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文学论争中的“民族与世界”

2018-04-03王静斯

关键词:徐迟现代派论争

王静斯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自“五四”运动开始,整个20世纪的中国都处于追赶西方的状态。学者黄子平这样概括80年代知识分子的状态:在80年代几乎每天都在出新东西,有一段时间,我们焦急地“恶补”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知识,几乎没有停下来喘息的时间。而用这种状态来形容整个20世纪中国学界的情况依然适用,从“五四”时期到80年代,对易卜生“问题小说”的应用,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译介,对西方文化与文学实质的思考,应该说中国吸收与探讨西方文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而“西方”之于中国的联系也由最初的与我们关系甚微的“西洋景”演变为文学实践中的运用,进而成为文学精神论争的中心。通常而言,考察中国对待西方的文学实践和批评理论,“拿来主义”一直是我们采取的主要手段,正如鲁迅所说,对于西方的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和采纳,但在“拿来”的过程中,我们要进行“扬弃”,要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拿来”。如鲁迅对于西方现代派中的不同文学流派则具有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未来主义毫无好感,对于表现主义大力推崇。而在与西方交流和接触的过程中,无论学界抑或民间,一直存在着如何对待世界文化,如何处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问题。同时,中国的民族传统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应该处于何等位置,一直是学者着重思考的问题,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论争中,我们可以窥见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民族与世界”意识凸显

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应该说,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通常指称的是一种思想状态,一种思想、情感、精神上的疏离关系或者是紧密联系。那么在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曾经是一股极具扩散和穿透力量的思潮,在整个西方世界曾经风靡一时。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间的文化和文学交流日渐紧密,往往一个思潮或者流派的产生会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面。正如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它的缘起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经由马拉美等人的发展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产生了后期的象征主义。体裁方面经由诗歌到小说,传播范围也由法国转移到英国,出现了普鲁斯特、康拉德、伍尔夫等小说家,最后在20世纪中后期又来到了美洲,产生了“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这种思潮流派的易变性与交融性在整个西方20世纪成为了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一种思潮或者流派可能没有明确的形成时间,没有固定的产生地点,甚至一些流派的宣言和理论主张都是较为零散难以整合的。尽管如此,由于信息技术的便捷,文化交流的常态化,各个民族中具有代表性和革命性的文学观念或文学技巧仍然会迅速凸显,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如意识流文学中注重时间、内心挖掘、自由联想等表现手法,象征主义诗歌中对意象的凝练性和抽象性的关注,表现主义小说中荒诞因素的渗透,超现实主义作品中对于潜意识、生命本体以及欲望等的重视。这些异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和文学观念,迅速地发展和蔓延于西方文学界并朝着世界范围发展,转而影响到中国。

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西方现代派的译介和评价再次成为焦点。继“五四”和30年代的传播高潮之后,在新时期,现代派又一次回到了学者的视野中,回到了中国文学界,而此次它的出现似乎是以“不速之客”的身份出现的。在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中,我们看到了学者对于现代派资本主义性质的质疑,对于其哲学基础的排斥,对于颓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不接受。这些观点彰显了一种民族与世界的冲突。在论争中首先将中国问题放在世界这个较大平台上探讨,并且引起极大反响的是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该文从经济发展领域探讨现代派文学的发展问题,其将经济繁荣与文学发展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该文通过总结和梳理西方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认为随着西方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其文学也在逐渐变化,也就是说西方由工业时代步入了电子时代,其文学也相应地由浪漫主义经由现实主义步入了现代主义文学时代。通过总结西方文学发展的经验,对于中国的文学发展道路,徐迟同样通过经济视角思考问题,认为中国随着经济的逐渐繁荣,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也会出现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或者说“社会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从学理层面考察,徐迟的设想虽大胆但漏洞百出,其将经济发展与文学发展简单盲目地画了等号,而忽略了文学发展历史演进的复杂性。因为,文学与经济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经济极度颓废,战乱纷飞的时代,仍然可以涌现出震撼历史的作家。

抛开其理论的简单和盲目不谈,在徐迟的理论体系中,明确地体现出了民族与世界的框架,同时也可以看出其构想中充满着深刻的民族焦虑和自卑感。如果用后殖民理论家的理论阐释,可以说东方是在西方的指认下出现的,正如女人相对于男人而存在,东方也是相对于西方而存在的。相对于西方,东方显然是落后和野蛮的。在徐迟的思考中,可以看出其焦急地希望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能够迅速地追赶西方,摆脱落后,那么在文学上便是期待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徐迟的表达中渗透着某种民族自卑感,他将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目标,并认为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才造成现代派文学的滞后出现。因此,在最初的关于“民族与世界”的思考中便存在着自卑与弱势的因素。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论争的第二个热潮中,对于现代派与“伪现代派”的探讨,其中关于“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现代派”“真正的现代派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也普遍涉及了“民族与世界”的问题。

二、在交锋与对峙中“民族与世界”意识的深化

世界上没有哪种文化是最优秀的,不同的民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充分发挥自身文化优势的前提下,应适当地吸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结晶。而西方的现代主义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流动于不同的民族与国家之间,其到不同的国家,与当地的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如现代主义到达拉丁美洲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现代主义的先锋气质和叛逆精神与拉美古老的民族传统的结合,出现了古典与现代相遇之后所产生的具有独特气质的作品。那么,在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中涉及的“民族与世界”的问题,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是由僵化的对立到理性的分析,从理性的分析再到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

首先,在“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对文学的控制和规约依然存在,而西方社会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呈现出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对立关系。徐迟的观点显然是指出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中国与世界的二元框架中,其认为中国处于劣势,应该采取一些办法,试图使中国出现具有先锋性的、较为先进的文学样式——现代主义文学。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安全性,其竭尽全力地将现代主义文学纳入到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尽力将其与在中国占据传统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拉近关系。正如其文章中所指出:“现代派文艺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存在,我们应当研究它,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现代主义。如果说司汤达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首创始者,那么他也是心理小说意识流的始作俑者。”但是尽管如此,其短短的几千字文章在中国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政治对文学的规约较为深远的环境中,徐迟的观点显然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了一起。而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与我国明朗向上、充满朝气的社会主义显然格格不入。李准等一批在学界占据重要位置的批评家提出了质疑的观点,其严厉地批判了徐迟试图将现代主义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构想,也断然地否定了二者之间的任何联系。因此,在“清污”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国内形势下,徐迟的观点逐渐式微,其思想中初步形成的关于中国与世界的框架也趋于搁浅。尽管在论争的过程中,徐迟的观点由于其理论的严密性较差,其观点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他的想法作为论争的起点,为后来对问题的深入思考提供了扎实的平台。同时,他对于民族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对于“现代派在中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他的思路越来越凸显出来,同时也给后来的研究者以更多的启发,使学者们将“民族与世界”的思路纳入到研究范畴中。

其次,1988年左右随着“伪现代派”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民族与世界这一框架中由原来的完全拒绝逐渐进入理性思考阶段。同时,我们也开始从更深的层面上去思考在世界主义背景下民族文化如何发展的问题。1985年中国文学界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主义性质的作品。其中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莫言的一系列作品都极具代表性。《你别无选择》中的李鸣具有典型的“局外人”的精神气质,其与整个音乐学院学生的追求和理想形成极大反差,他不会每天勤奋练琴,也不会像疯子一样去寻找“力度”,他在浑浑噩噩、迷迷糊糊中追逐与挣扎。尽管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但是一种精神上的无着落,一种内心的绞痛一直在纠缠着他。正如曾镇南对这部小说的评论《让世界知道他们》中谈到的: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民族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种在世界文化氛围中民族文化所面临的改变与阵痛。那么,自从大量的具有现代主义特点的作品出现之后,文学界一方面对出现这些作品感到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其也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对待这些作品,用西方现代派的标准衡量中国的现代派。

最早引起人们关注并产生热烈讨论的是1988年黄子平的《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一文的出现,其文中用三组对立的概念来概括“伪现代派”的概念,即“古/今、真/假、中/外”,因此这个概念是个相对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含义。我们不应该纠结于概念本身,更应关注这一概念提出背后所隐含的复杂因素。其背后的动因应该是在巨大的时代话语推动下,“民族与世界”这一框架已经开始产生超越“体用论”的诉求。纵观历史,我们对于“世界”与“民族”这一对概念一直是模糊的。从鸦片战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的提出,可以看出,将西方的优势拿过来应用,但要保留民族传统中最根本的东西一直是我们对待西方的态度。尽管我们的学习领域不断地拓展,从最初的军事技术到社会制度,再到后来的精神文化,但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无法撼动的原则,是我们用一种防御的心态对待西方,一直试图用一种“蜻蜓点水”式的方式学习西方,而最终目的还是使之与我国的传统融合。从一些作家的文学实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方面的倾向,王蒙的意识流实验用“意识流的花瓶”装上了忧国忧民的精神,装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容。在“伪现代派”论争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种超越“体用论”的诉求和冲动,一种试图在精神气质上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企图。那么,正如论争中,众多学者对于目前创作情况的不满,正表明了学界对于世界与民族框架认识的深入与发展。针对陈冲的“横移论”和刘晓波的“剥皮论”,黄子平指出:“这些要求‘纯现代派’的作家和批评家,试图‘剥离’自身的体验与文化,以迁就或达到对方的完整性。当两种完整性都不可避免地被打破时,从两方面都可以提出‘不伦不类’的指责。”在这次现代派和“伪现代派”论争中,大多数学者都开始摆脱了开始的从阶级论的角度简单否定的态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学者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西方现代派作为衡量我国现代派文学的唯一标准,认为只有达到西方现代派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技法的文学,才是真正的现代派文学。但是大多学者,包括黄子平、李陀等,他们对上述针对中国没有真正现代派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从不同的国家与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不能一味地拿西方现代派的标准要求中国的作家,任何文学样式的产生背后,都蕴涵着深刻的时代、文化、信仰、伦理等背景。因此,不能说中国的现代派没有从更高的哲学角度思考问题,没有涉及一些人类普世的情感,没有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冷漠就认为其不是真正的现代派,中国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派作品,是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心理习惯的。

因此,在80年代对于现代派的论争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学者对“民族与世界”这一问题的思考呈现出逐层深入的趋势。在80年代初期我们认为中国与世界应该是保持距离的,尤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应呈现出某种渐行渐远的趋势。从陈慧、李准等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于“颓废”“腐朽”“唯心”“虚无”等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在80年代初期主张完全排斥西方现代派的观点,还是占据极为重要位置的,这些观点的形成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政治对文学严格规约的状态自然使这些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另外,与此对立,一部分学者也提出了应该借鉴西方文学的观点,提出了要用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观点来分析西方现代派文学,同时指出西方现代派文学内部的复杂性,不能全然否定。可以看出,无论正反两面,此时对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认识,已经通过论争的方式开始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只是由于政治环境的作用才没有形成深入且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在1985年之后,随着现代派作品的大规模出现以及政治环境的逐渐松动,商品经济的浪潮席卷全国,不同的民族与文化之间的沟通途径和方式出现多元化,那么对于“民族与世界”的问题具有了深入研究的有利条件。通过现代派与“伪现代派”的论争,我们从精神、信仰、民族等深层文化方面展开问题的思考,其中对于“我国在信息全球化的趋势下应该支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样式”及“应该突出本民族的精神与性格的观点”便是人们通过“民族与世界”的深层思考而得出的结论。另外,对于“寻根文学”的实践等,也是我国对于民族问题与世界问题思考的结果。

因此,在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值得思考和梳理的问题,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一些因互相碰撞而产生的思想火花,是“论争”这一特殊的文学批评方式给予我们的。而在论争中,一些有别于“十七”年、有别于“文革”、有别于1942年《讲话》的文学传统的东西开始浮出水面。在论争后,这些问题也逐渐开始明晰,并成为90年代甚至是新世纪一直延续的重要研究领域。

三、结语

从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80年代学界对于“民族与世界”这一框架认识的深入,并认识到其在我们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层面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那么,现代派论争作为80年代一个不容忽视的论争主题,在论争的语言表达和关注问题的范畴中,我们窥视到了学界处理民族与世界关系的纠结与犹豫。历史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化问题逐渐成为每一个民族必须要面对的核心领域,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发挥民族文化与文学的优势,是每个学者要思考的问题。正如评论家贺绍俊所指出的,每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都具有独特的魅力并且是复杂多变的,只有用该民族的语言表达并且植根于那片土壤的作品,才真正体现那个民族人们的性格和精神实质,比如维吾尔族人民的乐观、幽默的品格凸显于作品中便是夸张、幽默、荒诞、“意识流”,但不失乐观的作品风格。那么,同样是荒诞、意识流等技巧,其在维吾尔族人民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是风趣与乐观的精神实质,正如倒骑毛驴的阿凡提形象,存留于我们内心的一直是一种机智与幽默的化身。那么这与西方的黑色幽默完全不同。在黑色幽默中我们在笑声的背后,感受到的是绝望与刺骨的痛,而在维吾尔族作品中感受到的是气愤背后的妙趣横生。因此,西方现代派的文学场域中体现出的是生命本体的荒诞与凄凉,而这种荒诞与悲凉在我国文学作品中便不会具有哲学高度上的思考,也不会具有更多的抽象含义,而是一种诸如封建社会中对于情感与人性的压迫所产生的反抗抑或苦闷。

[参 考 文 献]

[1]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J].外国文学研究,1982(2).

[2] 贺绍俊.多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学[J].芒种,2013(10).

[3]李永东.“现代派”还是“伪现代派”[J].柳州师专学报,2008(4).

[4] 刘小新.伪现代派[J].文艺评论,2003(2).

[5] 许子东.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J].文艺评论,1989(4).

[6] 季红真.文明与野蛮的冲突[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7]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8] 刘再复.文学的反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9] 刘象愚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0]刘炎生.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11]陆梅林,盛同.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猜你喜欢

徐迟现代派论争
《论风格》文本系谱与论争
徐迟最后岁月的一页日记
探出城市日常生活的“恶之花”:《英美现代派诗歌中的城市书写》评介
媒介论争,孰是孰非
论徐迟诗歌创作中的都市色彩
最有情义的你在渡口等着我
中学新诗教材的一场论争及其意义
徐迟永远十八岁
村上春树文学翻译论争背后的译论之辨
“生活比较法”:走进现代派小说的艺术世界——以卡夫卡《变形记》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