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一凡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经济开发区 300071)

大、小金川之役是清朝中期规模较大的军事活动。通过此役，藏区的安定得以稳定，清廷对川西北地区的统治得以加强，故而两次金川战役也被乾隆帝归入其“十全武功”之内。不过，这场战争充分暴露出清朝统治下的民族冲突以及宗教矛盾，极大地消耗了清朝的财政与民力，为清朝在康乾盛世之后极盛而衰种下了祸根。因此，大、小金川战役作为清代历史上的转折点，颇具研究价值，特别是清军在金川战场上屡屡受挫，更是引发学界对此的关注。目前，考察清军在金川战役中受挫原因的研究成果颇丰，如《金川战役中清军受挫原因探析》和《清军难以攻克大小金川之原因探析》两篇文章便着力探寻清军受挫之谜。不过，这两篇文章多把战局不利的原因归结为清廷在军事战略上的失策以及金川势力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占据优势，也谈到了清军将领统帅能力不足和清军武备松弛的问题，但关于清军的粮草供给，特别是从各省抽调军队的军需物资的筹备问题，则未曾涉及，这主要是由于相关文献的匮乏。然而，笔者近日在整理清代理学家胡具庆的《庚复日记》的过程中，发现这部日记记录了胡具庆为陕西兴安州出征金川的士兵筹措粮草的整个过程，以此为例，可以窥见从各省征调的军队在军事物资筹备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亦可以视为清军在第一次金川战役中受挫的内在原因，呈教于方家。

一、第一次金川战役原委概述

大、小金川即现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和小金县，两地“因两水而得名，一促浸水，出松潘檄外西藏地，经党壤而入土司境，颇深阔是为大金川，一臂纳水,源较近，是为小金川，皆以临河山有金矿得名”。[1]从地理位置上看，大、小金川虽是地势偏僻，位于青藏高原最东端、四川省西北部，但其军事价值极其重要，可以“北通甘肃回部，南控三藏”，[2]而回部和三藏则是清廷着力管理的边疆地区，由此可见维系大、小金川安定的重要性。从历史沿革上看，此地世为嘉绒藏族聚居处，①秦时属蜀西徼外地，东汉属益州徼外地。隋朝首次设置金川县。明袭元制，于此地设置宣慰司。至清康熙朝，儹拉首领嘉勒巴归附清朝，被清朝授予土司印信，俗称小金川。康熙六十年(1721)，嘉勒巴的庶孙莎罗奔率五百士卒随清军出征，因军功被四川巡抚色尓图、提督岳钟琪任命管理大金川事务。雍正即位后，为平衡川西北各土司势力，从而以蛮治蛮，故委任莎罗奔为大金川安抚司，于是大、小金川逐步分离，而相互独立。

嘉绒藏区土司众多，彼此间相互抢掠征伐。乾隆十一年(1746)，大、小金川发生冲突，莎罗奔劫泽旺归，并夺其印信。不过，在四川总督的檄谕下，莎罗奔放还了泽旺。好景不长，第二年莎罗奔“又攻革布什扎及明正两土司”。[3]尽管如此，乾隆帝还是能够容忍莎罗奔的做法。他认为：“但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速兴问罪之师。但使无犯疆困，不致侵扰，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彼穴中之斗，竟可置之不问。如其仇杀日深，势渐张大，则当宣谕训诲，令其息愤宁人，各安乐业。”[4]708在乾隆看来，土司间的争斗不必兴师问罪，只要保证进藏道路通畅即可。如果争斗愈演愈烈，则地方要员须劝谕双方，息事宁人。要言之，惟有进藏通道的通畅才是清廷的核心利益，倘若触犯了这一底线，清朝势必会兴兵弹压，乾隆十年(1745)对瞻对用兵便是一例。然而四川巡抚纪山等人对上奏乾隆帝，请求“平叛”。根据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大、小金川并无叛乱之意，只是抢掠其余土司以扩充实力而已。据《金川纪略》所载，纪山等人的真实意图是羡慕张广泗等人治苗获利，“争以开夺番地，掠其畜聚为事，唯欲寻爨为兵端，而于国家之经济、生灵之塗炭既置不问也”。[5]但此时乾隆改变心意，执意攻克金川，“务令逆酋金川土司授首，铲绝根株，以期永靖边陲”。[4]741皇帝态度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莎罗奔攻占了明正土司辖区内的鲁密、章谷，距进藏通道的重镇、进入汉地的南大门打箭炉(今康定)仅四日路程，威胁到清朝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据前辈学者考察，乾隆突然改变态度还是因为之前对瞻对用兵劳而无功，希冀通过攻克金川来挽回清朝颜面。从《清实录·高宗实录》中也可印证这一看法，如乾隆帝在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十二日便认定“瞻对甫经平定，即有大金川之事，揆其所由，因渠魁班衮未曾授首，无以示威，使之闻风慑服”。[4]734第一次金川战役也由此开始。

第一次金川战役自乾隆十二年(1747)始，至乾隆十四年(1749)结束，由陕、甘各省共征调八万余将士，耗军费约两千万两，先后任命三位主帅，最后以大金川土司向岳钟琪投降终结，限于篇幅，以下择要概述此役经过。诚如上文所述，清廷出于维护进藏道路的通畅以及重拾瞻对之战中失去的威严，结集大军剿灭大金川势力。乾隆起初任用征苗良将张广泗，希望以治苗之法平定金川。然金川地区气候恶劣，地形易守难攻，民众守护苯教，全民皆兵，加之藏民皆以战碉御敌，这种战碉“四周高下皆有小孔，以资缭望，以施枪炮。险要尤甚之处，设碉倍加坚固，名曰战碉。此凡属番境皆然，而金川地势尤险，碉楼更多。至攻碉之法，或穴地道，以轰地雷或挖墙孔，以施火炮或围水道，以坐困之。种种设法，本皆易于防范，可一用而不可再施”。[6]尽管张广泗集解六万余士兵，分六路攻打大金川的两大据点勒乌围和刮耳崖，但仍对金川战碉束手无策，久攻不下。乾隆十二年(1747)九月初九日，投降清廷的土目恩错反叛，又使清军损兵折将，已攻占的关卡尽失。因为这次惨痛的失利，乾隆帝决定更换主帅，任命军机大臣讷亲指挥作战。不过，讷亲毫无带兵经验，甚至提出了“筑碉与之共险”的错误战法，[7]231也不免被皇帝撤换。最后，乾隆帝任命傅恒为主帅，在傅恒客观地向皇帝汇报了金川战役的实际情况后，乾隆帝反思己过，认为“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7]556不久，老帅岳钟琪受命前往金川据点勒乌围与莎罗奔谈判，莎罗奔旋即向清军投降，这场“闹剧”也草草收场了。

纵观第一次金川战役，清军劳而无功，屡屡受挫，其原因既有主帅的错误指挥，也有金川气候、地形、战碉等客观难题。但是，从各地征调清军进剿金川带来的隐患和弊病则未被重视和研究，故下文将先评述《庚复日记》中涉及到胡具庆筹措金川战役军需物资的记载，进而联系史实，探讨清军在第一次金川战役中受挫深层原因。

二、《庚复日记》对筹备金川战役物资的记载

在评述胡具庆筹措金川战役军需物资的举措之前，先择要介绍记录此事的文献资料，即胡具庆撰写的《庚复日记》。清代理学家胡具庆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至乾隆十四年(1749)逐日撰写日记，后将其编次命名为《甲初日记》《庚复日记》。②至于胡具庆为何将《甲初日记》更名为《庚复日记》，他在《甲初日记》第三卷文末说明了原因：“自考生平行事率碌碌无足称者，虽矢志力学而践履，未能纯一。……自今已往，益当俛焉，日有孳孶，以晚岁之功修酬少时之初志，断不容亦年老力衰而自弛，故自庚申以后别为《庚复日记》，以期末路之更加奋励焉。”[8]可见胡具庆治学之勤勉。《庚复日记》是由胡具庆的长子胡骅“谨检遗稿，续终前编”，最终于乾隆十五年(1750)定稿，故《庚复日记》当为清乾隆十五年(1750)抄本。《庚复日记》现仅藏于国家图书馆，共有十卷，每卷日记首页均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或“北京图书馆馆藏”的钤印，其版式俱为九列二十二行，朱格，单鱼尾，内容均以正楷书写，十分精美。

《庚复日记》取材范围广泛，记录了胡具庆治学的心得感悟，记载了胡具庆所进行的宗族祭祀活动，保存了胡具庆与亲友师长交往的资料，记述了胡具庆十余次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交代了胡具庆出仕为官的经历。与其他存世的日记相比，胡具庆的日记起止时间的跨度最久，包涵了丰富的史料，对其学术思想进行了充分地阐释，全方位地展示了清代中下层士人的生活原貌。由此观之，胡具庆的日记中内容丰富，具有研究价值。目前，学界仅有一篇博士论文《清代士人的生活世界》涉及到了胡具庆的日记，而胡具庆日记内容丰富，极有研究价值，应当获得学界的关注。

《庚复日记》的作者为胡具庆，据现有文献记载，胡具庆字馀也，号弢峰，清代理学家。世为直隶容城人，且为容城望族，后随父亲迁居河南杞县。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顺天乡试中中举，后凡十上公车，均未考中进士，仅于乾隆七年(1742)中明通榜。于乾隆十二年(1747)参加礼部谒选，授陕西兴安州石泉县知县。乾隆十四年(1749)因病辞官归乡，卒于当年八月，享年六十五。晚年曾自题书室曰“俟斋”，故后世学者称其为“俟斋先生”。胡具庆一生未曾显仕，却因治学有得而存人，被收入《清儒学案》的《夏峰学案》之中，并被视作孙奇峰的私淑弟子。《清儒学案》认为胡具庆治学“屏除门户之见，于晦庵、阳明两家殊途同归，反覆推阐，作为论辩，其义甚详。大旨以慎独为进修之要，研究经义皆鞭辟近里”。[9]这一评价大致是中肯的。由此看来，胡具庆一生多是在家中治学或经营宗族事务，而乾隆十二年(1747)至乾隆十四年(1749)的出仕经历对他来说无疑是施展抱负的好机会，而为第一次金川战役筹措物资却使他心力交瘁，加之旧病缠身，最终选择辞官归隐，具体经过详述如下。

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初九日，胡具庆突然接到“插翼军书”，军书“言兴安官兵一千八百名赴金川出征，需用兵米马草甚多，即佥差为之备办”。[10]359初十日，胡具庆再次收到军书，“令石邑雇觅骡马五十，赴褒城县协台安站”。③-④十一日，胡具庆正遣人雇觅骡马，又接到军书，“云兴汉官兵先有三百名即于初十日起行，所需草米不可刻缓”，胡具庆只得排遣差役迅速筹措粮草。[10]361十二日，胡具庆“忽奉本州飞札，令买豌豆，定于十五日兴安马匹过县取用”。但石泉县“石邑产物寥寥，穀食而外皆取资于他方”。[11]并不出产豌豆，“而州牧索买如此之急，只得遣人以高价为之购买”。[10]361-362十五日，胡具庆派遣五名差役，押运五十匹骡马，赴褒城县；而胡具庆自己却因“连日办理军务，今日前疾又复劳发，呕吐彻夜，精神因惫”。[10]364十六日，胡具庆见此前州牧索买的豌豆又被退还，因而在日记抱怨道：“前本州索买豌豆甚急，今又退还不用，反覆无常，令人将何所适从也？令出惟行，勿惟反。反汗之弊不惟失信于己，而且贻害于人。大抵令之出也，奉令者孰敢不遵而行之？乃忽反其前言，则奉行之人必有进退惟谷者矣。异日再奉一令，欲违之而既不敢违，欲遵之而又有后虑，徒足滋众人之疑而惑下民之听，其为害真非浅鲜耳！”[10]365十八日，胡具庆在日记中写道：“石泉防汎千总亦将随征金川，辄敢纵兵强夺民马，横行至此，而以文武不相统辖，欲禁之而竟不能也。……今则营兵跋扈，守令熟视而莫可如何，此文武分途之大弊也。”[10]366-367由此可见，在陕西兴安州出征的队伍中，不免有此类飞扬跋扈、抢夺民财的低级军官。本地的百姓尚且遭受抢掠，大、小金川周遭百姓的际遇就可见一斑了。十九日，出征的兴安官兵经过石泉县，而石泉县被摊派的粮草也筹措完毕，如期上交。胡具庆在日记中写道：“民财固不可取，而民力尤不可不爱也。……今官兵过县，食米虽不出于民财，刈草则必资于民力。况军马众多，需草万计，石泉僻邑、户少、丁稀，民力几何，乌能堪此？虽驱之赴山割刈彼亦何辞，而为之父母者心滋戚矣”。[10]367-368可知为了准备出征军队的马匹草料，胡具庆虽爱惜民力，但只得派遣百姓进山割草，胡具庆因此事而忧戚难平。二十日，胡具庆得知有数十只军装船经过石泉，需要调拨民夫挽纤，每船约用夫二十名。他只得感慨道：“噫！陆路既供草米，水路又用纤夫，水陆同时并至，真有令民疲于奔命者矣！……今军兴孔棘，不容刻缓，而兵弁狰狞，难以理喻，山民闻有此役，率多惊惶逃避，为有司者欲效易于輓舟而不能，其将何术以善保吾民而又无误国事乎？”[10]368-369二十一日，胡具庆接到本州来文，内言石泉县本应摊派骡马四十匹，幕宾误写为五十，多解十匹，可遣役追回。但是，这一字之误已使“下吏之赔累已不赀矣”。[10]369因此，二十二日，胡具庆遣人赴省城领取冬季养廉银，作为赔补军需之用。养廉银制度为清朝独有，意在鼓励官员廉洁，杜绝官场贪腐，而胡具庆能以养廉银赔补军需开支，可见其爱民如子，廉洁奉公。他说：“廉吏之廉，原不待养而后能。然朝廷既有此赐，在下者亦不容矫廉而不受也。……今值军兴旁午，需费浩繁，即以朝廷之赐上供军国之需，更可以免素餐之愧耳。”[10]370-371二十四日，游击将军何通领兵经过石泉，他向胡具庆需索财物而不得，于是连应支之草米也不支领，半夜便负气拔营而去。胡具庆对此即恼怒又无奈，他写道：“噫！营弁之跋扈如此，其将何以制之？额外之需索乃上宪明文之所切禁者，不惟彼不当求，吾亦不当与。彼求之固失于贪，我与之则近于赂。赂人者之情状最卑污而可耻，此皆周旋世故务以悦人者之所为，吾辈断当以正自守，以直待人，而切不可枉己以博人之一喜也”。[10]371-372二十五日，胡具庆收到公文，“令将本县递马挑拣二匹，遣马夫押至宁羌州界牌递送军书。”[10]372石泉县此时只有递马二匹，无从挑拣，而且从石泉县至宁羌州需往返多日，属吏也无力负担这笔路费。可见分派给石泉县的任务大多没有经过精心规划，只是为满足战事所需而随意摊派。二十六日，胡具庆检查马匹时，发现石泉仅有的二匹马还被差官骑伤一匹，只得自行捐赀购买，方能遣赴宁羌州。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军旅之事未有不严急者，而此番军事亦可谓过于严急矣。奉上宪之翼檄，皆不容顷刻迟留，今日来文甫到，明日限期已满，其有限期已在文到之先者，严急如此，实难辗转。惟当于万分严急之中稍存一分宽舒之意，究之宽舒一分亦未尝遽至误事，不必因彼之严急而过为周章也。”[10]373-374可见尽管胡具庆不断自我舒缓，自我安慰，仍不免发出“此番军事亦可谓过于严急矣”的感慨。二十七日，胡具庆接褒城县来文，言褒城县驿马尚不足用，不肯将此前石泉县多送的马匹拨回。此外，胡具庆还听说从京师出征的满兵“皆兼程前进，沿途恣横，官民交困。每至一站，辄越站而行，不容换马，故马多损伤。”对此，他只得在日记里评价道：“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师行日三十里，盖舒徐前进，则军不劳而马不敝也。……自古论兵未有不戒轻窕而贵持重者，今京兵之行如此，恐非以律之旨而违恃重之义矣。然此非局外人所可轻议，勿多言以滋咎。”[10]374-375二十九日，“总镇齐公奉命出征金川，统兵过县”。[10]376三十日，此前欠缺的递马已经购得，遣役押赴宁羌。胡具庆在此日的日记中写下：“财虽君子所耻言，然至于军国之需，诸费浩繁，非财不济。若财已匮而不继，虽圣人不能为之计也。今上宪责人以所不能，强人以所难办，及至有误则加之以罪。噫！时事至此，罪亦何辞？惟自信无罪，置一官于度外可也。若惜此微官，惧婴严谴，则瞻顾系恋之私虩虩于中，徒使此心有怵迫之累，而究于事奚济耶？”[10]377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出作为理学家的胡具庆在公私、义利之间判别得分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筹措陕西兴安州摊派的各项军事物资对下属各县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虽然胡具庆以养廉银赔补军需费用，据《胡俟斋先生年谱》所载，他的这种做法使石泉百姓一直过着“民不知役”的平静生活。[12]然而，像胡具庆这般清廉奉公的官吏毕竟是少数，多数底层官吏仍会把军需开支摊派到百姓的税收里，故陕西兴安州其他各县的百姓应当会受到较大影响，而生活在大、小金川附近的百姓的遭际也就可想而知了。

十二月初五日，胡具庆接到本州飞札：“云前多解马十匹不必拨回，即当留站以充余马，但余马逐日食用藩库不复发给，现在西同各处俱按粮按户议帮该县，可速传乡地里书，火速议定，连夜携银赴台。”胡具庆对此极不赞同，他认为：“噫！此令余私派也，余实未敢遵行。私派者，赋敛之大弊。令小民于正供之外，按户出赀，以供上不时之需，民生必为之重困，石泉户寡民贫，乌能堪此？当此之时，惟当拚一官以保护吾民，虽重遭严谴，亦所弗恤耳。”[10]381-382初七日，胡具庆接褒城来文，云余马十匹已被满兵越站骑去不回，又倒毙一匹，急须补解。胡具庆不由得“为之戚戚”，因为“石泉民畜甚少，民间畜马代牛，耕犁用之，碾磨用之，驮载用之，一家之生计赖焉。今十家失马，则明春耕犁无具，十家必至失业，其将何以为生乎？”[10]383然上级的命令难违，胡具庆遣人于十四日押马赴褒城县。是月二十八日，胡具庆在日记里写道：“今冬以军兴孔棘，翼檄交驰，既有大兵经过，供给草束，又有军装船只，索夫輓纤，又解骡马协台安站，又兼学使夫马骚扰，水陆齐临，东西叠至，山野愚民惊惶窜匿，遂致钱粮仓穀概未输将，左右邻封大率类此，乃至今日，犹闻有催征之差尚未销签而如常追比者。”[10]400可见由于陕西兴安州士兵出征金川，此地山野乡民颇为惊恐，无心耕种，惊惶窜匿，这是发生胡具庆庇护下的石泉县，其他州县的情况或许也不容乐观。

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初四日，胡具庆再次接到命令，需再解马七八十匹。胡具庆此时已是“病骨支离，益觉狼狈”，但他仍坚持底线并在日记中写下：“噫！是必空石泉之马而后可也。况今春作方兴，耕犁正动，岂可夺民耕犁之具以应无已之需耶？当此之际，为国为民，万难两全，惟当奉身而退，以遂初志。即于今日以病难供职，恳请解任事，具文通详各宪。倘得解组而归，则家居静摄，病庶可痊。即或不痊，而去此多事之区，不至以无艺之征外负生民，内负所学，则于心亦可自安耳。”[10]409-410张博在《清代士人的生活世界》一文中认为胡具庆之所以辞官归乡，是因为“胡具庆对为官的现实与理想的矛盾颇感不适，毅然辞官归里”，[13]应当也是据此得出。十二日，胡具庆接褒城公文，言协台之马缺二十一匹，急须全补；又奉飞檄，需派马八十匹赴太安驿，急须全解。而胡具庆却认为：“盖多遣一马于台站，不如多存一马于民间，与其竭力以应上宪之征求，不如留余以减民生之扰累。此其间虽不敢自谓得上下两全之善术，而亦自有一段委曲调剂之苦心，正不必求谅于上游，亦无须求白于下民耳。”[10]415-416可知此时的胡具庆已决意不再满足上司的命令，只求减少对石泉百姓生活的扰累。至此，《庚复日记》不再记录有关金川之役的内容。

三、从军事物资的筹措看清军受挫的原因

上文详述了胡具庆筹措金川战役军需物资的种种举措，从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窥见陕西兴安州出征金川的军队已是隐患重重，这也为此后在战场上受挫埋下了伏笔，试归纳为以下四点。

首先，各省筹措军需物资的任务紧急而艰巨，一方面的确反映了清廷剿灭大小金川叛乱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加重了全国各省财政的负担，长此以往，清军的后勤供给实难维系。据《庚复日记》的记载可知，陕西省兴安州各县均要为出征将士筹备各类物资，仅仅在出征的准备阶段，州牧已然“索买甚急”，要求各县“不容刻缓”。胡具庆也认为此次筹备过程“过于严急矣”，常常是“奉上宪之翼檄，皆不容顷刻迟留，今日来文甫到，明日限期已满，其有限期已在文到之先者，严急如此，实难辗转”。进一步来说，出征军队的军需物资由州省下的各县分担，然每县分担物资的种类、数额并未妥善规划，往往随意摊派。如此一来，筹备军需物资的开支大大增加，又未经深思熟虑，难免为难地方官员。譬如兴安州牧向石泉县索要豌豆，而石泉县并不种植豌豆，只得遣人高价购置。又如石泉县地处群山，亟需递马传达信息，而出征军队却将递马尽数征调，对石泉县的影响可想而知。再如石泉山多田少，仅靠人力难以耕种，需要骡马耕犁，而战争伊始便征调石泉骡马五十匹，后又追加。由此可知，出征金川的军队实为竭泽而渔，后期的物资供给大抵是难以维系的。

其次，在物资的筹措过程中，下级官吏只得执行上级命令，不得建言，致使军务决策脱离实际。譬如，即便上级命令中出了“石泉县本应摊派骡马四十匹，幕宾误写为五十，多解十匹”的错误，石泉县的余马仍不得退还，还需继续摊派，这使得胡具庆决定“多遣一马于台站，不如多存一马于民间，与其竭力以应上宪之征求，不如留余以减民生之扰累”，可见爱护百姓的下级官员与服从军令的上司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最终的恶果只能是军需物资难以筹备齐全。又如在胡具庆听闻出征金川的满兵“每至一站，辄越站而行，不容换马，故马多损伤。”他只得在日记中抱怨道：“此非局外人所可轻议，勿多言以滋咎”。却为此无法建言献策。再如石泉防汎千总出征金川，却纵兵强夺民马，但清代文武官员不相统辖，胡具庆欲禁之而不能，只得愤然曰：“此文武分途之大弊也。噫！方令治平之世其弊犹且如此，恐将来之弊必有更甚于此者，然国家之定制如此，固非小臣之所敢轻议耳”。可见各项军务均由上司决定或武官专断，往往脱离实际，使物资筹措效率低下，为清军进军金川埋下隐患。

再次，军需物资的开支多转嫁为向百姓征收新税，粮草的筹措也往往是劳民伤财，使民生凋敝。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来说，农民的贫困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财政状况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乾隆之所以在第一次金川战役中接受大金川土司投降，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江南米价猛涨等经济问题而促使皇帝不得不暂停当下的军事活动。譬如陕西兴安州自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初九日开始向各县摊派军用物资，至十二月初五日便下令各县可以“按粮按户议帮该县”，这是公开地允许县令私派。胡具庆未敢遵行上级指示，他将私派视作“赋敛之大弊”，认为“令小民于正供之外，按户出赀，以供上不时之需，民生必为之重困。石泉户寡民贫，乌能堪此？当此之时，惟当拚一官以保护吾民，虽重遭严谴，亦所弗恤耳”。一方面可见其仁政爱民，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兴安州财政紧缺，只得向百姓加税。不仅如此，筹措物资不但需要民财，还需民力。尽管胡具庆可以以养廉银赔补军需空缺，但筹措草料之事还需驱民进山刈草，这也使胡具庆心有戚戚。

最后，出征金川的将士中不乏飞扬跋扈、抢夺民财之徒，他们的举动不但使民心尽失，还惊扰各县无地、少地的乡民，损害百姓民生，影响了正常的税收行为，使国家财政无力维持金川的战事。例如，胡具庆在筹措物资期间曾被游击将军何通索要财物，但他并未应允，于是何通连应领的粮草也不支领，半夜便负气拔营而去。从“负气拔营”而去，既可以看出清军之骄横跋扈，难以理喻，又可以看出何通或许不常被地方官员拒绝，借此在金川战役中大发战争财，清军将领之贪腐可想而知。又如胡具庆在日记中写下“兵弁狰狞，难以理喻，山民闻有此役，率多惊惶逃避”之语，可知山民抛弃土地，仓皇出逃，使石泉落籍百姓数量大为减少，直接影响了赋税的征收，故胡具庆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末曾记下“犹闻有催征之差尚未销签而如常追比者”一事，可见石泉县正常的税收已经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由此观之，仅从石泉县令胡具庆为陕西兴安州出征军队筹备物资一事，便可看出出征金川的清军背后已存在种种隐患，将其视作清军屡屡在战场上受挫的原因之一，或更加贴近合乎历史的真相，信不诬也！

注释：

① “嘉绒”同“甲绒”，是西藏人对“格茹”的称呼，可理解为“汉地农人”，参见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一文。

② 《甲初日记》与《庚复日记》实际上只是题目不同，记叙内容并无间断，体例也无改变，只是《庚复日记》每日记述更丰富一些，故可以将两本日记视为一种日记。由于有关金川战役的记载集中在《庚复日记》之中，故本文仅讨论《庚复日记》，以图简明。

③ 褒城县今属陕西省汉中市，位于陕西省最西端，距离大、小金川最近，结合《庚复日记》的记载，可以推测陕西兴安州出征士兵或于褒城县集结，而且后期的军用物资也须送往到此地，再供给前线。

④ 台站是指旧时我国边远地区所设置的一种类似驿站的机构，参见《汉语大词典》，卷八，第7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