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舸澜著，闫怡恂，史国强译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东亚研究系，不列颠哥伦比亚 渥太华 V6T1Z2）

在讨论“无为”作为隐喻概念结构之前，先来解释什么是“概念隐喻”，为此，有必要简述认知语言学①与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相关的信息，乃至为认知语言学（指从认知而非其他角度如生成语法研究语言学）提出的辩护，参见Gibbs（1996）。Gibbs指出，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两大特点：“（a）使来自其他学科的经验式发现与语言学理论相结合，（b）研究具体概念知识的内容，而非仅仅研究概念知识的构造”。的一个下域（subfield），因其与隐喻理论（metaphor theory）发生关联。

一、当代隐喻理论

当代隐喻理论大概是通过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马克·约翰逊的研究才走入学者视线的，他们说自己研究的对象是“叙述性的或以经验为依据的现象学”，研究的目的是描写“人类经验的地理构造”（Johnson语）②参见Wolf（1994），该研究讨论了现象学与Lakoff和Johnson著述之间的关联。与当代隐喻理论概论相关的信息，参见 Lakoff和 Johnson（1980、1990），Lakoff和 Turner（1989），Johnson（1987、1981），Sweetser（1990），Kovecses（1986、1990），Turner（1991）。Lakoff（1993）的文章可能最充分地概括出认知隐喻理论的轮廓；Ortony（1993）就隐喻提出各种理论视角，对隐喻研究大有助益。。当代隐喻研究，其要旨是人的认知——生产、交流、意义加工——严重依赖域（domain）之间的映射关系（mapping），此处的映射应理解为“两组之间的对应关系。分派到第一组每一元素的对应关系，也应分派到第二组”[1]。另一要旨是，人的认知过程并不依赖语言，跨域映射的语言显现（linguistic manifestations ofcross-domain mappings）不过是更深层次认知过程的显现。这些映射有几种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形式——也是我在下文着重讨论的形式——是Fauconnier所说的投射映射（projection mappings）[1]9。其中一个更为具体或结构更为鲜明的域（the source domain来源域）的部分结构，用来理解和讨论另一个域（the target domain目标域）。一般来说，后一个域更抽象或结构不那么明确。我所说的“隐喻”（metaphor）指的正是这种投射映射，按照这种理解，下文出现的隐喻不仅包括更为具体的、文学意义上的隐喻，也包括明喻（simile）和类比（analogy）。

基本的、结构化的经验与具象王国（physical realm）不可分离，人们在身体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遇到并改进的种种模式（pattern）即为最根本的来源域。当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抽象王国（abstract realm）时，就依靠来源域提供结构。因此，认知语言学家提出，感觉运动结构（sensorimotor structures）在塑造我们的概念和推理模式（modes of reasoning）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大概是认知语言学家提出的最为核心的主张。感觉运动结构最基本的要素被称为“主要图式”（primary schemas）——“以动态类比的方式再现空间关系和空间运动”[2]——主要图式通过经验之间的相互关联，再与抽象的目标域发生联系，生成一系列“主要隐喻”（primarymetaphors）。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了几个代表性主要隐喻，如感情是温暖（AFFECTIONISWARMTH）①认知语言学领域的规范是，用大写字母指称隐喻图式。、重要的是重大的（IMPORTANTISBIG）、还有更多（MORE ISUP），等等，以此来说明上述隐喻的感觉运动来源域，以及生成上述隐喻的基本经验关联。我借用两个例子如下。

1.目的是目的地（PURPOSES ARE DESTINATIONS）

主观判断：获得目的

感觉运动经验：到达目的地

例子：“他终将成功，但还没有达到那里。”

基本经验：每天走向目的地，借此获得目的感。（例如，你想喝水的话，需要走向饮水机）

2.行动是自发的运动（ACTIONS ARE SELFPROPELLEDMOTIONS）

主观判断:行动

感觉运动经验:在空间运动身体

例:“我正沿着目标移动。”

基本经验：在空间移动自己的普通行动[3]

值得注意的是，以这种方式理解的图式，其基础是经验关联，而不是先已存在的相似性（similarity），此外，这些图式所代表的是类比或形象“不能缩减的格式塔结构”[4]——实体、属性、关系——而不是命题（propositions）。因此，“目的是目的地”应该被视为下文的缩写：“在经验和理解过程中生成出复杂的关系网络，其出现是经验跨域映射造成的”[4]7，而非命题性陈述；“隐喻自身不能简化成我们用来指称隐喻的命题”[4]7。

一般来说，传统的隐喻理论把隐喻描写成一种沟通模式，这种模式相对稀少，还有些“离经叛道”，其目的是为语言添加辛辣的作料，但完全可以简化成对等的逐字逐句的改述（paraphrase）。因此，从这个角度理解的隐喻纯粹是可有可无的语言技巧。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其重要主张是，从根本上说，隐喻关乎思想，而非语言；对我们这种生物来说，概念隐喻无处不在，没法回避。认知派指出，概念隐喻是我们就自身和时间进行推理的主要工具——在相对抽象或结构松散的领域更是如此。抽象概念如“时间”和“死亡”可能拥有简要的结构，这种结构直接（如以非隐喻的方式）被概念再现出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结构还不够丰富，不够详细，不足以使我们借此进行有用的推理。因此，当我们对抽象的或相对松散的领域施以概念、进行推理时，这种松散的结构就要被其他结构充实起来（一般是自动地和无意识地），这种其他结构是主要隐喻提供的，主要隐喻来自基本的身体经验，身体经验往往与其他主要图式同时使用，构成复杂的隐喻或概念合成（conceptual blends）②Mark Turner和Gilles Fauconnier指出，在直接的来源——目标映射之外，隐喻往往还涉及构建更为复杂的“混合空间”（blended spaces），“混合空间”的成分来自各种域。我讨论的隐喻大多依据更基本的来源——目标映射，为了言简意赅，即使更为复杂的隐喻，也将压缩成来源——目标映射。用来说明来源——目标映射的那种“骨骼—皮肉”隐喻是George Lakoff私下里告诉GregoryMurphy的（其特点是Murphy发表的）。我们还应注意，不同的——往往也是不兼容的——隐喻图式或混合图式也可能被用来协助一元抽象概念形成概念，到底如何使用，那要依据我们讨论的是目标域的哪一方面。这种现象还将深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的或复杂的来源域被激活，映射到目标域，此时，来源域概念拓扑的众多方面——比如，推理模式、形象的推论模式、显性实体（salient entities），等等——存续下来，进而把高层次结构引入目标域③我之所以说“众多方面”，原因是在意识里直接复现的目标域的“骨骼结构”，不仅制约来源域对目标域的映射，还能制约来源域的哪些方面可以被成功地映射出去，哪些方面因与题无关而被忽略。。莱考夫将此称为“不变性原则”（invariance principle）[5]。

为说明此过程的演进，我们先来讨论人们对抽象的“生活”是如何理解并进行推论的。莱考夫和约翰逊发现[3]60-62，说英语的人对“生活”进行推论或探讨，往往使用复杂的隐喻：目的明确的生活如同旅行，这种复杂的隐喻为他们提供了来自身体经验的图式，他们借助图式对抽象概念“生活”进行推论。这种图式来自普通大众的信念，生活中要有目的才是。这种图式的依据是上文提到的两个主要隐喻：目的是目的地、行动是自发的运动——通过经验关联，两种图式进而变成概念“工具箱”的一部分。两种主要隐喻与一个简单的事实（来自我们对世界的一般认识）相结合，此时我们能得到复杂的隐喻图式：目的明确的生活如同旅行，对此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如下映射。

旅行 → 目的明确的生活

旅行者 → 生活的人

目的地 → 生活目标

旅行安排→ 生活计划

因此，隐喻（目的明确的生活如同旅行）来自我们基本的涉身经验（embodied experience），我们借此可以对抽象的“实体”①当然，把生活当成实体，这一过程已经涉及基本的客体—事件结构隐喻图式（OBJECT-EVENT STRUCTURE metaphor schema），通过图式，事件被概念为实在的“物”。进行思考和推论，因为实体“本身”结构相当松散，所以很难对其进行推论。如莱考夫和约翰逊所指出的，全面引入这种隐喻与其自身的逻辑推演（entailments）是分不开的:即，抽象的生活和具体的旅行之间那种隐喻性连接，允许我们从丰富的存储里提取与旅行相关的一般知识，然后再将提取出的知识用在“生活”上②还有人对相似性隐喻理论提出批评，因为来源域与目标域之间是不对称的。我们不可能不从更为具体的域里提取结构，如旅行，以此来推论生活等抽象的域，使之形成概念，但话却不能倒过来说：我们可以说新生的婴儿“开始了人生旅程”，或者，一个凶手对即将被害的人说他“走到了路的尽头”，但我们却几乎不能说，从洛杉矶到旧金山旅行的人才“出生”，或者，等他们到达旧金山后，他们就“死了”。概念隐喻的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不对称是系统性的。。下面再回到莱考夫他们的例子上，在我们与旅行相关的经验里，还有下列几种知识。

旅行需要计划到达目的地的路线。

旅行可能遇上障碍，你应该未雨绸缪。

你应该为旅行做好准备。

作为谨慎的旅行者，你应该制定旅行计划，写明你何时到达何地，下一站是哪里。

你应该知道自己身在何地，下一站身在何地，如何赶到下一个目的地。

将上述知识和一系列推理，映射到抽象的“生活”上，我们能完成下面的逻辑推演（entailments）。

目的明确的生活需要制定达到目的的计划。

目的明确的生活可能遇到困难，你应该未雨绸缪。

为追求目的明确的生活，你应该有所准备。

作为谨慎的生活目标明确的人，你应该制定出全面计划，写明何时应该完成计划，下一个目标又在哪里。

你应该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什么，接下来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

因此，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以为，如同实地旅行，为抵达“目的地”，事先要做好计划，“路上”可能“遇到”艰难险阻，我们应该避免“走偏”或“陷入困境”。如果我下意识地从来源域引入推理结构，然后将其投射（project）到目标域：为目前的进取（道路）使出更大的气力（继续前行），结果适得其反（走得更偏了）；如果我希望有所改变（返回原道），我先要彻底改变当下做事的方式（原路返回，逆转），回到过去正确的道路上（回到走偏的“原点”），然后以与现在不同的方式（朝着新方向）再次用力（继续前行）。从上文可以发现，一个复杂的隐喻可能拥有深刻的实际含义，足以影响我们的决定，同时为我们提出正确的指引。此外，上文（大多数）文字改述确实很蹩脚，但可以说明，目的明确的生活如同旅行这一图式已经深深进入我们的意识（consciousness）:在讨论生活决定时，要回避这一图式是多么不容易。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复杂的概念隐喻结构可以引出一系列特定的语言表述，如在生活中“迷失”，工作走入“死胡同”，或“无路可走”。这些特定的隐喻表述（语言的也好，实物的也好）不是偶然的或各不相关的，而是被共同的概念隐喻激发出来的。以上的确是认知语言学关键的命题：隐喻表述并非一成不变的语言规范（linguistic conventions），而是一种表层显现，与之相连的是深层次的、活跃的、几乎无意识的概念结构。也就是说，目的明确的生活如同旅行这种隐喻结构是独立存在的，不依赖任何特定的隐喻表述，因此可以生成出新的无法预料的表述。凡是知道目的明确的生活如同旅行这一图式的人，马上就能领会“死胡同”或“无路可走”等隐喻的意思，哪怕是初次遇上，此外，他们还能借助以上概念图式，生成出相关的但又是全新的隐喻表述。比如，“生活在快车道上”是新颖的表述，当其进入美国文化后，人们马上就明白了，因为这种说法来自图式目的明确的生活如同旅行，而且流行开来，因为美国人可以从中提取丰富的推理模式，然后对具体的来源域进行推理（在快车道上开车，刺激但可能肇事），再利用推理模式对生活进行推理（你的朋友“在快车道上驾驶”，一时痛快，但可能酿出事故，所以应该在“车毁人亡”之前把速度“减下来”）。

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的学者引用几种现象为证据，希望借此说明隐喻代表了概念上活跃的、动态的结构。“在快车道上生活”可以被视为“新奇概括”的证据：全新的语言表述是可以被生成出来的，哪怕说法再新颖，有能力的说话者马上也能明白，原因是他们可以借助共享的概念结构。与此相关的证据还有一词多义（我们发现一个词或一种表述在系统上存在相关的意思，如“死胡同”或“迷失”）和推理模式——即，来自结构完好的来源域（比如，实地旅行）的推理模式，一般被用来对抽象的目标域（比如，生活）提出结论。在上述语言证据之外，越来越多的心理实验已经验证了隐喻图式的认知存在，如感官知觉（sensory perception）过程所显示的，此外其他几种研究也提供了证据：认知映射其实是大脑的生理外化（physiologically instantiated）①研究者提出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在认知形象图式下，身体模式（bodilypatterns）到底是怎么外化的。。种种证据表明，概念隐喻不仅是很真实的现象，而且还是涉身认知必然的一部分。

从此出发，我们站在了“经验现实主义者”（experiential realist）或“涉身现实主义者”（embodied realist）的立场上，因为这种立场在左右认知语言研究。概念隐喻“是互动的……有结构的理解方式”，其成因是我们涉身的心智（embodied mind）要适应“我们周围那种物理的、文化的、人际的环境”[6]。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体相差不大，又因为人类面对的环境在最重要的方方面面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可能发现，在跨文化和跨语言方面，存在高度的相似性（similarity），在主要隐喻方面更是如此。如，如下提法并非站不住脚：人人——不论其文化、语言或所处历史阶段——为达到其目的，都有过希望从A来到B的经历，所以，目的是目的地这一基本隐喻若是在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或接近普遍存在，我们对此不必感到意外。换言之，因为人的经验涉及一大批共享的、涉身的格式塔结构（gestalt structures），所以我们应该期待这些共享的结构——作为投射结果。

当然，因为这些格式塔结构是通过涉身心智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才产生的，我们也应该期待，环境发生的巨变在新概念隐喻出现的过程中将有所折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目睹过环境发生的巨变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下面的例子对我们并不陌生，在过去几十年里，电脑的普及应用为大脑和语言处理提供了重要的、影响深远的、全新的隐喻。互联网等现象也在生成全新的人类互动模式，大概这种互动也将形成全新的隐喻映射。人类定居太空现在还不能实现，仍然是科学领域虚构的推测，但想象一下也是有趣的：假设定居太空变成现实，一代代孩子在没有引力的环境下成长，那将会发生什么？他们还能继续使用来自语言或文化保守主义那些陈旧的“以引力为基础的”映射吗？或者他们最终能将这些隐喻扔到一边，使用他们自己全新的——对我们来说相当陌生乃至无法理解的——概念隐喻吗？

全新的也好，陌生的也好，总之，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科技取得了巨大进步，对我们的生活也造成了重大影响，但人们共享的基本环境却是相当稳定的。为了取得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还得把身体移动过去；我们获取与世界相关的绝大多数信息，还得通过视觉（共同主要隐喻的经验基础，眼见为实嘛），总的来说，现代美国人拥有的全部基本运动和物理互动方式，与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人，并没有多大差异。尽管我们发明了电灯、活字印刷术、电脑、互联网，但是人类身体和环境的基本稳定性（我们被迫与环境进行跨文化、跨时间的互动）使我们可以期待一种高度普适的主要隐喻映射。如我们用认知语言学的种种方法研究中国的典籍，我们将发现现代英语与古代中国概念隐喻之间的相似度（degree of similarity）是相当惊人的，哪怕是在相当抽象的、在文化上可能是偶发的领域也是如此。虽然从新笛卡尔（neo-Cartesian）后现代理论的角度出发——按照这种理论，语言—文化系统（在隐喻方面）应该被视为独一无二的、自发的结构——上述现象好像出乎意料或不大可能，但是，从认知隐喻理论的立场出发，这种现象仍然是可以期待的。

下文将使用隐喻分析法来揭示，在或多或少是共享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下，思想者之间的概念关联。不过，如在结论部分还将讨论的，对从事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说，概念隐喻分析也不失为一种激动人心的全新的研究方法。概念隐喻分析以经验现实主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experiential realism）为基础，这一原则为普遍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探讨概念的“深层语法”（借用乔姆斯基的隐喻），如语言符号下面的隐喻，我们可以有效地逃出后现代的“语言囚室”，以身体和身体经验为桥梁，抵达“他者”（the“other”）。与此同时，共享的概念结构对身体和物理环境是偶发的；没有合成的概念映射为进入“事物自身”提供无中介的途径；映射里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变种（cultural variation），理解上述现象之后，我们就能避免那种僵化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在思想和文化研究方面，普遍主义是启蒙研究法的一大特点。概念隐喻分析法可以被称为“中间路线”，而更为传统的比较研究路径专门指向特定的术语（语言符号）或一般的哲学理论。希望本文能够在人文和社科学者中间推广概念隐喻分析法。

二、隐喻理论在中文典籍上的应用：作为概念隐喻的“无为”

下文将讨论概念隐喻理论如何帮助我们厘清“无为”的概念。我们将发现，隐喻无为与自我［己］和施动（agency）的隐喻概念紧紧地连在一起，而自我和施动在各种文化里是共享的，这一事实将极大地帮助我们发现无为的认知结构。因此，在讨论无为的隐喻结构之前，先要讨论“自我”形成概念的图式。

（一）“自我”形成概念的过程

我们做决定时，需要形成概念予以应对，其中最为普通的抽象概念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自我”）。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几种我们在英语里使用的主要图式，我们借此对“自我”进行推理，使其变成概念，此外——我们在下文将发现——这些图式在战国时代的典籍里几乎都能找得到。

说到现代美式英语里的自我概念，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为使内心生活形成概念，说英语的人并非使用完全统一的方式。为了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依赖各种隐喻概念。不过，不同的隐喻也确实从为数不多的来源域里提供素材，如，空间、客体拥有（object possession）、向外用力（exertion of physical force），以及各种社会关系[3]267。尽管这些不同的图式有时在文字上相互矛盾，但一般来说并非不可兼容——即，这些图式相互补充，因此共同构成连贯的自我概念。在论证无为隐喻结构的过程中，有必要讨论其中的几个图式。

我们先来检查在自我形成概念的过程中最为普通的隐喻结构，也是莱考夫和贝克（Miles Becker）1992年最先提出的，后来莱考夫和约翰逊又予以详述：主体—自我图式。莱考夫和贝克先检查了现代美式英语里各种与自我相关的隐喻，然后他们得出结论：说英语的人基本上是以如下方式来感知自己的，即主体和一个或更多的自我在遇上隐喻时是分裂的。在这种主体—自我图式里，主体总是被当成人，其存在并不依赖自我；而意识的所在、主观经验、我们的“本质”——才能决定我们到底是谁。这种自我涵盖了个体（the individual）的方方面面，其表现方式可以是人、物、地点、官能、器官、身体、情感、社会角色、个人历史，等等。

人→主体

人、物或地点 → 自我

关系 → 主体-自我关系

我们想想以下陈述：“我要强迫自己来做”。莱考夫和贝克要说的是，这句话在概念上是分裂的，一方是隐喻的主体（“我”）——意识的所在地——一方是分离出来的自我（“我自己”），后者被“强迫”才能完成主体的指令。以上是主体—自我最根本的分裂。再如下面的表述：“我的恐惧压倒了我”，其中的自我是情感（“我的恐惧”），与主体（“我”）泾渭分明，被概念为一种主体无法控制的物理外力，然而，“我能走出自我”，其中的自我被概念为主体落脚的隐喻地点（一种容器），但是，当主体希望反思自己时，主体还能从里面出来。以上表述之所以是隐喻的，原因是：1.它们并不真实（如没有“我”真能与“我”分开，后者还能“被迫”做什么）；2.（如下文即将论及）它们从具体的来源域汲取素材——物的关系、物理外力、实在的地点或容器——以此来描述和推论“自我”的抽象王国。

下面，我将描述与自我相关的隐喻，其中大多数不过是这种单一的、普通的隐喻系统的特殊案例。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这种隐喻系统意义非凡。如莱考夫和约翰逊所指出的，“这种图式揭示的不仅是我们概念系统深层的现象，还有我们内心经验深层的现象，即我们感知的自己是分裂的”[3]269。这种分裂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形成概念的，映射中提到的“关系”因素的特点又是什么，凡此种种是具体使用的来源域决定的。几种更为普通的来源域，及与之相伴的更具体的主体—自我隐喻描述，在我叙述普通的主体—自我图式与无为隐喻的关系时，将一并予以说明。

客体管控是我们最先学会的动作，也是我们日后在生活里反复要做的动作。在众多主体—自我隐喻里，无为也在其中，客体管控充当了来源域的角色。自我管控是客体管控（SELF-CONTROL IS OBJECT CONTROL）是主要图式，因为管控客体的最好的办法是对其施以力量，所以这一图式往往被描述成：自我管控是客体被外力作用后的远动（SELF-CONTROL IS THE FORCED MOVEMENTOF ANOBJECT），现映射如下。

自我管控是客体被外力作用后的远动

人 →主体

客体 → 自我

外力运动 → 主体管控下的自我

没有外力运动 → 无主体管控的自我

莱考夫和约翰逊提供的英语例子还有：

I lifted myarm（我抬起胳膊）.The yogi bent his body into a pretzel（练瑜伽的人把身体弯曲成圈圈）.I dragged myself out of bed（我把自己拖下床来）.I held myself back from hitting him（我控制自己才没打他）.

如我们所见，自我管控和客体运动图式，说明无为最基本的隐喻概念，即“毫不用力”（effortlessness）。

（二）主要的无为隐喻：不用力（顺）

一般来说，主体对客体自我（the object Self）施以管控是应该的，但即使在英语里，我们有时说到“没管控的自我”时，依然持积极态度。如一人用力学跳舞，怎么学也跳不好，最后终于会跳了，说：“我终于把自己解脱出来了”。据此，我们可以理解无为的基本隐喻：其字面意思是“没做/没用力/没投送”，从隐喻的角度说，无为指一种状态，行动发生时，即使主体也没有用力。因此，“无为”自身所起的作用，是对“毫不用力”或“不用力”等概念高度概括的隐喻表述。两种主要的隐喻表述“谱系”共同拥有其［无为］概念图式结构，二者都落在“毫不用力”的名下，但在概念结构上又稍有不同。

“从”字谱系：这一谱系的隐喻所依赖的图式，指主体对自我放弃管控或施动，其中最普通的现象如下。

从following

因following/adapting to

依leaning on

顺flowing along with

在上述隐喻表述里，主体之所以不用力，其原因是“自我”代劳了。这方面最早、最著名的一句话可以用来描写上述隐喻。如《论语》2.4所描写的，孔子70岁时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此时一生用力后的孔子可以放松下来，允许部分自我——心欲——接管行动权，主体不过是顺其自然。

“安”字谱系：“安”字构成另一隐喻谱系，表达的概念也是无为，但形式稍有不同。“安”字隐喻结构将重点集中在一元的（unitary）主体上，这时的主体在休息或不用力，其中却没提自我。这一谱系的隐喻排列如下。

安at ease/at rest

简/舒relaxed

静still

息 /舍 /休 at rest

逍遥/彷徨wandering/rambling

游playing/wandering

自我作为行动的成因却没有明确进入其中，虽然从逻辑上能推演出来——依据对实物和运动的认识——因为只有某人和某物接管过去，主体才能“安”下来。其实逻辑推演在《庄子》里通过一系列独有的隐喻已经写明，《庄子》里的一元主体可以“安 /息”，被动地“宅”或“寓”，或索性外出“乘”一圈，因为施动者是规范秩序（normative order）。

休 on the Potter’s Wheel of Heaven［天钧］

宅 housed in oneness and lodging［寓］in what can not be stopped［不得已］

御reigns of the discriminations of the six forms of qi［气］

那么，从概念的角度来说，“顺”与“安”字谱系之间在结构上差异不大。我们将发现，正因为差异不大，隐喻“顺”与“安”往往连用或换用。

这两个谱系的隐喻都与不用力或不做相关，构成了无为谱系的核心，左右其主要概念结构。不过，对基本结构的逻辑推演，反过来又引出其他与概念相关的隐喻。

（三）次要的无为隐喻：非自我意识（Unself-consciousness）（不知）

客体驾驭不是自我管控形成概念的唯一途径。英语和汉语里还有一种常见的途径，即从客体拥有的角度出发［使自我管控形成概念］，映射如下。

自我管控是客体拥有

人 →主体

实物客体 → 自我

拥有 → 自我管控

丧失拥有 → 丧失自我管控

如英语里的“losing yourself”（迷失自我）或“getting carried away”（忘乎所以），一般来说是负面表述。我们在古汉语里也能找到这种丧失客体拥有的负面表述。在《庄子》里，我们读到一个二流巫祝遇上真正的大师后，“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7]。

然而，这种现象不一定总是负面的，在读书或欣赏艺术品的过程中发生“自失”就是值得的、幸福的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从隐喻的角度来说，平时“拥有”自我的状态就变成了限制或负担，消除拥有可以理解为一种解脱。因此，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方式重新映射图式，提出客体拥有的另一种评价。

主体因客体丧失而逃出自我管控

人→主体

实物客体 → 自我

拥有 → 自我管控主体

丧失拥有 → 主体摆脱自我管控

在《庄子》等战国典籍上应用主体—自我（SUBECT-SELF）和客体拥有（OBJECTPOSSESSION）图式后，可以更好地理解南郭子綦等故事——此人不知通过哪种默想把身体变得朽木一般，思想如同死灰——对外人说“吾丧我”[7]45。不少学者评论过南郭子綦，如吴光明和霍尔（David Hall），他们将“吾丧我”视为《庄子》存在两种自我的证据：无我与无己。不过，谢尔贝格（Paul Kjellberg）指出，“吾丧我”是流行的文言文，“吾”是标准的第一人称主格代词；“我”一般用做第一人称宾格代词。其实“吾丧我”的意思也可以通过第一人称反身代词来表达（吾丧己或吾自丧），句子改变后其哲学意义与英语的“I lost myself”相比，并未发生增减。然而，如我们将发现的，即使这句英文表述（I lost myself）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句话使得主体—自我（SUBJECT-SELF）和客体拥有（OBJECT POSSESSION）生成出概念图式，而中国古文的“吾丧我”就更是如此。那么，从隐喻的角度说，南郭子綦的思维方式已经使他（主体）得以摆脱自我的控制——这种摆脱也是我们理解庄子无为的一种方式。

虽然客体丧失图式（OBJECTLOSS schema）与上文说的“无为”隐喻有所不同，但是这两种图式在概念上仍然密不可分，原因在于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因为你要发力，你就得集中精力，这时所谓轻松自如——对熟悉向外发力的人来说，轻松自如［无为］会自然发生——将与非自我意识（unself-consciousness）同时来临。因此，不出我们所料，这两种图式在英语里往往相互关联。如，“［在活动里］释放自己”和“［在活动里］失去/遗忘自己”，这两句话在概念上是对等的，我们从中也能发现上述现象。其中对客体不再发力的主体（“释放自己”）与“失去”或“遗忘”（比如，失去意识）自己的主体在概念上是对等的①从概念的角度说，“遗忘”和“失去”在结构上过程相同，这方面战国时期的汉语比英语说得更明白。我们不妨从《庄子》里选几个例子，“忘”和“失”在平行子句里是可以互换的，如“我忘了答案，因为我失去了问题”，此外还可以构成合成词“遗忘”。当然，这种概念上的联系在现代汉语的合成词里也找得到，如“忘掉”。。我们也可以在《庄子》（无为隐喻取之不竭的源泉）里找到证据，从中发现“失”或“遗”与无为相互关联。

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7]663。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振于无竟[7]108。

“遗忘”的基本逻辑推演是，你一旦遗忘什么，你就不再知道。这种推演允许我们将非自我意识的普通文字表述——不知（unaware）——划入“失去/遗忘”的谱系。此外，还有一种关联：强烈的情感经历往往也能引发一种非自我意识，如主体被自我（以情感的方式）压倒。因此，我们发现强烈的情感也是与“失去/遗忘”谱系发生关联的，这种现象在战国时期的典籍里反复出现，如上文所引那位被吓得“自失而走”的“神巫”。不过，强烈的情感也可以是正面的，如儒家所说的“乐”。我们在《论语》里发现“乐”“遗忘”和非自我意识之间的概念关联被孔子一语道破，孔子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7]19。

“忘”字谱系：我们可以把下列文字表述划入“遗忘”谱系：

忘forgetting

失 /遗 /丧 losing

不知not knowing/unaware

乐joy

从客体丧失图式的角度把“自我无意识”理解成隐喻，那么“非自我意识”就与“不用力图式”发生了关联，成为其逻辑推演，我们再通过考察“忘”字谱系的隐喻和文字表述，发现“非自我意识”在典籍里反复出现。最后，轻松自如和非自我意识在概念上和隐喻上，共同构成无为活动的两大标志。

（四）相关隐喻

然而，在战国时期的文献里，与轻松自如和非自我意识相关的，还有其他隐喻谱系，如不一并提及，就不能结束对无为隐喻结构的讨论。这些隐喻与主要的和次要的无为隐喻共同发生作用，协助厘清主要隐喻和次要隐喻或厘清其逻辑推演。

“虚”字谱系：“虚”字隐喻与无为发生关联，往往出现在道家及荀子的著作里，其作用是协助“忘却”谱系的隐喻传递非自我意识的理念（idea）。“虚”字隐喻的依据是构成主体—自我关系的另一图式，即作为容器的自我（SELF AS CONTAINNER）①Lakoff和Johnson描述过自我作为容器的图式，但映射的方式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将其与大不相同的隐喻联系起来。。这一图式来自我们与有限空间和容器的互动，可映射如下。

作为容器的自我（自我如容器）

人→主体

容器 → 自我

容器内的客体→ 自我的品质

从基本的本体论的隐喻出发，品德、恶行、倾向、性格特征及各种知识，被视为可以从自我容器提取或装入其中的物质（substances）。容器自我可以是最普通意义上的自我，也可以是部分的自我，如心或气。

在《老子》或《庄子》等文本里，自我容器被缩减为“虚”，主体借此进入一种轻松自如［无为］和非自我意识［不知］的状态。《庄子》第四章提到的“心斋”颇为有趣，其中的“心”被比作腹，通过隐喻的斋，可以清空。等“斋”结束后，内里所存唯“气”，“气”是一种虚空，可以接纳外物，“道”可以从中自然地生成出来。这种从心理上对“心”的清洗，可以使主体“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一宅而寓于不得已”[7]147——如此一来，描写“虚”的隐喻就与描述轻松自如［无为］的隐喻联系起来了。

“内—外”字谱系：这一谱系的隐喻以“作为容器的自我图式”（SELF AS CONTAINER schema）为依托，同时将图式与本质自我隐喻（ESSENTIAL SELF）结合起来。按照莱考夫和约翰逊[3]282-84的描述，他们把本质自我隐喻的基础称为“本质的民俗论”（folk theory of essences）：即，每一客体“内部”所拥有的本质使其成为自己，这种本质是每一客体“自然”行为的因果源（causal source）[3]214-15。若是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本质”往往与主体发生模糊的联系。然而，如下情形也能出现：“我们是谁在本质上与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兼容”[3]282，但借助本质自我隐喻，可以解释上述情形。

本质的自我

人1 → 主体，拥有本质

人2 → 自我1，真实自我（适合本质）

人或物3 → 自我2，非真实自我（不合本质）

请看这句：“今天我判若两人”（Iamnot myself today）。作为类比或对不理想行为的解释，这种隐喻提出一种理想的关系——主体（“我”）与自我1（“真实的”自我）联系起来——但理想的关系没有成立或被打乱。上文没有明确提及自我2，但是，当不理想的行为续存时，自我2可能正是主体。不过，下文明确提到自我2：“说话的不是真正的我”（That wasn’t the real me talking）。文中的自我2已经接管主体，同时暗示自我1也在场：不是“真”我的自我在场，推测是真我的自我在场，后者可能已经接管过来，因为主体道歉了。

莱考夫和约翰逊发现，这种隐喻能派生出三种不同的特例，但与拙文研究关系最大的却是内部自我（INNER SELF），其中涉及把本质自我隐喻与容器自我图式（SELF AS CONTAINER schema）结合起来：

本质的自我+作为容器的自我

容器内 → 自我1（适合主体/本质）

容器表面外 → 自我2（不适合主体/本质）

无论在现代英语还是在中国的古文里，这种隐喻都很普通，读者马上就能明白。我们可以说：“她好像很友好，但那不过是表面（掩盖了她真实的［例如，内在的］自我）。”与此相同，颜回在《庄子》第四章解释了一个图式，他希望“内直外曲”②值得注意的是，各文化相通的隐喻，直=自主的、合适的行为；曲=迎合的、不合适的行为。，即以（装出来的）外表敷衍顽劣的统治者，但以（真实的）内心保持正确。

本质的自我与作为容器的自我相结合，再以这种结合充当《老子》自然隐喻的结构基础，这对我们理解无为是十分重要的。所谓自然是指事物顺乎其自身内在本质时所处的状态。从隐喻的角度说，自然所生成的形象“自然地”来自自我容器——莱考夫和约翰逊[3]214在其讨论事件和原因时提出一个隐喻，即自然的因果关系是外向运动（NATURALCAUSATIONISMOTIONOUT）③请比较，“东欧乱象出现在冷战结束之后”。这种隐喻好像不过是容器+本质图式的继续：即，冷战结束被概念为容器，其内在本质（乱象）出现的方式如同小苗出自种子或婴儿出自子宫。大概这种“自然的因果关系是外向运动”的隐喻来自我们所经历的生殖过程和种子发芽。。我们将发现这种和自然相关的隐喻在道家典籍里与轻松自如［无为］和非自我意识（不知）相伴始终。

“合”字谱系：这一谱系的隐喻所关注的是一元（unitary）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其中主体和世界是以实物客体存在的。该谱系映射如下。

主体 →客体A

世界 →客体B

合适的关系

主体与世界之间 →客体A适合客体B

该谱系概念隐喻如下：

宜 fitting，appropriate

合 fitting，matching

和harmonizing

当 appropriate，fitting

适 appropriate，fitting

配 accompanying，fitting together

将“合”字隐喻推演下去，我们还能得到通俗的“时”字隐喻，其主体行动被视为与形势相“适”或相“应”，其主体经过概念转化而变为物，物又被作为客体的世界所激发或触动（感）。上述种种隐喻借助我们对世界共享的经验与轻松自如（无为）和非自我意识发生关联——也就是说，如果各部分相互适应、服装合身、四季应时，或你面对合适的触动，那么向外用力或有意识的争斗就没有必要。《庄子》里的几句话正好能用来说明这种概念关联，我们从中发现“合”字隐喻与“遗忘”谱系和“内—外”谱系结合起来：

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7]662。

（五）隐喻的连贯性

我们读到这里可能注意到，各种隐喻图式在文字层面不是互相一致的。如，主体既可以被视为一元的（unitary）客体（如在“适”字或“安”字隐喻里），也可以从主体—自我分裂的角度分成两部分。不过，如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的，当隐喻以连贯的方式出现时，我们就不必要求隐喻在字面上前后一致。莱考夫和约翰逊曾描述论点（作为战争的论点、作为旅行的论点、作为容器的论点）等抽象隐喻如何相互抵牾[8]，但相互抵牾的隐喻可以发生关联，形成连贯的论证隐喻概念（coherent metaphorical conception ofargument）。从根本上说，因为没有一个隐喻形象（image）能够生成所有逻辑推演，足以应对“论证”（argument）这种复杂的抽象的现象并使之形成概念，所以为适应各种形势，需要不同的图式来凸显与特定形势相关的逻辑推演。这些在文字上相互抵牾的图式之所以在概念上连贯起来，原因是在逻辑推演的过程中，你中有我，相互依存，哪怕各自拥有其自己独特的逻辑推演①作为旅程的论点和作为容器的论点，这两个隐喻部分重叠。。

我们将发现，与无为及进入无为相关的隐喻也是如此②如果我们希望完全理解一个概念，就得把用来描写这一概念的各种隐喻图式一并考虑进来，哪怕这些图式有时在文字上互相抵牾。如《庄子》里提到使自我变“虚”或“失”去自我的隐喻，就其自身来说，这些隐喻可能指一种“不知”的画面。不过，我们在第六章将看到，当这些隐喻与“作为本质自我的内在自我”图式（INNER SELF AS ESSENTIALSELF schema）一并理解的时候，隐喻指向的“自我”不过是“虚假的”自我，而非“真实的”自我。Michael LaFargue也指出了这种现象，他认为《老子》里不少陈述（statements）是“格言”（aphorisms），而不是系统的哲学立场成分，因此，其意思“在指向特定目标时似乎已经耗光”，也就是说，“如果我在不同场合使用[字面上相互抵牾的]格言，我也不一定自相矛盾”。LaFargue还注意到，“虽然各种说法……指向不同的目标，提出不同的形象，但其立场和动机却是相当统一的”，这与我的提法颇为相似，拙文也认为，字面上不兼容的隐喻在概念上是连贯的。。荀子在其题为《性恶》一章里用几个隐喻来概括“人性”，足以说明一元概念拥有多种结构。荀子使用的隐喻图式在字面上并不一致，但在概念上却是连贯的，因为每个图式都指向特定的逻辑推演。

1.人性是一种内力，我们可以相从相顺。

定向逻辑推演：不要让这股力量把主体裹挟走。

2.人性是实物所在，如同旅程的起点，我们离开起点（离）就不再回来（归）。

定向逻辑推演：我们的出生不过是漫长修身“旅程”起点；如果我们希望返回母腹，那将是“倒退”。

3.人性是我们丢了（失、丧）的物品，不能失而复得。

定向逻辑推演：我们先天本性很快就要发生变化；我们再也无法回去，哪怕我们希望回去。

4.人性是扭曲的东西，我们必须施以外力才能矫正。

定向逻辑推演：修身（“矫正”自我）需要刻苦用力，需要彻底改变。

5.人性是与他人共享的东西。

定向逻辑推演：我们生来是平等的，因此人人都可能成为圣贤。

上面的隐喻图式有几个在字面上并不和谐，但对荀子或读者来说也不是问题，因为通过相似的或互补的逻辑推演，字面上不和谐的隐喻图式在概念上是连贯的。

并非所有字面上矛盾的隐喻在概念上一定是连贯的。我们将发现，与战国时期无为思想相关的几个图式——特别是指向无为的修身隐喻——拥有的核心逻辑推演是相互矛盾的。再回到荀子的例子上来，我们在《性恶》一章发现对人性更深入的隐喻概括与我们讨论过的五个图式在概念上并不兼容。

6.人性是人性恶的施动者，我们知道人性恶，因为人性渴望（欲）或希望（愿）善良。

定向逻辑推演：人性恶。

未必成立的次要逻辑推演：人性具有内在的向善倾向（tendencies），正因为人性是恶的。

这种例子正好说明内在论的（internalist）成分，时不时地在《荀子》里闪现，充当概念矛盾的种子。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在原作里将发现不少。如在《论语》里两个与修身相关的主要隐喻之间就在概念上出现了紧张关系（tension），一方是作为外饰的修身，一方是作为技艺改进的修身。第一个图式的重要逻辑推演是，外饰要发生的话，适当的底物（substrate）必须存在，与此同时，第二个图式涉及彻底改变原始材料——因为其原始结构不太连贯。与此相同，我们发现在孟子那里也出现了紧张关系：一方是作为农作物隐喻的修身——其逻辑推演需要长时间的外部努力，才能指引并协助我们的内在秉性——一方是把人性视为暴力的图式（洪水或牲畜践踏），这种暴力刹那间就能释放出来。

战国时期重要典籍里旨在生成无为的、对修身所做的种种隐喻描述，涉及到同一文本内的图式，不仅在字面上互不兼容，在概念上也不连贯，因为这些图式涵盖了矛盾的（或至少是相互抵触的）逻辑推演①Lakoff和Turner发现英语里形容生活的隐喻也有相互矛盾的逻辑推演（如生活是宝贵的财富和生活是桎梏），但他们相信，这些隐喻在功能上是连贯的，因为它们对“生活提出了大不相同的角度”。与此相反，我要指出的是，虽然上述两个图式都出现在英语里，但它们在概念上并不兼容，如果一位思想家希望对“生活”提出连贯的看法，使用上述隐喻就难免自相矛盾。。这些概念矛盾十分有趣，因为上述矛盾明确地显现出战国时期修身理想所固有的紧张关系：即所谓的“无为悖论”（paradox of wu-wei）。一般来说，我们讨论的所有思想家在修身上既使用外在论的隐喻，也使用内在论的隐喻，如此一来，在“为”与“无为”之间的逻辑推演方面就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修身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天性里的“材料”或摈弃（如《庄子》提到的）先天的“情”（essence），那么，一种逻辑推演就是：我们一定要用力不为（try rather hard not to try）；另外，如果从隐喻的角度把修身仅仅理解为释放一种内在的动力或一种内在品质的外饰，那么其逻辑推演就成了：我们确实不必刻意无为，即无为将［自动］发生，如老子的隐喻所说——“自为”。

这两种主要隐喻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下文将予以讨论那些思想家的宗教目标是达到轻松的无为，因此，“轻松自如”的理念需要以隐喻的方式传递出去。与此同时，无为被理解成一种达到的状态，所以每一位思想家不得不为进入这种状态提出一种用力的程序。先秦思想的走向告诉我们，在修身的外部隐喻或内部隐喻之间，那些思想家的侧重点来回移动，不同的思想家又各有侧重。然而，不论是哪一方占了上风，那种对立的隐喻——与不兼容的逻辑推演相伴相生——总要设法再度出现，为矛盾的概念确立一片领地。在后面各章对先秦思想进行描述的过程中，我们将发现其走向是继续用力为自我和修身寻找新的隐喻——这些隐喻来自科技领域或自然运动——目的是消弭概念上矛盾。并非所有目的都是成功的，这种现象本身（如在结论部分探讨的）在现象学上也是有意义的。

三、前儒学传统里的“无为”

“无为”一词在战国后期才广泛使用，但其描述的隐喻理想——以轻松自如的、非自我意识的方式同宇宙和谐相处，借此达到神奇的功效，畅行天下，吸引众人——却是《诗经》《尚书》等早期典籍里中国宗教思想的主题②我将集中讨论《诗经》，因为《诗经》收入的大多数诗歌都是儒家之前出现的，其地位在学者中争议最少，还因为《诗经》是无为隐喻取之不尽的源泉。我偶尔也将提到《尚书》“新文”各章（大多数学者认为其能够真正代表儒家之前的材料）。。这些典籍在隐喻方面相对模糊，还不成熟，不如我们将要讨论的“大师作品”，即使如此，读者也能发现不少隐喻在后来战国时期无为形成概念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通过和谐高效的行动和外在形象来表现至人，这方面的主题在《诗经》里比比皆是①作为复合词的无为在毛诗版《诗经》里出现过两次——诗第70首和第145首——但含义与我们理解的无为有所不同。诗70首才贴边：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读者也许能从中发现老子无为的原型。不过，在诗第145首里，无为的用法就不贴边了，指的是不知所措（据高本汉的译文）。。贵族或君子②“君子”的字面意思是“君王/统治者的儿子”，在儒家之前指封建贵族成员。后来孔子从教化的角度使用“君子”，泛指行为如贵族的任何人：即，表现出与真正的人相称的品德。虽然近来对“君子”的英文译法引起过争论，但传统译法“gentleman”似乎是最贴切的，因为gentleman能兼顾原文和“君子”的内涵。往往拥有武艺和品德，他们借此达到轻松自如的状态，这种轻松自如又通过娴熟的技能和行为举止表现出来。从隐喻的角度说，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与世界的“高度适应”（宜）。如《诗经》第214首，一位女诗人对其爱慕者的描述。

再如，《诗经》第106首也描绘出一幅与上文相似的画面，在与周围相处的过程中，按照“正”和“适”的尺度，他表现出高超的技能和轻松自如。

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仪既成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娈兮，清扬婉兮。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

射了一天的箭，还能“不出正”，这种想法具有明确的暗喻的道德的寓意——“正”不仅指靶心，也指“正当”或道德“正确”——后来的论者正是从这种角度研读该诗的。然而，诗歌里无为的“贵族”或君子所代表的主要是尚武的贵族的理想——英俊强悍的勇士。

《诗经》收入的另一种诗歌，以更明确的语言来描述无为的道德理想，也颇具典型意义：昔日德高望重的统治者。无论是轻松自如还是非自我意识，都在诗歌里得到彰显。如第241首，我们发现上帝称颂文王。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③高本汉指出，“不识不知”的原则是指“以自然、无为的方式”生活。。

文王能够轻松自如地“顺”从上帝的规范标准，对此又全然不自知。顺乎宇宙使文王站上了道德高地，但他不自居，不炫耀，也不自恃。他从容地、忘我地面对德。与此相同，诗第304首也描写了玄王练达的道德技巧。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④这种隐喻在《诗经》里反复出现，后来成为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作为有限空间的道德，据此，不道德被理解为“越/过”了正“道”的边线。，遂视既发。……何天之休。不竞不，不刚不柔，敷政优优。

按照诗句的描写，玄王之所以轻松自如［无为］，原因是他能够效法先人（“履率”），进而达到一种自发的（spontaneous）高效——也是玄王拥有“休”的标志。我们还发现《尚书》开始时描写伟大的圣人——国王尧，也提到这种“休”：“钦、明、文、思、安”[9]。我们还将发现，这种“安”字隐喻将变成儒家表述无为的惯用语。

通过上文我们注意到，诗第304首所述玄王轻松自如的道德技巧，其成因是与天之间的特殊关系。《诗经》里其他圣人-统治者也有这种关系。如诗第166首描写的轻松自如的“宜”与天赐之间的联系。

我们甚至还可以在《诗经》里发现一种理念的雏形：通过祭祀和典籍表现的传统道德，其来源不仅与天有关，而且还与人们自身的情感和生物性息息相关。我们在诗第260首里读到，上天造人，其方式是使人们自然而然地与德相呼应。

在诗第239首里，“岂弟君子”因品德和正确的祭祀行为而无比高兴，如同“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在诗第252首里，我们发现相似的“岂弟君子”因无为和高尚的品德而自得其乐，他的品德与实现“人性”或“自然成长”息息相关。

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

这种无为、德、人性和规范秩序之间的关系被后来的中国主流思想家一一继承下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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