学研究纲领，他认为任何一个科学研究纲领都是由一系列逻辑严密的假设和理论组成的结构体系，任何一个科学研究纲领都包括理论“硬核”(Hard Core)、辅助“保护带”(Protective Belt)[3]67。“硬核”是最基本的理论公设和观点主张，构成科学理论的核心部分，体现了该学说的精髄和实质，构成该学说的基石，它们不容改变和反驳。否定“硬核”，整个理论大厦会坍塌，意味着对整个学说的抛弃。辅助“保护带”则是运用“理论公设”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具体分析现实问题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保护“硬核”的边缘地带，它由许多辅助性学说构成。当理论“硬核”与新的经验事实发生矛盾时，“辅助保护带”会主动地把反对的矛头引向自身，并通过调整和修改辅助“保护带”来避免对理论“硬核”的冲击[4]。

拉卡托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着严谨内部结构的理论纲领，并对其科学性给予了肯定。但拉卡托斯消解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将实际上只适合于某些经验自然科学的标准直接加诸于社会科学，再加上他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纲领的“进步性”作了消极评价。当然，我们不能以拉卡托斯的观点简单反观马克思主义，但拉卡托斯将科学理论划分为“硬核”和辅助“保护带”的做法却颇有创意，对我们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和辅助“保护带”具有启发意义。

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硬核”与“保护带”

意识形态在基础层面演绎为政治哲学，在价值层面表现为政治理想，在操作层面外化为实践方案。一般说来，意识形态的认知—阐释部分的政治哲学和价值—信仰层面的政治理想构成其“硬核”部分，而操作层面的实践方案构成其“保护带”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其自身的“硬核”和辅助“保护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硬核”，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稳定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和理论特质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区别于其他学说的关键，表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立场、基本原理、科学方法和社会理想，离开这些“硬核”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按照这样的划分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硬核”应该包括：工人阶级及人民大众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硬的“硬核”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说，纵使新的研究已经驳倒了马克思的所有个别结论，却无损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真理性。恩格斯也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742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硬核”不能丢，丢掉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价值立场、社会理想和科学方法。当代西方不少学者提出了所谓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借“发展”之名而放弃了“硬核”，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和“共产主义理想”。如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抛弃了马克思的一切合理内核，只剩下“批判”的幽灵。实际上，这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抛弃马克思主义。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辅助“保护带”是防止并保护理论“硬核”免遭经验事实反驳的一系列辅助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辅助“保护带”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基本原理和理论“硬核”对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对象和历史事件提出的理论判断、社会改造计划或行动纲领。这些辅助理论，我们将之称作“个别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外围“保护带”，是可反驳的弹性地带[6]。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具体的革命道路和建设模式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辅助“保护带”。这些“保护带”是随具体历史条件补充、修缮和置换的。比如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论”是对马克思的“多国同时胜利论”的修改，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对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论”的调整。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在政治哲学的认知-阐释层面和政治理想的价值-信仰层面相对稳定，而在操作层面的行动—策略部分则进行了与时俱进的调整。一方面，通过对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的肯定，坚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通过反思和适度批判计划经济时代探索的经验教训，创新辅助“保护带”，为新的改革开放举措提供合法性论证。

二 党的意识形态调适的历程：不断拓展创新符合时代要求的辅助“保护带”

当代中国国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出场“语境”。如何敞开文本通向现实的道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高超的实践智慧，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和弹性，让马克思主义的“硬核”不断植根于中国的实践土壤，不断调适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辅助“保护带”，构筑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保护带”，逐渐构建出一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亮丽风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创造奇迹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焕发出蓬勃生机。

马恩经典作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作了一些原则设想，但这些原则如何付诸实践，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国度如何呈现，则是后来共产党人的使命。作为理论辅助“保护带”的社会主义具体模式，应该呈现出空间上的多样性和时间上的演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由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外环境和时代主题不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不同阶段书写了各具特色、相对独立的理论篇章。

(一)邓小平理论：对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进行重构，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正当性论证

面对传统的“左”的意识形态与改革开放的冲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的基本战略是，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发问，把“社会主义”从教条主义的迷雾和“左”倾僵化认识中拯救出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使革命意识形态逐渐转化为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相适应的建设意识形态，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意识形态新的话语系统。这种建构，一方面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威性，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信仰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通过创造性阐释，实现了对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合法性论证[7]。

1.“实践标准”的确立，为党的意识形态创新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石。改革开放前，党的意识形态深陷“左”倾僵化泥潭，固守着一大堆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信条和革命概念而不能自拔。邓小平通过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机智地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中找到了否定“两个凡是”教条的依据，认为“两个凡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8]128。“实践标准”的确立，使党的指导思想从“两个凡是”的迷雾中解放出来，将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为党的意识形态创新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根据。过去笼统地认为我国已经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邓小平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的理论“硬核”，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9]252。从中国国情和历史方位的特殊及与马恩设想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的落差，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植入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演进过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它为改善社会主义“辅助带”提供了客观依据。

3.“社会主义的本质论”学说的提出，对社会主义的“硬核”进行收缩厘定，为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留出了空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总结性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373这一概括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内涵从抽象的谈论“生产关系”和“阶级的先进性”转换到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方面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合法性。同时，通过重新阐释“社会主义本质”，把过去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而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的具体特征清除出“硬核”，如“计划经济”、“消灭商品、货币、市场”等，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变革留出空间。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了“辅助保护带”。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客观实际，邓小平同志一方面拓展了“社会主义”的“辅助保护带”，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概念，另一方面创新“辅助保护带”，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打破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传统教条，石破天惊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利用市场工具和手段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

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中党的意识形态创新的开篇之作，通过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为经济改革提供合法性论证，为社会主义拓展制度空间，为中国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构建崭新的辅助“保护带”，奠定了从革命型意识形态到建设型意识形态转型的初步框架。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意识形态“先进性”进行现代置换，完成党的意识形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

随着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引入，党所处历史方位和社会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0]508。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社会结构、阶层状况、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如何体现先进性?如何体现“代表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党的“先进性”内涵的现代转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上重构了执政党的“先进性”的核心内容，党的“先进性”不再仅仅表现为革命意识形态中单纯的“理想先进性”、“阶级先进性”，而是强调“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报告说得非常明确:“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1]11。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的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随着多种所有制的展开，阶层结构急剧变化，体制外的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新阶层不断涌现，这些新社会阶层大多是社会精英，具有雄厚经济实力，有着自己的政治诉求。如何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社会阶层？他们是党的依靠力量，还是在政治上需要“管控”的对象，甚至是“革命对象”？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不能简单地用财产的“有无”、“多少”作为衡量人们政治上是否先进的标准，把新阶层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12]163。对新阶层的政治吸纳体现了党的意识形态的开放与包容，一方面有助于缓解他们在体制外进行政治对抗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调动新阶层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三)科学发展观：对分化社会进行政治整合，构建和谐型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呈现出大一统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体制，清一色的“单位人”，政党、国家、社会高度统合，社会结构简单，社会意识形态也呈现单一性和同质性。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多种所有制、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国家与社会开始分化，许多“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体制外的各种社会组织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阶层分化，利益诉求多元化，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职业、身份、就业状况经常变动。这些变化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中反映和折射出来，教条主义与自由主义、虚无主义与复古主义，利己主义与集体主义，拜金主义与宗教信仰，国外的与国内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左”的与右的、高雅的与低俗的、世俗的与超脱的等等，各种思潮粉墨登场，乱花渐入迷人眼。这种变化一方面让我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却预示社会分裂和失序的风险。因此,党的意识形态必须面对社会分化乃至分裂的挑战,寻找整合社会的新意识形态，使社会秩序保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框架之内,把矛盾和冲突限制在相对稳定的秩序之中。“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党的意识形态的目标。

1.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亦即凝聚共识、维护统一的功能。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形象地把这种功能称之为“社会水泥”。政党意识形态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凭借主导优势对分散而相近的意识形态进行转化、统合，对异质而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消蚀，利用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有效聚合、统摄社会思潮，形成共同信念，并使之转化为统一行动，实现共同体或民族国家的内部统一和社会控制[13]。

2.和谐型意识形态的构建。在市场经济利益原则的洗礼下，过去高调的单一的同质化的意识形态因其“高尚”不接地气，显然难以整合社会而被搁置，执政党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构建和谐型意识形态。和谐型意识形态强调在多元中确立主导，在异质中寻找共识，在分化中谋求整合，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同舟共济。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弥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硬实力”的快速发展与意识形态“软实力”发展滞后之间的鸿沟。执政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期解决社会分化和失衡。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体现党的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带来问题的正视和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是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进一步思索。党的意识形态从改革初期的建设型意识形态基础上进而强调和谐型意识形态的构建。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意识形态的激励引导功能，分层治理，全面重塑党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4]17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把意识形态工作当作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之一。

改革开放40年来，意识形态建设经历了为改革开放提供合法性辩护、部分“辅助保护带”的构建，而进入新时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提上议事历程。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已不止于求稳定、寻整合，而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观念支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触角往往超越政党本身范围，而深入到其所有真理领域。新时代的新矛盾、新使命和执政党治理领域的复杂性，要求党的意识形态分层次治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应体现“先进性”，国家意识形态应体现“共识性”，对外话语体系应体现“普适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展示出全新姿态：分层治理、全面重塑。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政党层面，表征为“政党找回”意义上重塑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国家层面，表征为“中国梦”旗帜下重塑国家意识形态；外交层面，表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打造对外话语体系。

1.“政党找回”——政党意识形态的重塑。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合法性来自于党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夺取革命胜利的法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不竭动力。与西方政党作为选举党大多没有信仰不同，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和严峻的。较长时间以来，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存在松软的情况，平庸化和特权化已然构成对先锋队政党的最大威胁。所谓“政党找回”，就是重塑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找回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找回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重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革命理想高于天，肩负民族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更加昂扬的精神姿态走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为了保证先锋队政党不变质的政党治理活动。

2.“中国梦”——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塑。经过4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进入“发展起来”的阶段，但正如邓小平在晚年反思时所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5]1364。在一个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和各种思潮激荡的社会，如果没有共同理想目标和价值引领，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利昂·巴拉达特认为，国家意识形态是一套具有强烈政治导向性的观念体系，通过为普通民众提供未来理想社会的愿景及其实现方式，以增加对民众的吸引力[16]9。所以，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路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打造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宣示党的奋斗目标和使命,作为凝聚民族共识、引导人民奋斗的旗帜。“中国梦”通过共同理想和目标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诉求和整体力量，发挥意识形态凝聚共识和激励引导的作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7]。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价值引领，可以唤起近代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集体记忆，整合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群体意识，通过理想激励、凝聚价值共识。

3.“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对外话语体系。政治话语是特定政治价值观念的物理表征，是政治信息的符号载体。在国际交往中，政治话语资源的短缺和空白会严重影响国际政治经济行为的合法性，建构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维度和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18]162。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西方价值观主导着整个世界的话语体系，国际政治话语呈现“西强我弱”的局面。西方国家把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装扮成“普世价值”，作为判断国际是非的标尺，对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抱有极深的偏见甚至将之“妖魔化”。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与中国快速上升的国际地位不相称。在中国越来越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和参与国际治理的今天，如果不尽快建立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等于自动撤出世界意识形态的道德高地，就范于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19]。

“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世界性语言”描述中国国际交往的准则，说明中国与世界的相生相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相互尊重、开放包容、同舟共济。这一恰当的对外话语体系有助于消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和恐惧，减少中国崛起的阻力，缩小中西方意识形态的鸿沟。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已经先后载入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的多项决议中，进入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作为中国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

三 党的意识形态调适的经验：中国特色的政党意识形态渐进转型

通过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意识形态自我调适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是影响改革开放的主要变量，意识形态在解释、维护、整合和引领社会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40年来党的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积累了宝贵经验，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政党意识形态渐进转型之路。

1.党的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核心元素。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的渐进转型过程中，其自我调适是在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框架中展开的，各个时代的改革理论都冠之以“社会主义”的修辞，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这些冠名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旗帜的连续性。改革开放40年来，几代领导人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硬核”,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元素。在意识形态的认知—阐释层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这一“硬核”具体化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价值—信仰层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关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下层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的崇高人文情怀，40年来每一阶段的改革都以增进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在社会理想层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制定切合实际的阶段性目标，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同时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2.党的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力求在有效性中增进合法性。党的意识形态的“辅助带”的调适围绕着推动经济社会改革目标而展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于现代化建设大局，通过发展的硬道理来反衬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通过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效度来积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并形成绩效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其合法性归根到底要靠经济基础来支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最终通过引领经济社会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来展示。只有夯实党的意识形态赖以依存的物质基础，才能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意识形态调适始终强调只有生产力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才能彰显，党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才能增强。

3.党的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超越了“左”与右的争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道路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姓“资”姓“社”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教条主义不区分“硬核”(一般原理)和“辅助带”(个别结论)，把个别具体结论当作一般普遍真理，把对个别结论的调整当成对整个理论的背叛。所以，当改革开放后，我们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引入“市场经济”，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一些人颇有微词，判定中国已经不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凡是马恩经典作家没说过的“新话”、没有见到的“新现象”，都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这种“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否定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新自由主义则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硬核”，主张中国的改革方向是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他们在经济领域，主张放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主张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他们把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在政治文化领域，把改革的方向引向西方“宪政民主”和所谓“普世价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其实，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告诫：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明确宣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开放40年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符合拉卡托斯的划界思想。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硬核”和“保护带”,把“硬核的坚守”与“保护带的调整”结合起来,既避免“思想僵化”，又避免“立场丧失”。当经典理论面对无法解释的新经验时,既避免理论对新经验的盲目排斥,也避免因为新经验的出现而造成对理论之“硬核”的轻率抛弃,避免让理论的“硬核”部分与理论的辅助“保护带”部分轻易“同归于尽”[20]。

4.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在路径上选择了渐进调整。所谓渐进调整，即意识形态的“创新”或“转型”并不是重起炉灶、另辟蹊径,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已有意识形态资源进行价值挖掘和资源开发，通过对传统意识形态“硬核”的保护和重新诠释,来实现意识形态辅助“保护带”的创新。意识形态的调适经历了从为改革开放提供合法性论证到局部辅助“保护带”的建构再到全面重塑的过程，从适应经济社会改革的被动调适到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动建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硬核”的前提下，辅助“保护带”保持了较强的适应性、开放性和现实回应性，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完成了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