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历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到20世纪80年代后慢慢形成大潮涌动之势，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农民工”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是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1]，是中国经济转轨期、社会转型期催生的群体，有着特殊、丰富的社会内涵，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城市化进程、社会发展等作出了巨大贡献。该群体既是我国城市化的助力者，同时自身也在城市化中。从农民踏入城市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城市化的第一步——“工化”，而且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身份转变后成为城市居民，实现了城市化的第二步——“市民化”。在整个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语言生活也经历着语言“工化”和“市民化”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并体现了一个总体的变化趋势，表现出三个语言变化的推进状态。

一、农民工语言城市化过程分析

从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开始，其语言生活就一直处于变化的动态中。这些变化包括发音的改变、词汇的丰富、语言能力的提高等，但从总体趋势上看，呈现出一个总体的变化趋势，即使用的语言变体种类得以丰富和补充，标准语变体能力得以提升，方言变体能力整体下滑；在这个整体发展趋势下，农民工的语言城市化和该群体的整体城市化基本一致，分为语言“工化”和“市民化”两个大的阶段，表现为“实用化、适用化”“标准化、专业化”“文明化、文化化”三个不同的语言变化层次。

（一）一个变化趋势

农民进入城市务工后，语言环境发生了改变。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主要流向大、中等发展较快的中心城市，这些中心城市均已形成良好的普通话氛围，相较在乡村时，农民工语言生活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需要频繁使用普通话这个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能力不论是以储备状态被激发出来，还是从零起点开始逐渐在城市里获得，一点不用普通话的格局被打破，农民工需要用普通话这个工具和人交流、获取工作等。

有一些农民工还学习了一些当地的方言，为其生活工作打通了更便捷的渠道。已有的调查显示曾在广州、上海、东北等地打工的农民工表示学会了一些当地话，尤其在广东务过工的人员，很多表示会学习当地的“白话”，认为非常有用；而到东北务工的人员也曾表示受东北小品的影响,学上几句东北话。

农民工群体的不断发展变化，出现了第二代农民工和新市民，他们在语言上的变化也是如此。第二代农民工和新市民在普通话的能力上，要好于初期或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好的语言能力让他们能很好地在城市里扎下根，能够和城市人交流、合作，在城市里很好地生活下去,但是在语言生活上，也要经历频繁使用普通话这个标准语变体，其运用能力不断提升的变化。

同时，随着农民工标准语变体能力的从无到有，运用能力不断提升，该群体已有的方言变体的能力整体出现下滑趋势。从使用场合到使用频率，都呈现减少的趋势，方言逐渐退化为内部语言，甚至处于搁置不用的状态，尤其是对于第二代农民工和新市民而言，上述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农民工群体对方言的态度也日趋疏远，表现在认为方言没用，情感疏离，对子女继续承袭方言持无所谓或是否定态度，这些将会导致方言的进一步萎缩和退化。

（二）两个发展阶段

对于农民工而言，来到城市务工，迈开了城市化的第一步，进入“工化”阶段。这些初期的农民工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这一代农民工更多的是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来城市里淘金，居留城市的愿望整体比较淡薄，当然，其中也确实不乏一些发展得很好，自然留在城市里的。之后，出现了第二代农民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差异，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高，工作耐受程度低[2]，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有了更强烈的居留城市意愿。

正是第一代农民工中留在城市里和第二代农民工中已成为或是想成为市民的共同组成了农民工城市化第二个阶段的团队——新市民，实现或是正在实现着农民工城市化的“市民化”阶段。因而，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民→农民工→新市民”这样一个从“工化”到“市民化”的系列和农民到市民的城市化阶段相匹配，农民工的语言城市化之路也要经历这样两个阶段。对于每一个阶段而言，该群体语言城市化的内容和达到的状态不一样。“工化”阶段的初期语言上的发展变化处于自发状态，主要用于满足工作和生活的基本需要；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了满足工作和生活中更高层次的要求，在语言上的要求和追求也在提高，无论是对语言的标准程度、规范使用、专业程度等都有所提升。“市民化”阶段，语言上有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不但要满足生活和工作更高的需求，作为市民还要承担一些城市文明建设需要的语言责任和义务。关于语言城市化两个阶段更为具体的内容，可见下文语言城市化三个推进层面的展开分析。

（三）三个推进层面

上文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民工语言城市化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三个深化层面。第一层面属于初步语言城市化层面，语言为工作、交流服务；第二层面属于中度语言城市化层面，语言要为在城市里生活得更好，更多、更平等地获得工作机会等服务；第三层面属于深度语言城市化层面，语言要为实现身份的真正转变，融入城市语言环境服务。

语言城市化的初级层面，语言只要城市化到满足工作需要，能用普通话和周围不懂自己家乡话的人交流即可，语言的工具性在这一阶段发挥着最大的价值和作用，语言的规范性、人文性等并不是追求的目标，可称之为语言实用化、适用化阶段。在农民向工转变的初级阶段，语言城市化处于这一层面。很多农民工只要会说简单的普通话，就能在城市里务工和生活，这也和农民工主要从事一些封闭性的重体力工作有很大关系，对话语沟通、语言能力等的要求不高。

进入城市化的第二层面，语言仍然主要发挥着工具的价值，但是这个时期的农民工在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对语言有了更高的需求。说标准、规范的普通话，发音清晰、用词准确，使用规范的语法形式，表情达意到位等成为需要的内容之一；而且，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语言沟通能力、语言实际运用能力、语言标准化程度等都成为考量一个从业人员的指标，这就促使进入发展成熟期的农民工市场，对农民工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语言的标准化、专业化成为了追求的新目标。同时，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有居留城市意愿的农民工，也开始意识到语言能力是留在城市的资本之一，是自身形象的一部分。因此，城市化过程中语言需求和语言能力的提升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语言向中度城市化层面发展。语言中度城市化阶段以能运用标准的普通话，并能娴熟运用职业语言为主要内容。

进入语言城市化的第三个层面，也是语言城市化的最高层面，这一个阶段主要针对的是新市民的语言城市化。为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融入城市的语言氛围中，新市民要担负起城市新移民的责任，如要和城市文明化建设一起实现语言的文明化、艺术化，对已有语言资源的保护等，因而，这一阶段为语言文明化、文化化阶段。这一阶段对新市民而言是一种适应、是一种调试，也是一种重建的过程。新市民不但要改变以往在乡土社会中形成的很多不良语言习惯，如在公共场合大声言语、在众人面前肆意训斥孩子，对别人说三道四等；同时，还要和城市语言氛围对接。一般而言，城市已形成了相对文明化、文雅化的语言氛围[1]1，如在公共场合讲标准语、使用礼貌用语等，新市民要融入其中，要和原有市民一起建设更加文明、带有文化气息的城市语言环境。

二、影响农民工语言城市化的因素分析

要满足语言城市化的发展需求，进行相关规划和管理，还需要弄清楚影响农民工语言城市化和语言问题解决的一些相关因素。从一些宏观因素看，现有制度和已有体系目前还不能有效解决人口大流动引发的问题，流动人口的需求和制度、政策之间产生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包括语言在内的城市化进程；而其他一些因素，如受教育程度不够导致的观念简单、短视等，旧有文化对行为和思维方式的羁绊,也是影响农民工语言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原因。

（一）制度和发展之间的矛盾

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其“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3]。国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都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但仍然无法满足农民工这个庞大社会群体融入城市的需求，很多农民工仍不能很好、很快地实现身份转变，尤其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成为市民的愿望强烈，却也只能徘徊在城市的边缘。

虽然，近几年我国城镇化人口的增长速度缓慢，但就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很多城市的各项制度和原有体系都面临着挑战。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要应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安全、就业、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管理问题，而现有的一些制度、体系和设施应对这些情况十分困难，产生了很多矛盾。一方面，外来人口在城市里颇感不公平，在城市中属于边缘化的群体；另一方面，城市原有居民也深感外来人口带来的压迫感和城市资源被争抢的危机感。因而，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很多亟待解决的新矛盾，这些矛盾限制和制约着农民工城市化前进的速度和深度。

而且，城市化进程也表现为量和质两个方面。一般而言，在城市化的初期主要表现为城市化量的增加，城市化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人们开始重视城市建设，发展社会事业，提高城市化质量[4]。目前，我国的文化城市化程度并不理想，是我国城市化的薄弱环节，也是我国城市化发展到现阶段需要加强的方面，更加体现出相应政策的缺乏和发展急需之间的矛盾。因而，完善现有制度和制定符合现实需求的政策，对于语言城市化而言也是当务之需、当务之急。

（二）受教育程度的制约

不论是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还是实现身份转变的新市民，他们在受教育程度上总体属于中等偏下的状态。很多农民工来到城市后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他们中的很多人无法很好地和人沟通，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准确地传递出来，更做不到独立看懂和理解一些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文本，如工作合同或是规章制度、法律条文等。他们更多的是靠亲属或是同一个地区人代为联系工作、安排住处，解决遇到的纠纷和问题等，亲缘和地缘关系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受教育程度的制约，很多农民工无语言意识、无语言责任感。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语言能力、语言价值、语言责任没有明确的感知，如对城市文明语言氛围的漠视和任意破坏；缺乏语言资源的保存、保护意识，如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方言，没有方言保存、保护和传承意识等，这些都会影响语言的城市化之路。

（三）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冲突

乡土文化也称之为传统农耕文化，是与农民、家族、土地紧密相连，是带有土地味儿的农民生活方式和观念体系。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是在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以家族为中心、重礼治轻法治、重安居不轻易迁徙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

城市中形成的现代文明，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脱离土地，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依托国家的每个家庭就像是一个大机器中的小零件，势单力薄，但同时也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这种生活方式对个人能力的要求较高，但同时也充分发挥或是充分锻炼了个人的生存能力。

农民工出来务工之前，一直生活在乡土社会中，虽然有的农民工进城前并未务农，身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如第二代农民工，但是他们也同样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乡土文化深植于他们的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当他们来到城市，开始城市化道路之后，除了制度等制约外，一直以来接受的乡土文化也使他们对城市开放、兼容并包的现代化文明产生隔阂，不容易接受和理解。外在表现为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缺乏安全感，内心也对市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无法认同，产生心理上的疏离感，甚至是抵触情绪。

对于农民工的语言城市化同样如此，兼有文化承载工具和文化构成部分的语言，自身需要城市化，还担负着助力新市民文化城市化的重任，而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一直以来的乡土文化时时冲击着其语言城市化的脚步，让新市民无法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实现和老市民的良好沟通和良性互动。同时，也无法让新市民意识到语言城市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无法在语言城市化的三个层面尤其后两个语言城市化层面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三、关于农民工语言城市化的思考

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国家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从城市化的现阶段看，文化、精神层面改变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凸显出来，其改变对于巩固和完善已有城市化的成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乃至对我国顺利实现现代化都具有深层影响力[5]。在这样的趋势下，应在加强教育的基础上，找到现阶段的语言城市化任务，解决现实需求问题；同时，也要充分发挥语言城市化的作用，使其在文化城市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加强教育仍是实现语言城市化的根本大计

农民工语言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教育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或是改变。如果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在学校期间语言能力得到有效培育和锻炼，能从根本上解决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语言交流和沟通障碍的问题等。

教育不但使受教育者获得语言技能，还会使受教育者获得正确的认知。以农民工语言市民化阶段对城市语言文明氛围的融入和共建，对自己已有方言资源的保护和传承为例，教育能使受教育者明白语言文字使用的责任和义务，能很好地融入良好语言环境的建设当中，认识到语言的资源和文化价值等，并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意识地保有、传承。

总之，教育是推动人类社会向着良性、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受教育程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影响颇深，是解决包括语言城市化在内的很多问题的根本大计。

（二）明确语言城市化的新阶段、新任务，进行适时的语言规划

上文对语言城市化过程的分析展示出，语言城市化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和具体的三个层面，第一层面语言适用化处于基本实现状态，而第二层面语言标准化、专业化和第三个层面语言文明化、文化化处于实现过程中和亟待关注的状态。因而，语言城市化的现阶段任务就是把第二、第三层面的语言城市化很好地实现。

从目前中国城市化现状和民众素养看，语言城市化的新阶段和新任务，靠该群体的自主完成很难实现，而且不加管理、任其发展会走很多弯路，引发相应社会问题。因而，需要职能部门在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干预、管理等。要为城市的流入人群提供尽可能完善的语言服务，这里面既包括学校的语言教育服务和社区甚至家庭语言规划的指导，也包括相关语言规划功能类型在公共服务、公众交际、文化、日常交际等层次上的语言服务的顾及[6]。

总之，对于由农民工转变而来的新市民的语言市民化需要专门的语言规划，规划的内容以帮助该群体实现语言的标准化、专业化和文明化、文化化为主。具体可以采取国家管理、专家指导、市场运作、社区宣传等众筹、多级单位协作的方式；并可以具体采取渗透式、打包式、反哺式和娱乐式等灵活样的形式。

（三）以点带面，使语言城市化成为文化城市化的轴心

上文已经提到，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看,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改变有目共睹，而社会结构层面的城镇文化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扩散还处于浅层发展状态，很多新市民在生活观念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改变很小，思想观念依旧陈旧、落后，文化生活匮乏等。而从城市化的现阶段看，文化、精神层面改变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凸显出来，其改变对于巩固和完善已有城市化的成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乃至对我国顺利实现现代化都具有深层影响力。

语言城市化是文化、精神层面城市化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语言本身具有很强人文性，无论城市方言还是地域方言等，都负载着很多文化的内容，是文化城市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语言（包括文字）作为最有强有力的交流、沟通工具，在城市化进程中也会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更进一步的城市化程度上，还要追求语言文明化。语言文明是人们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在语言和言语上的一种表露，反之，语言上的不文明则是人们粗俗化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在语言和言语上的体现[7]。对新市民而言，借助语言达到交流融入城市的目的和实现更高层次的文化化才能实现真正的市民身份的转变。

可见，语言城市化在文化城市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充分发挥其工具性和人文性，将其打造成文化城市化的轴心，由这个轴心辐射出众多文化射线，以点带面逐步实现文化城市化。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1.

［2］岳树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61.

［3］丁静.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34-37.

［4］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05-206.

［5］夏历.新市民语言的城市化［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22-124.

［6］屈哨兵.城市化进程中的方言习用和国家认同［J］.语言战略研究，2016（2）：85-88.

［7］程展.城市化进程中亟需构建文明的城市语言［J］.现代语文，2012（10）：11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