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秋

（辽宁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雌性”取自严歌苓出版于1998年的小说《雌性的草地》。故事原型来自20世纪70年代一群下乡女知青的亲身经历。这组人物的故事里，包含了作家对于性、雌性与雄性以及人性的思考。她后期的小说创作中，也延续了对雌性原型特质的追溯。作家创作时，赋予了人物浓重的哲学色彩和诗化特质。她这种追溯历史，回归本源，意图重现女性原型的创作方式，与荣格的原型理论十分吻合。

“每个男子心中皆存有一个不灭的女子形象，不是这个或那个特别的女子形象，而是某种明确的女性形象。从本质上讲，这一形象是无意识的，是人类生命机体原初起源的遗传因子，可谓女性所有祖传经历的烙印或者‘原型’，可以说是女性所代表的一切印象之沉积——简而言之，精神调适的遗传系统”[1]。

在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主导价值体系缺失的同时，21世纪的中国文坛正在面临文学价值的迷失和焦虑。重建人文精神需要理性主义的文学思潮引领文学的自我拯救和人性的自我捍卫。那么严歌苓小说中具有“雌性原型”意义的女性形象，具有怎样的现代意义和致用价值呢？我们必须承认文学之于人类的价值是永恒的,因为一切现实社会的问题都是人性弱点的折射，而能够进行人性自我疗救的唯有文学。在严歌苓的小说中，一直延续了一种人性的自我救赎，在她的女性原型追溯中，贯穿了对人性创伤和疼痛的抚慰与捍卫。在这个意义上看，严歌苓是一位理想主义作家。

一、雌性原型特质分析

（一）融合东西方的母性特质

母性特质是女性角色本身固有的人格特征，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具备母性特质的女性形象并不少见。她们通常是母亲对孩童，或是妻子对丈夫的母性。而严歌苓理想中的母性，不是因为作为母亲或妻子，而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同时，她们的社会身份通常并不崇高，反而很低下。低下的身份甚至毁灭性的人生际遇使她们呈现出特异的母性特质。她们不符合主流社会的审美，按照“原型”理论，她们不是男性从文明社会历史中承袭而来的有关女人的形象，而是被文明、伦理、道德教化掩盖了的原始女性形象。这里以扶桑和王葡萄为例加以阐述。

严歌苓笔下的扶桑，拥有天然的东方式的母性特质。扶桑的母性首先表现为对一切异性的心疼和体恤。12岁的克里斯第一次见到扶桑时，和其他白种雄性一样，对扶桑东方女性的美，充满侵略性的好奇，但克里斯很快从好奇转向对扶桑的倾慕。小说从克里斯的视角，以富有镜头感的语言，描写了扶桑“皮肤上的柔细温暖，睫毛下母牛似的温厚”，扶桑为被茶烫到的克里斯吹茶、试茶、递茶等一系列的女性动作，都极具母性的关怀，让克里斯感到心悸和惊异。

扶桑的母性内涵还表现为她对苦难的迎合和承受。扶桑从没有产生有关妓女的尊严的困惑。她对自己的命运丝毫没有反抗，没有感到羞耻，也不会逃跑。她甚至迎合、享受她的痛苦。小说中有一个场景，深刻揭示了她对苦难的态度。克里斯爬到扶桑的窗外，想要解救扶桑。可是他没有看到扶桑拒绝、反感或者痛苦，而是看到扶桑在迎合，她甚至是快乐的。这幅画面，没有让克里斯厌恶扶桑，他不觉得扶桑肮脏，反而觉得她通体发出受难的光芒。在一场暴乱中，她不幸遭到一群暴徒的凌辱，令人惊异的是，这也没有让她愤怒和抱怨。所以说，严歌苓笔下的扶桑，仿佛天赋异禀，具备超人的雌性特质，由此让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具有了哲学的意味。

扶桑的另一特点是她先天的愚钝、低智。这正是作家为她所设置的人物逻辑的基础，即她没有经受社会伦理道德教化，有关贞洁、侮辱、功利的概念都没有进入她的意识。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能凌驾于所有杀戮、纷争之上，显出优越和超然。那么她先天的优越和超然又是从何而来呢？按照“原型”理论来解释，她不是一个个体，她是具有历史跨度的人物集合，身上留下无数前人的印痕，积淀古往今来、人类之初既有的雌性特质，这才是她能承受一切苦难的根源。所以，越是低下的命运，越是毁灭性的打击，越是彰显了她无上的母性和对全人间的悲悯，她的母性才得以具有普遍性的原型意义的母性。“通过她，他不仅走向女性，他还走向东方和远古。走向天真的一种原始”[2]。作家似乎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历史背景和伤害她的人们，他们所代表的整个社会运动给她带来的巨大苦难，在这里都成为扶桑这一个光彩人物的背景，都成为对扶桑凤凰涅式的本性怒放的成全。“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我们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3]。

“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4]。张爱玲所说的带有女性成分的神性，和严歌苓所说的女性天然的佛性是相通的。

如果说扶桑的母性是具有神性的母性的话，那么王葡萄身上的母性，就世俗了很多，人性了很多。王葡萄的母性，体现为一种最朴素的是非观和对他者的慈悲心。公爹被批斗、被“枪决”，她不但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偷偷去给公爹收尸，并把逃过死劫的公爹背回家中，藏在地窖里几十年。朴同志下乡来，王葡萄得知他是孤儿，看到他没人缝补的衣服，马上就哭湿了眼睛。五合想要占她的便宜，她把他赶走了，但并不生气，好像对待一个淘气的顽童。她对自己养的牲口，都会心疼不已。王葡萄的母性，是一种能够融化苦难岁月里的痛苦，以及每场政治运动和饥荒带来的动荡、恐慌和凶险的母性，她明明遭逢乱世，却充满安全感。

所以，王葡萄的母性，不是因为她是母亲、妻子，而仅仅因为她是女性。她的母性特质里，除了慈悲心，还多了她面对命运转折时的笃定，可以庇佑他人的安定感。就艺术魅力而言，扶桑更加超拔，但从雌性本质的内涵上看，王葡萄更真实、更全面。扶桑的母性是形而上的，王葡萄的母性是形而下的。扶桑的母性可以活在几个世纪里，她可以做天下所有男人的新娘。王葡萄的母性是活在当下的，给他者在动乱不安的年月里以安定。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5]。

严歌苓把女人和男人的关系比作流沙和大海，人们以为是大海裹挟了流沙，其实是无形的被淹没的流沙在盛着无垠的暴虐的大海。作家想要表达的是，在亘古绵延的两性关系里，始终是女性在容纳和安抚男性。埃利·诺伊曼在《大母神——原型分析》中，就是用容器来象征女性的基本特征，他认为这是人类经验的自然表现，这种人类经验就是，从她的“体内”生出婴儿，在性行为中，男性“进入”到她的体内。所以，女性的特有人格就与庇护婴儿、容纳身体的容器相同。据此，严歌苓笔下的雌性原型，具有了东西方融合的世界性因素。

（二）本源性两性关系中女性的自主性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儒家圣贤及其子弟，都不否认人的好货好色之心。性爱，在远古时代世界各地的母系社会，更是被赋予了神圣的宗教意义，为求护佑的功利价值，或推崇性爱享乐的审美价值。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性爱的宗教价值已经失去，但性爱的审美价值延续至今。人性解放的今天，性压抑也不再是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但两性关系的失衡，却还远远没有消除。女性的自主性，在物欲面前，在雄性面前节节败退。她们按照商品经济的需求，包装改造自己，迎合大众，赤裸裸地给自己贴上出售的标签。人类繁衍后代的自然行为，变身为多种形态的交易。女性形象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大众眼里，已经失去她本身的自在性和自主性。

而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恰恰在她们自身的美丽和把握本源性两性关系的天赋中体现了女性的自主性。美，也是严歌苓笔下女性不可缺少的特质之一。不管在王葡萄、扶桑、还是多鹤身上，都具备了令众多雄性为之倾倒的女性美。史书中这样记载：“那个著名的，或说是臭名昭著的华裔娼妓扶桑盛装出场时，引起几位绅士动容而不禁为其脱帽”[2]5。王葡萄的美丽是野性的，夹杂了朴素天真和泼辣放肆。暗夜里，春喜看到“这个简直是从远古一步跨到眼前的赤身的雌兽”，感到震撼、困惑，“他要的是这么个野物？”[6]《雌性的草地》里的小点儿，具有妖性的美，美得让男人害怕。严歌苓认为，“每个女人都有最美丽的刹那；一瞬间的怒放，要紧的是你这空前绝后的怒放被谁有幸看见”[3]11。

严歌苓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自主性，体现为这种美的非人为性和征服的力量。她们没有矫揉造作的矜持，没有刻意而为的诱惑，也没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孤高自诩，她们不献媚，不取悦，不骄纵，她们只是她们自己。她们美的共性是性感，性感直接和情欲相连。具有性感特征的女性，容易沦为男性审美和掠夺的对象，最后成为罪恶的源头。但是性感本身，是干净而且健康的，性感完全可以是美德。作家采用写意的笔法描写性感和性，其中融合了感性和理性，摒弃了肉感和放荡，使不具备贞洁美德的女性美显得天然和原始。

而美的标准和爱情观、两性观是分不开的。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严歌苓的两性观，即男女之间肉体的爱和精神的爱是可以区分的。劳伦斯曾反复在他的小说里探讨灵与肉的关系，其结论是本能超过理性。而在严歌苓的小说里，既有灵与肉各自独立存在的两性关系，也有灵与肉和谐统一的两性关系。无论哪一种，都体现出灵与肉的平等关系。这种情爱观和传统的重视精神之爱而轻视肉体之爱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

雌性特质的形成，也离不开性。她们美的自主性，还体现为她们对性爱快感的自然感受，而绝不掺杂任何交换利益的目的。传统女性形象，大都是对男权社会的依附和屈从。即使是当代以“女性写作”为旗帜的女性作家，也把女性身体的美作为自己最利的武器和卖弄的资本。《白鹿原》中的田小娥，也是美的，但她只是情欲、男权的奴隶。顾长卫的电影《孔雀》当中的“姐姐”为了要回自己的降落伞，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自己的裤子。人们不禁产生疑问，究竟是梦想重要，还是女性的贞操重要。但这个追逐梦想的女孩显然懂得，自己的身体可以用来交易。

但是王葡萄和扶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商品。王葡萄没有利用自己和男性的关系，为自己谋取过利益，因为她把和男性的爱欲关系看得单一和独立。她不认为自己是单方面的给予，无论是情还是欲，在王葡萄眼里，都是相互平等的关系。她懂得如何让自己的身体快活，从不把自己当作被糟蹋、被侮辱的对象。扶桑也不认为自己是商品。她只是通过与那些男人身子与身子的交流，来获得最原始的性的快感。“你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出卖，因为你只是接受男人们，那样平等地在被糟蹋的同时享受，在给予的同时索取。你本能地把这个买卖过程变成了肉体自行沟通。你肉体的友善使你从来没有领悟到你需要兜售它。肉体间的相互交流是生命自身的发言与切磋”[2]113。这是无法与公众话语背景下的现代女性沟通的性意识，它只能是一种原始的雌性角色意识。也许这种意识潜在地存在于人类的无意识当中，也许身体与身体的切磋本身是具有自足性的。她们的女性的自主性，还表现为一种自由。这种自由也体现在两性关系中。

和王葡萄一样，扶桑也区分了灵与肉的不同。扶桑能在所有男性那里，自由地享受苦难当中性的快乐。所有身体的疼痛，都不影响她自由、自在地享受。但扶桑在遇到克里斯时，第一次感觉到心灵的疼痛，甚至某种屈辱，她第一次流泪，也第一次体验到丧失自由的危险。因为，一旦爱情发生，就要求唯一，也要求索取，这种唯一必须以自由为筹码去交换，这是为了忠贞、永久所要付出的代价。这是和扶桑的自由背道而驰的。这里作家似乎隐藏了一个命题，缔结婚姻的目的是维护爱情的唯一性，是要保护精神上的忠贞。但同时，也是在限定精神和肉体的自由。而肉体的自由恰恰是永恒的，精神的忠贞则是有限的。所以，王葡萄每一段新的感情发生的时候，会感受到心里残留的过去，但这个过去，不能阻挡她获得新的快乐。这就是作家所说的，古典的理想主义爱情的不可能吧。所以，扶桑最后拒绝了爱情的束缚，王葡萄也没有和少勇正式结婚。

总之，严歌苓笔下的女性，通过与雄性、与命运的博弈，显现出了自主性的性感美的光彩。女性主义理论通常着重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之上主张女性的政治权利、社会权益、家庭地位等，严歌苓的女性主义正是通过女性审美观、性意识和女性的生命力来主张女性主义的。

（三）雌性危机下超现实的女性力量

扶桑和王葡萄的另一个共有特点是，她们从来没有进入社会主流，没有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中所说的鲜明的阶级烙印，她们身上的雌性特质也不是萨特存在主义所说的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遗传和继承。但如果换做另一类被历史潮流裹挟，盲从了某种信仰的人物，是不是还能看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先天的雌性特质呢？尤其是当她们的雌性特质遭受到空前毁灭性的危机之后，结果又会怎样呢？

扶桑和王葡萄经受的苦难是超常的，但她们都有释放自身雌性本质的空间和可能。如果时代、社会、命运剥夺了这种空间和可能，雌性的本质，甚至承载雌性本质的肉身，是不是也只有彻底毁尽甚至变异为雄性特质的结局呢？

20世纪70年代下放到西部草原的那群牧马班的女知青，就遭遇了这种最彻底的雌性危机。《雌性的草地》是作家早期的作品，但它带给读者的震撼既强烈又持久。描写知青生活的伤痕文学曾经占据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10年之间的文坛，涌现出了大量反映“文革”精神创伤的作品。但这部小说仍然以其恣意奔涌的激情和浩大磅礴的气势，覆盖了所有伤感的伤痕文学，令人产生战栗的审美激动。女子牧马班，是草原上唯一一支由女性组成的养马队伍。因为军区某领导的一个号召，她们挂上理想的红旗，进驻大草原，她们带着开创事业的庄严和激情，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也遭遇了最严峻的雌性危机。

女子牧马班遭遇的危机，首先是生存危机。草原生活条件恶劣，一场大雨，能把帐篷捣毁，把人泡肿，更不要说生活起居用的床铺、衣物和食品了。一小块糖，能引发她们内心关于占有还是奉献的人格斗争。最惨痛的遭遇，是连续五天忍受没有粮食，没有马料，只有和马一样吃草的日子。

其次是美的危机。女子牧马班的七个成员，是严歌苓笔下少有的不美的女性群体。她们有宽厚的肩膀，结实的罗圈腿，粗重的嗓音，五大三粗的面孔，落后于外界十几年的衣着和暴烈的脾气。恶劣的生存条件，让她们皮肤粗糙，未老先衰。特别是精神领袖沈红霞，她为了征服“红马”，壮大马群，已经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健康。红马曾一次次把她摔到粉身碎骨，饥饿使她瘦骨嶙峋，熬夜使她双目失明，营养匮乏，过早地长了白头发，脸上也布满了皱纹。结冰的沼泽，整夜的冷水浸泡下，她的双腿已经变成一双死腿……牧马的生活，使她们除了乳房，变得没有任何女性化的特征。

再次是性的危机。牧马班远离大队部，驻扎的营地随季节变化经常变动。在这个相对与世隔绝，与异性隔绝的草地上，她们被迫或是自动地忘记了美，忘记了爱和性的需求。

最后是母性危机。柯丹意外地孕育了和叔叔的孩子。但这是个可怕的秘密，她一个人偷偷生下孩子，再把孩子当作弃婴捡回来收养。这个孩子身上继承了古老草原千百年的野性，他四岁的时候就表现出和他的祖先一样的喜欢杀戮的本性。但他开枪打中了的是他的母亲。于是，母性被压抑的实情在征喻式的枪击事件中暴露出来。

有意味的是，被压抑的雌性，并没有泯灭，而是以隐蔽地方式活动着。比如，她们的身体，在尘土掩盖下，还有细白的皮肤，细长的腿，壮硕的乳房。她们的脸上，还有微笑时的好看，流泪时的动人。柯丹和叔叔的孩子，也在牛皮口袋里，一天天长大。即便是性的危机下，也不能阻止一次次关于性的活动在暗处发生。没有男性的牧马班的姑娘们，经常一起摔跤，她们是下意识地在塑造一个假设的雄性敌人。原本没有男性的牧马班，来了一个指导员叔叔。他相貌丑陋，镶着金牙，戴一只假眼，但充满雄性的力量。最后牧马班的姑娘几乎个个与叔叔有染。而她们的精神领袖沈红霞，则把她的爱恋，以神圣的方式献给了红马。

可见，性的危机之下，性的活动并没有消失。越是被压抑的性，越是以极端的甚至变态的形式扩张。那么，女性的力量被压垮了吗？我们看到，各种危机之下，甚至外界都已经忘记了女子牧马班，这场政治运动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这群年轻的姑娘却还在雌性的草地上，坚守自己的理想。所以，当她们光荣地被登在报纸上时，才深深触动了严歌苓。沈红霞为代表的女子牧马班，以一种连“叔叔”都无法抗衡的女性力量，大胆、果决、持久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她们不是没有感情，而是她们的感情、她们的爱太强烈，已经远远超过了雄性。

因此，小说一方面揭示了即使人性被压抑到绝地，就算生存都成为悬念，女性的雌性本质也不会消失；除了原始、本能意义的雌性本质之外，她们的雌性原型特质里，还包含了为了理想和信念，敢于爆发出比雄性更为炽热和勇敢的力量，那是世界得以延续的坚不可摧的女性的力量。正是她们身上那种女性独有的基因，才能支撑她们殉道到底。那么，母性、美、性感和女性力量，是不是对立的基因？是不是说为了成就理想和信念就要压抑和牺牲某些雌性特质，或者为了保护一部分雌性特质就需要牺牲另一部分雌性特质？这是否寓意了我们当今女性的生存困境呢？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尽情释放雌性本能的女性，和雌性危机下的女性之间，形成了奇妙的对比。前者远离政治运动，没有阶级意识，后者是政治运动的狂热追随者，并执意要为理想献身。谁是谁的拯救者，谁又是谁的陷阱呢？严歌苓似乎设置了以政治、社会主潮为界，背道而驰的两组人物。不论背离社会潮流，还是被社会潮流所裹挟，严歌苓笔下的女性都被赋予了作家眼中的原始的雌性特征。她们不但具备母性、自主性的性感的美，还具有实现理想、超越自我的顽强意志。这是对她们“雌性”特质相对完整的概括。

二、雌性原型特质的形成机制

（一）多维叙事结构

在严歌苓作品的创作和阅读活动中，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需要突破时空的局限性，以运用想象力重建这一穿越历史的神话原型。为了实践作家的创作意图，严歌苓采用了多维的叙事结构。作家本人的叙述，故事人物的对话、行为和意识，以及故事人物与作家在小说建构的虚拟时空里的会面，都是通过不同的叙事角度切入和转换的。

艺术符号在本质上是“情感性的形式”，但艺术的情感性的形式不是物理世界的形式，它必须具有一种虚幻的、非物理的结构。严歌苓的这种非物理性创作需要，必须采用特殊的叙述方式才能得以实现。这是作家叙事结构选择的心理动因。

（二）偷换背景的格式塔

作家创作时必然会有读者意识，只有以读者的审美预期为出发点，才能使作品获得合理性。“作为审美能力的生命与直觉到的生命应该是一致的，只有主体与客体具有某种一致的时侯，才有美与美感的生成。”[7]

严歌苓所刻画的女性形象的特质，与普通读者的文化世界、观念意识距离很远。尽管我们不能限定艺术虚幻与人的“符号宇宙”的距离，但创造这样的艺术形象，在读者那里是有风险的。但是，“一个好的格式塔”恰恰需要主客体属性的交互作用。严歌苓的雌性原型的创造，正是偷换了“底”来凸显“图”的特异美感。

扶桑、王葡萄和牧民班的姑娘，作为“图”，如果放在普通大众的观念视野的“底”上，是无法获得艺术魅力和美感的。只有这个“底”换为超越世俗，超越当下，穿越历史的虚拟的人类童年视野，才能创造小说的审美价值。小说中王葡萄和扶桑天然甚至蒙昧，没有传统道德意识、社会历史意识，就是设置了一个“底”。

也可以说，严歌苓创作的心理动因中，没有把普通大众作为她的预期读者，而是定位在对于人性之谜有好奇、有想象、有特殊感悟的人群那里。也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看到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严歌苓作品，已经不再是真正的“严歌苓”。当受众如此广泛之时，大众审美会裹挟着大部分审美主体，局限于世俗观念，而使得审美超越无法实现。

（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严歌苓小说的创作实践，虽然离不开西方文学、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的影响，但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艺术创作论，即心灵派和客观派的观点，也是可以解释的。唐代画家张所提出的艺术创作理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可以解释严歌苓创作的思维方式的。在心灵和现实之间，严歌苓是在对现实世界进行了充分的心灵过滤和大胆的艺术加工基础上才得以完成作品的。

三、理性的理想主义者的疼痛和抚慰

那么，在21世纪，中国文学迫切需要重构文学价值的时期，严歌苓小说是否存在致用的现实意义呢？

（一）理性地解析人性

严歌苓小说无疑是理想主义风格的，而且是理性的理想主义。她在小说中理性地塑造人物，精心为人物设置其合理性，安排人物命运归宿，主观地代言人物的心理话语，刻意地展示人性。这样的人性，是否远远背离了人性真相？小说中的人物原型，绝没有严歌苓笔下人物的灵性、神性和超越性，这些女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被社会认同的，甚至是有罪的（如《老师好美》）。我们为什么说严歌苓的作品是理性的，并且具有现实意义呢？而作家如此大动干戈地加工历史和现实，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动因呢？

（二）捍卫人性的理想主义

事实上，严歌苓的大部分创作，都源自某一历史或现代事件给人们带来的创伤。严歌苓说，“我对生活有一种疼痛的敏感。”一百多年前，华人在旧金山的苦难经历，是上一辈海外华人心灵上永远的创伤，创伤即是疼痛。而扶桑这样一个女性，能引起敏感的严歌苓的精神疼痛，不难理解。但是，面对冷酷的人性，倒退的甚至泯灭的人性，这位华人女作家并没有以揭发为创作目的，而是以人性的自我救赎作为目的。再如王葡萄经历到的，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压倒了一切的饥饿，这样的精神创伤是对人性的巨大打击。但是严歌苓依然以一种乐观和坚韧对抗了这种疼痛。“文革”，埋葬了多少知识青年的梦想，吞噬了多少美好的生命，然而牧马班的姑娘居然没有任何抱怨和批判，她们只为不能延续那种为理想而战的生活而无比惋惜。《老师好美》的真实事件是包含着丑的，两个年轻生命的陨落，一个中年女人毁掉的人生，是令人心痛的。但是，小说几乎完全剔出了丑，而尽力去发掘事件中人物的合理逻辑。这实际上是作家对疼痛的应激反应之后，为捍卫人性所做出的最大努力。

“文学艺术，在人的生活和心灵中，起什么作用？我说过，文学是捍卫人性的。底下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人越是在灵魂不安的时候，越需要文学艺术的抚慰。”[8]

参考文献：

［1］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人格的发展［M］.陈俊松，程心，胡文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192.

［2］严歌苓.严歌苓文集·扶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54.

［3］严歌苓.严歌苓文集·严歌苓访谈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87.

［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谈女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70.

［5］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自己的文章［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172.

［6］严歌苓.严歌苓文集·第九个寡妇［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710.

［7］赵宪章.文艺学方法通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377.

［8］祝晓风.文学是捍卫人性的——宁宗一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15（1）：7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