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伦理学背景下的委婉语翻译
——以性禁忌语为例
2018-04-03王昱瑾
山东工会论坛 2018年4期
王昱瑾
(齐鲁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随着中西方言语渗透的逐渐深入,在翻译过程中遭遇性禁忌语的转换也是许多译者非常关注的问题。本文将以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为基础,探讨日常翻译工作中的性禁忌语转换的实际要求和文化内涵。
一、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理论回顾
20世纪70年德国语言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话语伦理学,其核心内容为交往理性,“要求为客观世界联结的真实性、主体的真诚性和沟通的有效性。”[1](p15)这三点内容也和哈贝马斯提出的“三种世界”相互关联。参与交往者需要具备对话沟通的“语言资质和交往资质”,翻译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交往行为,以文字表达为载体,达到文化交互共融、传递思想的目的。在交往过程中,需要保证客观世界呈现的真实性,同时沟通交往主体的真诚表达,以及沟通交流的效果也同样需要呈现出来。于是哈贝马斯提出了实现交往理性的前提:“第一,这种语言过程关乎谈话参与者的外在自然世界状况;第二,这种语言关乎主体关系,关乎社会世界;第三,谈话者表白自己内心的活动,从而关乎主观世界。”[2](p310)哈贝马斯将“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称为“三种世界”。而作为译者,是需要在这三种世界中建立链接,达到统一平衡,才能真正实现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性。
翻译过程本身就是原文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过程中呈现的外部客观世界风貌,同时在翻译互动中,杂糅社会与内心世界的交相呼应,是主观世界的体现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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