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苹

(福建商学院 人文与公共管理系，福建 福州， 350012)

巴金的《寒夜》写于1944年至1946年底，此时距离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快30年了。在这约30年期间，随着西方新的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与男性社会抗衡、追求男女平等的新的意识形态，被称为女性主义，也称作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里，蕴含着三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是独立意识，从社会价值层面反抗男权压迫，反对女性屈从地位和依附性生活方式，追求女性独立人格；第二是性别意识，从与‘男’相对应的‘女’的性别层面注重并肯定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心理体验、象征表征和内在情思；第三是‘人’的意识，从生命本体的层面追求女性作为人的意义，实现人全面和自由的发展。”[1]

现代知识女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及由此生发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受益者。现代知识女性的生活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息息相关，她们有的为反抗社会家庭压迫、追求个人理想而斗争,有的为反抗封建思想、争取婚姻自由而奋斗，都曾表现出光彩夺目的精神风貌，比如“《伤逝》中的子君、《日出》中的陈白露、《腐蚀》中的赵惠明，通过她们，分别从爱情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三个方面表现了不同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进行的抗争”[2],尽管最后她们失败了，但是她们毕竟在女性解放的路上一步一步地往前迈进，即使在这条路上，她们的身影显得如此单薄，她们的步履显得如此悲怆。这条路从20年代的子君走到30年代的陈白露、繁漪、梅，一直走到40年代的曾树生，似乎这时中国现代知识女性才直起腰来，有了一点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

一、曾树生的女性意识

曾树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她不仅年轻漂亮、健康活泼，同时也追求个性解放、个人价值。受当时风行的“教育救国”的影响，她选择了教育专业，希望和汪文宣共同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并愿为此而奋斗，那时的他们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曾树生有了生活上的伴侣，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为追求真爱，她不拘形式与汪文宣自由同居，毫不畏惧婆婆的冷嘲热讽，她不做唯命是从的家庭奴隶，无视婆婆的无理指责，坚持走自己的路。似乎，那些曾经束缚了无数传统中国妇女的封建家庭伦理道德都对她失去了管束的力量，在她的思想里家庭关系应该是自由平等的，最后当婚姻失去爱的基础时，她勇敢地与汪文宣解除了夫妻关系，奔向心中所向往的自由与幸福。在现代文学史中，她是一个特例，她具有之前所有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都不曾具备的现代女性意识。

具体说来，透过曾树生这个现代知识女性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女性的人格独立意识

女性的人格独立意识，实际上是“五四”对“人”的观念的继续与发展。 “‘五四’是一个梦醒的时代,是一个向传统说‘不’的时代；‘五四’具有‘轼父情结’，它以捣毁那腐朽的、万恶的‘铁屋子’为目的。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没有个体声音的集权专制文化和没有女性声音的男权垄断文化受到了全面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3]随着女性解放和女性主义(或者说是女权主义)传入中国，女性意识到自己也是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拥有生命所固有的独立价值和尊严，不能再做传统陈腐思想和男权的奴隶了，她们开始反思自我的存在，开始从单纯的“女性”(女人)进入到“人”这个角色。

具体到《寒夜》，曾树生已经不再像传统女性那样要完全依附于家庭、依附于丈夫，而是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立精神。在工作中，她尽管是作为一个“花瓶”存在，尽管也会有“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做一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也够可怜了”①这样的哀怨，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独立，她认为现在骂人作“花瓶”已经过时了，时代不同了，“花瓶”也是份正经的工作；在家庭生活中，她始终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大叫道“我是我”，她有着独立的生活理想和对自由的追求。虽然曾树生受过新的高等教育，但她处于新旧交替状态的社会，难免受些传统观念的束缚，也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然而她没有因此丧失理想，她认真工作，贴补家用，让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在丈夫患病失业之后，毅然承担起支付丈夫的医疗费和挽救这个破碎家庭的重任；她离开重庆到兰州也坚持每个月寄钱回家，这些都与其接受的新式教育以及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有关。

(二)女性的自我认同意识

女性的自我认同意识是指女性对自身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人生态度、情感体验等方面的认同与坚持。这种自我认同意识往往外化为对自我的认可与自信。《寒夜》多次提到曾树生的脸“温热”“光滑”，身体“丰满”，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体现了其良好的精神状态。这种与汪文宣的“死气沉沉”截然不同的生命活力根源于其对自我的认同和内在衍生的自信。这种自我认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源于她人格上的独立与经济上的独立，因为有了充足的“底气”，哪怕与家庭中的家长权威婆婆争吵起来，她仍然是理直气壮。作为一名新女性，她对自己这一身份有了强烈的认同感。

没有经过正常的婚办程序，曾树生与汪文宣因自由恋爱而选择同居并生子，这成为婆婆攻击她的一种利器。曾树生深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现代女性意识已经深入脑海，对于婆婆的责难与非议她敢于反抗，她坚信她有权选择人生的道路，有爱与不爱的自由，她有着对封建夫权的替代物“母权”(父权暂时缺席的情况下)不肯屈从就范的斗争精神。当婆媳矛盾进一步升级，两者几乎水火不容时，她最终忍无可忍地选择与丈夫解除婚姻关系，离开这无“爱”的家，飞往自由的兰州。曾树生对自身有着正确的认识，既不以工作上的“花瓶”身份而羞耻，也不以“同居”身份而惭愧。相反，她以一种强势的态度在这个家庭立足，以一种主人公的心态来看待家庭中的复杂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女性不过是男性的附属品的传统观念。在那样恶劣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她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女性的基本生存权、经济权和自主权。

(三)女性的经济独立意识

与以往的新女性不同，树生最重要的特质在于经济独立。之前男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绝大多数经济都是不独立的，在家庭中总要依附男性，如子君、繁漪等人。鲁迅[4]在1923年所作《娜拉走后》的讲演里说“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这种命运根源于女性的经济不独立，要么回来继续依附男性，靠着男性的“施舍”度日，要么堕落，出卖身体和灵魂来维持生计。女性唯有进入社会取得了经济独立，才能成为一个独立个体，才有资格去争取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所应得的地位与权利。正因为曾树生有独立的经济收入，甚至还用自己的收入养一半的家，成为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之一，所以曾树生在这个家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丈夫对她是尊重的，甚至是依赖的。婆婆虽然对她恨之入骨，但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她，尽管只要有办法，总也不肯用她的钱。此外，树生的经济独立也为她自己赢得了自立、自主的保障，有自己独立的理财，她可以在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之外，做一些经济投资。

小说的最后，汪文宣的去世代表着这个家庭的彻底解体，汪母不得不变卖家里所有的东西，带着孙子小宣离开了重庆。汪母如果有自己的经济收入，她和小宣就不会有太悲凉的结局。曾树生有独立的收入，有独立的理财计划，并且成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正是对私有制产生以来男权制经济主导地位的一种绝对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慢慢从陈旧的“厨房”“阁楼”中走出来，开始迈向独立的社会生活，不依靠他人就可以在社会中立足，这也是早期职场女性走向新的独立自主的生活的起点。

(四)女性的个性解放意识

曾树生有相当浓厚的现代女性主体的自我意识。她敢于打破传统的伦理制度，毅然走出家门，走进学堂，接受新思想；与志同道合的汪文宣自由恋爱并同居；面对生活重压，勇敢挑起养家的责任，以弱小者的身份，为生存权利和自身幸福与传统社会抗争。曾树生的家庭最大的阻碍不是夫妻感情的破裂，而是一位代表着封建旧文化的极端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婆。婆婆爱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但就是忍受不了儿媳种种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忽视了时代的进步导致的社会风俗的变迁。因此，婆媳之间的矛盾逐步升级，最终无法调和，双方各不相让，水火不容。从根本上看，这是一种思想理念的冲突与矛盾，因此很难得到缓解与消除。从社交上看，曾树生在社交圈子里能与人融洽相处。用她的话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②当她与丈夫争执时，她毅然离家出走，暂住在朋友家。她常应酬(这固然与她的职业有关)，能与上司友好沟通，而不像汪文宣那样卑微地生活在对上司的恐惧下，连大气都不敢出。曾树生的这些表现，充分说明她已经具备了鲜明的女性个性解放和独立的意识。

二、 困境：没有出路的未来

巴金的《寒夜》是一出悲剧，文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也都是悲剧人物。曾树生尽管从那个压抑的“家”走了出来，去兰州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但是，事实上她并没有得到这种她所想象的幸福与自由。由于始终处于对丈夫的亏欠感中，她最终还是从兰州返回那个早已家破人亡、人去楼空的家中，却发现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这里出现了一种矛盾：树生既然深受女性解放的影响，勇敢地从无爱的家中走了出来，去寻求个人的幸福与自由，那么，为何还有如此沉重的背负？“她心里空虚得很，只想找个地方关上门大哭一场。”③既然她有了自己的现代女性独立意识，她的人格精神、经济基础是独立的，可是为何还摆脱不了这种命运的“寒风的吹打”？

巴金的回答是“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④。可以看出，当时的现代知识女性尽管有了自己的独立意识，但并不能真正完全地独立，也无法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夜”确实“太冷了”，难以排遣，难以回避，面前并没有出路。不管她最终作何选择(极大可能是重回到兰州)，她无法回避一个家破人亡的事实，对丈夫和孩子的负罪感必然导致其精神失堕，给其日后生活带来不可排解的阴影。

(一)传统家庭、社会理念的影响导致内心的困惑

尽管曾树生在与观念陈旧的婆婆的交锋中寸步不让，在自我行为上也我行我素，这是根源于个性解放之后女性内心衍发出来的自我认同，但是她的内心也总是在进行新旧观念的交战，偶尔还流露出一些与传统理念相吻合却与个性主义相矛盾的思绪：她在想起自己的孩子小宣时，总觉得自己对其照顾不够，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在与婆婆激烈争吵之后，看到婆婆为家全心付出，她内心也闪过“她都可以忍受，我为什么不可以呢”⑤这样的自我责备的念头；在与文宣争辩时，她也说自己或许不是个好妻子；而在与年轻、充满活力的陈主任交往时，她也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回避。 在她心中，尽管女性主义、个性主义占了上风，但是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家庭责任感仍然在起着作用，因此她经常处于内心新旧观念交战的困惑之中。

(二)社会现实并没有给女性真正独立的出路

尽管在曾树生的年代里，随着中国近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女性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也有了一定的选择空间，也可以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女性，从而实现自己的经济和精神的双重独立，但是，从以曾树生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女性的个人经历来看，社会并没有给她真正独立的出路，她仍然是男性社会的附庸。她从汪文宣的家里走出来，诚然，她通过自己的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确实走出来了，但是她从象征着中国封建传统的“家”中走出来，就真的救出了自己吗？没有，她只不过是从一个“家”(汪文宣的家)逃到了另一个“家”(陈主任家)，拒绝了对一个男人的依附(汪文宣)，选择了对另一个男人的依附(陈主任)，依附的事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依附的男人不同而已，汪文宣不能给她所想要的富裕的生活和充满活力的躯体，而陈主任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她也没有实现自我真正的人格独立，仍然依附在男权身上，也没有实现自己真正的的经济独立，她的职业只是当个让人开心的花瓶，并没有多少能自力更生的技能和本领。 面对种种社会现实，她走在阴暗的街上，没有任何的出路。

三、结语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寒夜》里的曾树生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女性，的确具有十分强烈的女性解放和独立意识，她所代表的在“五四”中成熟起来的一代知识女性，抹掉了封建旧观念在她们身上留下的烙印，执着地追求个人人格的独立、经济的自足、行为的自主，重建了对女性身份的自觉认同。她们热烈地追求个人幸福与个人自由，不遗余力地渴望把自己从旧的世界中救出来。然而，由于传统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她们并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得到一条真正独立、自由的道路，她们也没有得到她们所追求、渴望的幸福与自由，她们也很难从对男权的依附中摆脱出来，她们最终会被当时那个男权社会所吞噬。巴金透过曾树生这个人物，对女性解放的时代命题作了深刻的思考。在那个时代，女性的个性解放不能仅局限于女性自身行为，还需要依靠整个社会的进步，女性解放的真正实现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②③④⑤均引自巴金中篇小说《寒夜》。

[1]林琳.解读铁凝小说的女性意识[D].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2007.

[2]张理.论巴金《寒夜》中的现代女性意识[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2):50-55.

[3]李莉.从“人的解放”到“性别的解放”——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女性解放观[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3):82-83.

[4]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