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剑云，张敬钰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一、“燕行录”及相关名称之界定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朝鲜半岛是古代中国的重要藩属国。元、明、清三朝，来华的高丽或朝鲜使臣将其使华途中的见闻用汉字著录成文，辑编成书，这在朝韩的历史上被统称为“燕行录”。“燕行录”之类型非常广泛，包括诗歌、日记、杂录、笔谈等体式，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俗、文学等众多领域，具有相当的真实性，是研究元、明、清时期东亚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

由于使臣出使朝代的不同，其所记述而成的使行集的名称也有所不同，这些使行记录在元代称为“宾王录”，明代称为“朝天录”，清代则称为“燕行录”。大多数学者将这些使行著述统称为“燕行录”，认同“‘燕行录’并非专指某一来华使臣的记录著述，而是不同历史朝代、不同来华使团成员的记述的总称”这一说法。近年来，学界在为“燕行录”命名上也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看法，拟出了几个不同的名称，代表性的观点有三家。徐东日教授在《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一书中提出“使行录”的说法；台湾学者张存武认为应使用“华行录”这一名称。张伯伟教授在《名称·文献·方法——关于“燕行录”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可以用“中国行纪”来概述这一类文集，理由有三：第一，这是一个较为中性、客观的用语；第二，此类文献之祖就是以“行纪”命名的；第三，“行纪”是现代学术研究中使用的共名。

关于“燕行录”的重新命名，已然产生了上述数家之言；而“燕行录”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学者们亦付出了可贵的努力。在“燕行录”的整理出版方面，韩国学界率先投入了很多的努力。1960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出版了《燕行录选集》（上、下）。2001年后，由韩国东国大学名誉教授林基中先生搜集、整理的《燕行录全集》（100册）也编印问世；2008年，林基中教授又收录了107种燕行文献，并编成《燕行录选集》（50册）出版①详见林基中的《燕行录全集》，韩国首尔东国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个人之力，先后出版共150册“燕行录”文献，实属不易。当然，由于个人与其他诸多因素，卷帙浩繁的《燕行录全集》与《燕行录选集》难免有误收、少收之情形。不过，如何确定某文献该收录，某文献不该收录，似乎还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与界说。

围绕这个问题，漆永祥教授相继发表了《关于“燕行录”界定及收录范围之我见》[1]和《关于〈燕行录全集〉之辑补与新编》[2]两篇文章，意图阐明“燕行录”该如何定义的问题。他认为，“燕行录”必须具备两个充分必要条件：一是作者必须是由国王派遣的正式使臣或是使团中的某个成员或者是负有某种特殊任务的官员；二是作者必须到过中国（或者到过两国边境的中国境内）。也就是说，要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才可以算作“燕行录”。不仅如此，漆永祥教授又对这个界定进一步细化，他将属于“燕行录”的著述类型定义为：1.凡到过南京、北京、沈阳等地出使者皆属“燕行录”；2.燕行使所撰写的“状启”“别单”与“闻见事件”等，皆属“燕行录”；3.因国境或会谈等问题至中国之纪行录，也属“燕行录”。又提出不属于“燕行录”的著述的五条定义。这样一来，明确了界定范围就使得“燕行录”的研究更有针对性，也更加规范。

国内关于“燕行录”的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韩关系的正常化，以及“燕行录”相关书籍的整理出版，才得到了学界较为集中的关注。早在1967年，中国台湾的学者张存武就撰写了《介绍一部中韩关系新史料——〈燕行录〉》，在这之后，由于资料的缺乏等许多原因，此类研究并无多少建树。在对“燕行录”研究青睐有加的如今，大多数学者的相关研究更多围绕着明、清两代，对于元代，此类研究成果则相对偏少。但是，元代高丽使臣往来的著述作为“燕行录”的一部分，其研究价值也不容小觑。显然，将当今学术界关于元代高丽“燕行录”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是很有必要的。

二、元代“燕行录”研究之回顾

（一）元蒙、高丽关系及朝贡制度问题的讨论

关于蒙古与高丽朝贡关系建立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为1218年，由陈尚胜在其《中韩交流三千年》中提出；一说为1219年，见于杨昭全、何彤梅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一书。后来又有史燕龙《元代高丽朝贡制度研究》一文，他认为高丽虽与蒙古于1218年12月约定为兄弟之国，但并没有付诸实施，真正建立朝贡关系应在1219年更为符合事实，也更为合理。

朝贡关系建立后，元、丽关系也表现为几个不同的时期与状态，他们时而对抗，时而联姻。分期方法亦有多种。杨渭生在其《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中，将其分成四个时期，即从高丽高宗五年戊寅至高宗四十六年己未、高丽元宗元年庚申至元宗十五年甲戌、高丽忠烈王元年乙亥至忠烈王三十四年戊申、高丽忠宣王元年己酉至恭愍王二十三年甲寅。分别对应了元代元太祖十三年至元宪宗九年（1218—1259年）、元世祖中统元年至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60—1274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至元武宗至大元年（1275—1308年）、元武宗至大二年至明太祖洪武七年（1309—1374年）。另一种分期方法是由韩国学者金翰奎提出，依据高丽官方使团出使蒙元的情况来分期，共分为两个时期，即蒙古攻侵高丽而高丽进行抵抗的时期（成吉思汗十一年至蒙哥九年，1216—1295年）；蒙古建立元朝，与高丽讲和，直到元朝灭亡时期。这两种分期虽然详略有所不同，但可以看出的是，他们都是从政治角度来划分的，尤其是金翰奎的分期，更能体现使臣出使的频率等方面的问题。

蒙元在不同的时期对高丽的政策也不尽相同，朝贡制度也随之改变。颜培建在其论文《蒙元与高丽人员交往探讨——以高丽使臣身份为中心》[3]中，依据韩国学者金翰奎的分期，详述了不同时期蒙元对高丽政策的不同，可以总结为：第一个时期的元、丽关系的主要特征为征伐，这时期蒙古方面索贡次数频繁、需求的贡品数量巨大，高丽应接不暇，苦不堪言。第二个时期主要描述了忽必烈的高丽政策，此时期高丽、蒙元建立起甥舅关系，元蒙、高丽宗主和臣属关系全面建立，是和平稳定的时期。另有姜婷的文章《忽必烈时期蒙元与高丽关系研究》[4]中更加详尽地描述了忽必烈时期相对宽松的高丽政策。更有连建丽的《元末明初中朝关系的变化与封贡关系的重构》[5]一文，着重研究了元朝式微、明朝初兴之时高丽与元与明之关系的变化，以及高丽灭亡后，接踵而至的李氏朝鲜与明朝之间关系的建立与完善，包括这段时间内朝贡的变化。

从这几篇文章可以看出，元蒙、高丽之间，无论是在交战期间还是在和平时期，两国之间都有使者往来。那么，这些高丽来华使者行使的目的、任务及受到的待遇在不同时期里有什么样的变化，兹依据相关资料，详述如后。

（二）高丽使臣身份待遇等问题的探讨

正如上文所说，元蒙、高丽两国无论其关系是紧张还是缓和，都有使臣之间的往来。颜培建在其《蒙元与高丽人员交往探讨——以高丽使臣身份为中心》一文中做出了详细的高丽使臣出使频率统计，数据表明，以1259年为界，双方在尚未建立起稳定关系以前，高丽方面每年遣使只有一次多，而在两国正常交往以后，出使频率达到每年四次以上[3]。不仅如此，在舒健的《蒙元时期高丽来华使臣接待考述》中更进一步提到，不同时期蒙元对于高丽来华使臣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他考察发现，在蒙元与高丽的关系正常化之前，高丽前往蒙古的使臣根本享受不到蒙古驿站的补给权利，而在蒙元、高丽关系正常化之后，蒙元对待高丽使臣的态度，以及使臣来华所受到的待遇才有所改善[6]。与此相关的，姜婷也在其《忽必烈时期蒙元与高丽关系研究》中提到这一点，并通过分析入元人员所受到的待遇，认为忽必烈时期是元、丽关系最重要的转折期，即由战争转向和平[4]。

在交战与和平这两个不同的时期里，不仅蒙元一方对待高丽来华使臣的态度不同，同样的，出于应对，高丽派出的使团在成员身份构成上也有许多改变。关于使臣的类别，杨昭全在其《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中，将朝鲜半岛历代赴中国出使的使臣分为十四种。徐东日在他的《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朝天录〉〈燕行录〉为中心》一书中，将来华的使臣分成八类，并对每一种类型的职能都做了具体介绍。这两种分法都是就整个元、明、清三朝为对象的分类，然而就蒙元时期来说，张建松在《元代高丽使团研究》一文中，针对元代这一时期，将高丽来华使臣分为圣节使、进奉使、贺正使、秃鲁花四类。在这之后，舒健在《蒙元时期高丽来华使臣接待考述》中又细分为行李使、告奏使、节日使、贺进使、献鹰使、迎香使等六种，又结合蒙元时期高丽使臣的来华原因，将他们分为谈、贺、谢、请、献、奏、告、质、押、吊和其他等十一类[6]。而在颜培建的《蒙元与高丽人员交往探讨——以高丽使臣身份为中心》一文中，将高丽来华使臣划分成定期来华使行的使臣，如千秋使、万圣使、冬至使、贺正使等，以及不定期使行的使臣，如谢恩使、进贺使、奏请使、押送使、特供使等[3]。这样看来，礼仪性的政治外交占了使行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在蒙元与高丽关系进入和平时期后，随着使臣来华次数的增多，这个特点就更为明显。

（三）元代燕行路线及重要驿站的考证

燕行路线与驿站的研究是“燕行录”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从汉唐以来，周边的各个藩属国派遣使臣来华，无论是走水路还是陆路，都有固定的登陆和入关地点，沿途设有驿站专供使团休整，使团人员也必须按照这条规定的路线进京。

在关于元代高丽使臣出使路线的考察方面，有张士尊的《元末明初中朝交通路线考》一文，以元朝末年《析津志》为依据，整理出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大都→通州→夏店里→蓟州→遵化→滦阳→富民→宽河→神山→富峪→大宁→西部落→桥子站→鹿窖→柳树部落→驿安→懿州熊山→驿昌→崖头→彰义→沈州→东京→头馆→甜水→连山→龙凤→邪烈→开州→阳站→驿昌→谊州。第二条线路：大都→通州→夏店里→蓟州→玉田→丰润→永平→建昌→上滦斜大姑→新店→木思→甜水→家店→城子→大部落→大宁→西部落→桥子站→鹿窖→柳树部落→驿安→懿州熊山→驿昌→崖头→彰义→沈州→东京→头馆→甜水→连山→龙凤→邪烈→开州→阳站→驿昌→谊州[7]。

又有史燕龙《元代高丽朝贡制度研究》一文，他指出，元朝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驿道、驿站建设，继承了旧有道路，同时也开辟了不少新的道路，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交通网。在此文中，他就郭毅生《元代辽阳行省驿道考略——兼考明代“海西东水陆成站”》文章中的驿站考察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得出的线路为：大都→通州→蓟州→玉田→卢龙→建昌→上滦→大姑→新店→木思→甜水→信家店→城子头→大部落→大宁→驿安→懿州熊山→驿昌→崖头→彰义→东京→头馆→甜水→连山→龙凤→斜烈→开州→汤站→驿昌→婆娑府→鸭绿江。这条线路基本整合了张士尊列出的两条线路，又将大宁、蓟州、通州列为重要的驿站。

以上两篇文章讨论的都是高丽使臣陆路使华线路，关于水陆方面，袁晓春在其《海上丝绸之路蓬莱史迹初探》与《海上丝绸之路与蓬莱高丽古船》两篇文章中，以古船出水文物和李承休《宾王录》中的记载为史料，认为登州（今山东蓬莱）是元末高丽使臣使华的登陆之地。在这之后，颜培建的《蒙元与高丽人员交往探讨——以高丽使臣身份为中心》也对水路使华路线进行了考察，他也结合《析津志》的驿站记载，勾勒出一条使臣可能行走的水陆路线：登州→黄山（今黄县西南黄山馆）→莱州（今掖县）→崔官人（待考）→潍州（今潍坊市）→昌乐（今昌乐县）→益都（今青州市）→今岭（今淄博市东金岭镇）→淄莱（今淄博市）→明水（今章丘县）→济南→禹城→德州（今陵县）→陵州（今德州）→景州（今景县）→阜城→献州（今献县）→河间→任丘→雄州（今雄县）→新城（今新城县东南新城镇）→涿州→良乡（今北京丰台区西南良乡）→大都。与此同时，他认为使臣们还可能在登州下船后，沿着海路先到沙门岛（今山东长山列岛），进入莱州洋（今莱州湾），继而沿着海路到直沽（今天津），再到大都。

由于元代高丽使行资料的缺少，以上的陆路与水路路线都是学者们依据现有的资料进行推测，至于真正的元代高丽使臣的使行路线并没有十分确凿的史料来证实。但可以知道的是，这几条路线中，大宁、蓟州、通州、登州为重要的驿站，一直到后来的明、清两个时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元代“燕行录”研究之价值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元代“燕行录”的价值

元代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其民族众多，疆域辽阔，统治者实行相对开放的政策，促进了蒙元与其他邻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正处于高丽王朝时期的朝鲜半岛关系十分密切。自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元蒙、高丽开始了正式交往之后，两国无论处于对抗还是和平时期都有使臣往来，从而加强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的交流。使臣作为两国交流的重要媒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这些使臣出使途中记述而成的作品，也同样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由于元朝时期的“燕行录”数量很少，历史史料也相对匮乏，其相关的研究也就不容易开展。近年来，对于元代高丽“燕行录”进行研究的学者较之以往有所增加，其中有几种研究成果很值得关注。张建松的《元代高丽使团研究》和舒健的《蒙元时期高丽来华使臣接待考述》，这两篇文章对高丽使臣的出使路线及使团成员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考察。颜培建的《蒙元与高丽人员交往探讨——以高丽使臣身份为中心》一文则更为详尽和全面，他的论文主要涉及了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概述了蒙元与高丽之间建立人员交往关系的历史背景；二是指出高丽出使蒙元的使臣具有文化素养高和官职都为中等偏上这两个特点。这三篇针对高丽出使人员状况进行研究的文章，描绘出了高丽来华使团阵容的大体轮廓。另有对出使路线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同样值得注意。史燕龙的《元代高丽朝贡制度研究》、张士尊《元末明初中朝交通路线考》及袁晓春《海上丝绸之路与蓬莱史迹初探》《海上丝绸之路与蓬莱高丽古船》两篇，都对高丽使臣的来华路线做了考证，主要依据《元史》《析津志》和李承休的《宾王录》及丽末鲜初时期李穑诗歌对使臣途经的驿站进行梳理，推测出了两条陆上线路和一条海上线路，使元代两国交通路线及其驿站分布情况都更加明晰。

（二）存在的问题

元代“燕行录”的研究尽管在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有所成就，但是相较于明、清两代同类研究则为数甚少，归结起来有四个突出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关于《宾王录》的研究力度问题。颜培建的文章中曾提到，有元一代往来的使团数量和频率并不少，为何使臣沿途著述作品却仅有一册李承休的《宾王录》流传下来？除去当时两国交战频繁这个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另外，关于《宾王录》的研究也很缺乏，现只有陈得芝的《读高丽李承休〈宾王录〉——域外元史史料札记之一》[9]一篇。这篇文章撰写时间也相对较早，在此之后便没有其他相关研究出现。《宾王录》作为元代高丽燕行使臣的记述，是考察元代“燕行录”的一手资料，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其次，高丽使臣眼中的元人形象的缺失问题。关于元人形象的研究，现有的一篇文章是师存勋的《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10]。但是这篇文章是以李氏朝鲜时期为背景，研究朝鲜时代使臣对于蒙古人怀有的鄙夷态度和这种消极形象的形成原因。可是在与元朝交往颇多的高丽朝，其国人尤其是高丽使臣对元朝人抱有怎样的心态，却没有相关的研究出现。况且古代的朝韩以“小中华”自居，统治者尊崇儒教，面对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高丽人尤其是高丽出使的使臣（上文说到这些使臣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且应都为儒生）对元人形象的塑造，显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面。

再次，对高丽“燕行”者中的李穑关注不够。李穑是元末明初、丽末鲜初时期的一个“跨时代”的人物。他父亲任职于元朝，他自己考中了元朝的进士。他多次来到中国，并接受元朝廷的授官。他有不少的诗篇记录他两国之间往返的历程、见闻与感受，而对李穑的“燕行录”，学界研究方面，关注不够，投入不足。

最后，燕行使臣的水陆路线问题。比如上文提到的登州至元代大都的那条路线，是有关学者根据某些资料推测勾勒的“可能行走的水陆路线”。其实我们查阅一下明代天启年间李氏朝鲜金德承的《天槎大观》，就可以看到关于这条线路的详细记载：自宣川宣沙浦发舡，至铁山岛六十里，车牛岛一百四十里，鹿岛五百里，自此属辽界。石城岛六百里，长山岛三百里，广鹿岛二百里，三山岛二百八十里，平岛二百里，皇城岛一千里，鼍矶岛二百里，庙岛二百里，登州八十里。以上海路三千七百六十里。自登州至黄县六十里，黄山驿六十里，朱桥六十里，莱州府六十里，灰埠驿七十里，昌邑县八十里，潍县八十里，昌乐县五十里，青州府七十里，金岭驿七十里，长山县七十里，邹平县三十里，章邱县六十里，龙山驿四十里，济南府七十里，齐河县五十里，禹城县七十里，平原县七十里。德州九十里，景州六十里，阜城县五十里。以上一千三百二十里。向西行富庄驿四十里，献县四十里，河间府七十里，任邱县七十里，雄县七十里，新城县七十里，涿州六十里，良乡县七十里，大井店五十里，京都四十里。以上五百八十里。向北行合五千六百六十里。这条线路，所经站点及其路途里程，记录得十分明确和具体，这对于研究元代燕行使臣的水陆路线情况，显然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关于元代高丽“燕行录”的研究有一定的成果，然而还有很多方面等待后来者的仔细考察与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漆永祥.关于“燕行录”界定及收录范围之我见［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5）：60-65.

［2］漆永祥.关于《燕行录全集》之辑补与新编［J］.文献，2012（4）：149-157.

［3］颜培建.蒙元与高丽人员交往探讨——以高丽使臣身份为中心［D］.南京：南京大学，2011.

［4］姜婷.忽必烈时期蒙元与高丽关系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

［5］连建丽.元末明初中朝关系的变化与封贡关系的重构［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

［6］舒健.蒙元时期高丽来华使臣接待考述［J］.甘肃社会科学，2010（5）：76-79.

［7］张士尊.元末明初中朝交通路线考［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5）：36-42.

［8］史燕龙.元代高丽朝贡制度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

［9］陈得芝.读高丽李承休《宾王录》——域外元史史料札记之一［J］.中华文史论丛，2008（90）：56-69.

［10］师存勋.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J］.青海民族研究，2011（1）：11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