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军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海淀 100081)

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岩画点，其数量众多、题材广泛，2016年8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联合玉树州博物馆等对其进行了科学考察。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鹿图像造型独特、制作精美，呈现出了多样性的风格，是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的典型代表。通过对鹿图像的深入研究，可以为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的整体研究提供借鉴和方法论意义。

一、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鹿图像的分布及制作方式

在玉树通天河流域的34个岩画中，有23个岩画点分布着鹿图像，共计有228个单体图像，占通天河流域全部岩画图像总数的12.65%*由于笔者没有能够考察玉树通天河流域全部的岩画点，数据的统计是以尼玛江才的《玉树岩画·通天河卷》一书为基础，在该书中作者指出共有1 767个单体图像，牦牛图像、鹿图像和犬图像是数量最多的图像类型。其中牦牛图像有575个单体图像，占全部图像的32.54%；鹿图像有226个单体图像，占全部图像的12.79%；犬图像有68个单体图像，占全部图像的3.85%。但笔者在实际的统计过程中数据略有出入。，其数量仅次于牦牛图像。鹿图像主要分布在玉树州的曲麻莱县、称多县、治多县和玉树市三县一市。在曲麻莱县的14个岩画点中，7个岩画点有鹿图像，数量最多的为昂拉岩画，有37个单体图像，数量最少的是曲孜岩画，有1个单体图像。每个岩画点中，鹿图像所占的比例也不同，比例最高的为宗青岩画，占该岩画点全部图像总数的83.33%，比例最低的为昂拉岩画，占该岩画点全部图像总数的5.88%。在曲麻莱县，鹿图像所占的比例集中在10%以下和10%～20%这两个区间。在治多县中，共有9个岩画点，其中8个岩画点有鹿图像，数量最多的为毕色岩画2，有32个单体图像，数量最少的为普卡贡玛岩画，有2个单体图像。鹿图像比例最高的为冷培塔岩画和角考岩画，两者鹿图像所占的比例均为75%，比例最低的为客尤山岩画，占该岩画全部单体图像的4.48%。在该县中，鹿图像的比例集中在10%以下和10%～20%以及70%～80%这3个区间。在称多县中，有7个岩画点，其中4个岩画点有鹿图像，数量最多的为木秀岩画，有31个单体图像，数量最少的为赓卓岩画，有1个单体图像。鹿图像所占比例最高的为赛康岩画，占该岩画点全部单体图像的56.25%；比例最低的为赓卓岩画，占该岩画点全部单体图像的0.96%。在该县中，鹿图像的比例主要集中在50%～60%区间。在玉树市，共有4个岩画点，均有鹿图像分布，数量最多的为云塔岩画，为16个单体图像，数量最少的为布朗岩画，为1个单体图像。鹿图像所占的比例最高的为布朗岩画，占该岩画点全部单体图像的50%；比例最低的为觉色岩画，鹿图像占该岩画点全部单体图像的4.69%，在该市中，鹿图像的比例主要集中在20%～30%区间。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曲麻莱县到治多县、称多县以及玉树市，鹿图像的比重呈现出先增加、后递减的趋势，也即从通天河流域上游的曲麻莱县(10%～20%)鹿图像逐渐发展，到中游的治多县(70%～80%)发展到高潮，再到下游的称多县开始衰落，但比重仍然在50%～60%之间，最后到玉树市衰减到20%～30%。详细的数据见表1，根据表1及以上的相关描述，笔者绘制了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鹿图像的空间分布图(图1)。

表1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鹿图像统计表

图1　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鹿图像分布图

图2智隆岩画图3毕色岩画2图4东果岩画图5毕色岩画2

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鹿图像主要为凿刻类岩画，又细分为敲凿法、磨刻法和线刻法。敲凿法是指使用尖状工具在岩石面上敲击出无数的点状凹坑，形似麻点，以无数敲击而成的麻点以点带线勾勒图像的轮廓(以线造型)，或者以点带面，构成“剪影式”的图像(以面造型)(图2)。磨刻法是先凿刻出图像的轮廓，使用硬度较高的石质工具在岩石面上反复磨刻，形成各种图像，这种方式多见于剪影式造型(图3)，但偶尔也有以线造型的图像(图4)。线刻法是使用坚硬的石质工具或者金属工具在岩石上刻画线条勾勒出图像，线刻法造型的图像一般刻痕较深，宽度一般多在1.5厘米～2厘米以下，横断面多呈“V”形，因而图像比较清晰(图5)[1]。

二、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鹿图像的风格分析

鹿图像是青藏高原岩画中出现频率较高、分布地域较广、在艺术表现上很有艺术特色的动物，笔者在综合考察鹿图像的基础上，根据鹿图像的制作技法以及图像特征等将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鹿图像分为A、B、C 3种类型，现在分别叙述如下。

A型风格鹿图像的主要制作方式是运用凿刻法中的通体凿刻，即以坚硬的工具在岩面上敲击出类似凹坑的麻点，并且将许许多多的麻点连成一片，最终显现出鹿的整体轮廓，这种制作方式制作出来的鹿图像一般具有“剪影式”的效果。一般而言，以通体凿刻法制作的鹿图像属于岩画中的早期遗存，理论上要早于用磨刻或者线刻制作的鹿图像。A型风格的鹿图像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是却反映出鹿图像原始、质朴的造型特点。这类鹿图像特别注重鹿的整体造型，体型健硕(图6)，鹿头一般较小、鹿角粗壮较长(图7)，脖颈修长(图8)，短尾下垂，四肢直立(图9)，一般而言四肢只表现侧影(两脚)，偶尔见到四脚，不注重细部刻画，鹿的整体造型突出。这类图像注重表现鹿的整体态势，体现了简洁、质朴的造型特点。A型风格的鹿经常与牦牛图像、车辆图像、鹰图像、骑者图像等一起出现，主要分布在通天河流域的上游和中游地区，下游地区偶尔见到。代表性的岩画点有昂拉岩画、毕色岩画1、章玛岩画和智隆岩画等。

图6毕色岩画1图7昂拉岩画图8章玛岩画*图8、18、22、25、37、40均采自尼玛江才的《玉树岩画·通天河卷》，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图9智隆岩画

B型风格鹿图像主要是以敲凿法和线刻法制作的，即以坚硬的工具(石质工具或者金属工具)在岩面上制作出线条，以勾勒出图像的轮廓。此种风格的鹿图像制作精美，数量最多，代表了玉树通天河流域鹿图像的最高水平。笔者将B型风格的鹿图像总结为以下几个特点。1.从鹿角方面看，一般而言鹿角较大，表现极为夸张；鹿角呈现出几何型风格，不仅包括“V”字形(图10)、“U”字形鹿角(图11)，而且还包括螺旋式鹿角(图12)；“V”字形和“U”字形鹿角均有分叉，有的位于“V”字形和“U”字形内侧，有的位于“V”字形和“U”字形外侧，还有一些鹿角内外侧兼有分叉。2.从鹿身上的纹饰来看，鹿身上有的装饰以横“S”纹、涡旋纹(图13)，有的装饰为圆圈纹、重圈纹、云纹，还有的装饰为折线纹、斜方格纹、线段等，都是制作者的审美观在具体动物身上的形象化。3.从鹿的造型方式来看，有的鹿前后肢略做弯曲，做“蜷息”或“蹲踞”之姿态；或者将鹿脚抬起，欲将行动，动态感跃然纸上；或者做回首仰望式，随时注意猎人的动静。4.从其艺术表现手法上来看，采用了缀连式艺术表现手法，鹿之间相互关联，上一个鹿脚缀连着下一个鹿头，或者上一个鹿脚缀连着下一个鹿角；采用了并列式|行列式表现手法，鹿与鹿之间经常呈现为行列式排列，或者是呈现为并列式排列，制作者注意到了鹿的空间布局[2]。总之，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鹿图像的风格鲜明，令人印象深刻，制作者抓住鹿的主要特征，进行艺术的夸张，使它的主要形象更加鲜明、更加突出，从而加强了整体效果。B型风格的鹿主要分布于通天河流域的中下游，上游偶尔见到，代表性的岩画点有赛康岩画、木秀岩画、塔琼岩画等。

图10木秀岩画图11赛康岩画图12毕色岩画2图13塔琼岩画

C型风格鹿图像的制作方式有敲凿法、磨刻法、线刻法，其主要的表现手法依然是以线造型，即通过坚硬的石器工具或者金属工具在岩石上敲凿、勾勒、磨刻出线条，以构成图像。从制作效果上来看，此类图像不再具有“剪影式”的效果，而是轮廓勾线型图像。C型风格的鹿图像显示了逐渐本土化的风格，其总体特征为，鹿头较小，鹿角具有V字形(图14)和U字形，V字形和U字形内外均有分叉，尾巴短小，四肢静立(图15)，失去了早期风格的动态感，鹿身上的纹饰逐渐消失，在鹿身上或者周边经常伴有佛教的“六字真言”(图16)。从鹿的整体造型方面来看，鹿的各部分比例逐渐回归正常。C型风格的图像是由A型风格和B型风格的图像综合演变而来，在C型风格图像上能同时看到A型风格和B型风格的某些特点。如曲孜岩画中的鹿(图17)，身躯较大、体格健硕、脖颈高昂、四肢粗壮，体现了A形风格生动质朴的特点；同时鹿身上布满了许多小凿点，注重对鹿眼、鹿鼻等细节的刻画，明显是继承了B形风格注重装饰性的特点。C型风格的图像经常伴随着塔祭坛、猎犬以及佛教的六字真言、佛塔、莲花等一块出现，主要分布在通天河流域的中游，部分见于下游，代表性的岩画点有角考岩画、东果岩画、曲孜崖画、宗青岩画等。

图14统吉岩画图15宗青岩画图16角考岩画图17曲孜岩画

对于A、B、C这3种风格鹿图像的年代，可以根据周边岩画点有确定年代的鹿图像以及相关的考古学材料来综合确定它们的大致年代。在青海省的岩画中，野牛沟岩画、舍布奇岩画等都出现了鹿图像，在西藏的岩画中，加林山岩画和鲁日朗卡岩画等都出现了鹿图像。A型风格的鹿图像与青海野牛沟岩画、舍布奇岩画以及西藏的加林山岩画和鲁日朗卡岩画的鹿图像风格相近，其年代也应该相当，如毕色岩画1(图18)中的鹿图像和舍布奇岩画(图19)中的鹿图像。汤惠生教授将舍布奇岩画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 000年～公元前500年，野牛沟的年代，经过微腐蚀断代法测定，其年代为距今约3 200年[3]167，188-189。张亚莎教授在《西藏的岩画》一书中认为加林山岩画的年代略晚于野牛沟的年代，大致在距今3 200年～3 000年之间，而鲁日朗卡岩画作为藏西地区早期的岩画风格，其年代大致应当在距今3 000年以后(距今3 000年～2 900年之间)[4]173-181，在青海省乐都县双二东坪遗址出土的鹿纹彩陶罐(图20)，属于辛店文化，距今约3 200年，同样在青海省的卡约文化中出土的鹿纹骨管和鹿纹彩陶罐(图21)，也距今约3 200年。因此A型风格的年代明确的上限年代可以定为距今约3 200年，或者更早一些。

图18毕色岩画1图19舍布奇岩画*图19、26、32、34采自汤惠生、张文华的《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图20鹿纹彩陶罐(辛店文化)图21鹿纹彩陶罐(卡约文化)

与A型风格伴生的图像有车辆图像、行列式鹰图像等，这些图像的年代对于A型风格鹿图像年代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在昂拉岩画早期中(图22)，鹿图像与车辆图像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中，岩画中的车辆为双轮单舆单辕，这种车辆在中原流行的年代约为殷商至战国。内蒙古宁城南山根102号墓出土的刻纹骨板(图23)，其上的马车形象和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马车风格较为一致，该墓葬的年代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公元前8世纪左右)[5]。我国北方的贺兰山、阴山、黑山以及乌兰察布等岩画中出现的车辆，多是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商周至春秋战国)最为流行的图案，这已经为大量的考古发掘所证实[6]。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车辆图像几乎与甲骨文、金文中的字体一致。在与我国毗邻的中亚、帕米尔高原以及蒙古诸地的岩画及鹿石(图24)中，车辆形象也较为常见，其时代也多定在公元前1 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7]。在青海省的野牛沟岩画中，也同样出现了车辆图像，其风格和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的风格较近，野牛沟岩画的年代的上限约为公元前1 200年。

图22昂拉岩画图23刻纹骨板(内蒙古宁城南山根102号墓)*图23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的《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考古》1981年第4期。图24蒙古达日比苏木鹿石上的车辆(公元前1000年中期)*图24采自诺甫戈罗多娃的《蒙古山中的古代车辆岩画》，载于陈弘法编译的《欧亚草原岩画艺术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行列式鹰的出现对于A型风格鹿图像年代的判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昂拉岩画早期中(图25)，有4只行列式鹰与鹿图像同时出现于同一画面中，行列式鹰是北方草原艺术中经常出现的风格，这种样式常见于青铜器物以及牌饰上。这种行列式的鹰在我国的内蒙古和蒙古国(图26)等地也经常出现，其时代亦在公元前1 000年—公元前500年[3]169。内蒙古伊克昭盟匈奴墓中出土的一柄铜刀，刀柄上携刻着行列式的鹰形象，其时代约为春秋战国时期。在鄂尔多斯青铜刀(图27)上亦有行列式鹰的图像，其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8]。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卡约文化中，出土的青铜牌饰和鹰纹骨管(图28)中亦有行列式鹰图像，鹰纹骨管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 200年。因此，A型风格鹿图像明确的年代上限可定为公元前1 200年，或许还可以稍微更早一些，其年代下限约为战国时期，即公元前500年左右。

图25昂拉岩画图26行列式鹰的青铜刀(蒙古，青铜时代)

图27鄂尔多斯青铜刀*图27采自田广金、郭素新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图28鹰纹骨管(卡约文化，公元前1200年，青海省博物馆)

图29塔琼岩画图30西藏康巴热久岩画图31西藏任姆栋岩画图32卢山岩画

对于B型风格而言，周边的岩画点亦有出现相似的图像。在西藏的岩画中，任姆栋岩画、康巴热久岩画、拉鲁卡岩画、塔康巴岩画等都出现了鹿图像；在青海省的岩画中，卢山岩画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鹿图像。塔琼岩画(图29)和康巴热久岩画(图30)鹿图像身上都有涡旋纹，任姆栋岩画(图31)鹿图像身上装饰有S纹，卢山岩画晚期(图32)的鹿图像特别突出了夸张的鹿角。张亚莎教授在《西藏的岩画》一书中，将西藏的鹿图像分为“美丽风格”“准美丽风格”“朴素风格”，认为其年代距今约为2 500年～2 400年[4]74-87，185-191。汤惠生教授认为卢山岩画中出现的鹿图像带有浓郁的斯基泰风格，应该是我国地区时代最晚的斯基泰风格的鹿图像，其年代应该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3]173-174。周边岩画点鹿图像的年代可以作为通天河流域岩画中鹿图像年代的参考，但并不完全等同，因为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鹿图像呈现出了多样性风格，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多样，是鹿图像的集大成者。

B型风格的鹿图像是极有代表性的艺术图像，其造型具有夸张性和装饰性，这明显受到了北方草原斯基泰风格的影响，因此B型风格鹿图像的年代应该与斯基泰风格的年代相当或者相近。斯基泰风格是流行于欧亚草原上的一种艺术风格，尤其以动物纹样著称，主要见于墓葬、青铜器物、牌饰、岩画以及鹿石上。在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准格尔旗边将沟、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墓(图33)以及河北省的宣化县小白阳墓、怀来县甘子堡墓地均有出土斯基泰鹿，其中小白阳墓、呼鲁斯太墓和甘子堡墓的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即约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5世纪，其余地点出土的斯基泰鹿年代稍晚，相当于战国中晚期，即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3世纪[9]。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铜镜上，亦有斯基泰鹿形象(图34)，其时代在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俄罗斯克列尔梅斯墓出土剑鞘上的图案也有斯基泰鹿的形象，对于该古冢的年代，有人断为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之交或公元前6世纪初。俄罗斯冬宫博物馆收藏的鹿形金饰(图35)约为公元前6世纪。对于鹿石(图36)的年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存在的时间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10]。因此，B型风格的鹿图像的年代上限可以定为公元前7世纪，其下限可以定为公元前3世纪。

图33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墓*图33采自李晓红的《试论北方草原古代艺术中的鹿形象》，《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图34阿尔泰出土铜镜(公元前6世纪)

图35鹿形金饰(俄罗斯冬宫博物馆，600BC)图36蒙古库苏古勒省查干乌乌尔县和硕特乌夫格埃德队鹿石(青铜时代)*图36采自沃尔科夫的《蒙古鹿石》，王博、吴妍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C型风格鹿图像年代可以根据这一时期出现的车辆图形、塔祭坛以及佛教中出现的佛塔、莲花等图像来确定。在塔琼岩画晚期中出现了车辆图像(图37)，这一时期的车辆图像是以透视原理绘制的侧视图，有别于早期岩画中以北方草原风格绘制的对称原理图。蒙古哈恩哈达岩画中出现的车辆图像(图38)就是这种侧视图，这种车辆的表现手法同秦汉时期的青铜带饰上的车辆图像非常相似，苏联的考古学家将这类车辆图像断代为匈奴时期，亦即秦汉时期。在青海省的卢山岩画中(晚期)也出现了这种透视原理绘制的车辆图像，汤惠生教授将其断代为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后[3]173。在这一时期中，塔祭坛的出现也可以作为断代的依据。张亚莎教授认为，在西藏的岩画中(图39)，塔祭坛与苯教中的神鸟崇拜密切相连，当神鸟成为整个岩画的中心图像时，也出现了塔祭坛的雏形。藏西地区塔祭坛文化可能受到了更为西部的中亚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早在公元前2世纪—1世纪，中亚的键陀罗地区以及藏西毗邻的克什米尔地区，其佛教文化就已经繁荣发达了[4]202-206。C型风格年代的下限可以根据佛教中出现的事物来判断，如佛塔、宝瓶、莲花、六字真言等。在角考岩画(图16)中，鹿身上及周边还有六字真言；云塔岩画(图40)中出现的佛塔，塔身上也有经文，塔顶为宝伞状，其时代相对较晚，可能为吐蕃时期以及以后的作品。李永宪教授也认为，玉树通天河流域晚期岩画的年代为吐蕃王朝(唐)及其以后时期[11]。因此，C型风格鹿图像年代的上限可定为公元前3世纪左右，下限定为9世纪左右。

图37塔琼岩画图38蒙古哈恩哈达车辆岩画(秦汉时期)*图38采自乌恩的《试论贺兰山岩画的年代》，《文物》1994年第7期。图39藏西拉章卓岩画*图39采自张亚莎的《西藏的岩画》，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图40云塔岩画

表2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鹿图像风格表

为了便于理解上文中鹿图像的3种风格类型，笔者制作了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鹿风格表(见表2)。

三、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鹿图像与周边岩画中鹿图像的比较

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鹿图像数量众多、制作精美，呈现出了多样性特点的风格。通过和周边岩画点中鹿图像的比较，不仅可以看出其在青藏高原岩画系统中的位置，而且还可以探讨青藏高原早期的文化传播与交流。除玉树通天河流域外，青海省共有13个岩画点，其中有9个岩画点分布有鹿图像，鹿图像的总数为26个单体图像*限于笔者资料有限，鹿图像的统计是以汤惠生和张文华先生的《青海岩画》(科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为基础。，平均下来每个岩画点合计约两个单体图像。其中卢山岩画鹿图像数量最多，为13个单体图像，占到总数的一半。通过表3可以看到，青海其他岩画点的鹿图像主要分布在海西州，约占到总数的80.77%。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鹿图像分布在23个岩画点(玉树总共有34个岩画点)，总数为228个单体，平均每个岩画点合计约10个单体图像，这一数值是青海其他岩画点鹿图像的5倍。由此可见，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鹿图像在青海岩画鹿图像中占据着绝对优势。

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鹿图像造型精美，线条流畅，和青海省其他岩画点的鹿图像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卢山岩画。在卢山岩画中，有一类鹿图像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带有斯基泰艺术风格的大角鹿。汤惠生教授认为，这一类鹿图像是通过羌胡道(即祁连山通道)受到了北方草原匈奴文化的影响。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B型风格明显地显示出外来风格(斯基泰风格)的特性。玉树州北与省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相连，东南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相连，西北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接壤。考虑到玉树州的地理位置，笔者认为，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B型风格鹿图像可能受到了3个方向的影响，一是直接通过玉树州西北通道与新疆斯基泰艺术风格发生联系；二是通过汤惠生教授所说的羌胡道，并且经过卢山岩画点中转而受到北方斯基泰文化影响；三是通过玉树州东南部的“藏彝走廊”，随着羌人的西羌而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表3青海其他岩画点鹿图像统计表

在西藏的岩画中，鹿图像的制作也是非常精美的。在西藏的25个岩画点中，有15个岩画点中出现了鹿图像，西藏岩画中鹿图像的数量为74单体图像*限于笔者资料有限，鹿图像的统计是以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的《西藏岩画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一书为基础。，平均每个岩画点合计约为5个单体图像。这一数值为玉树通天河流域每个岩画点平均鹿图像的一半，但是高于青海省其他岩画点中的平均数值。这说明即使是将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鹿图像与西藏岩画中鹿图像比较，其数量也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通过表4可以看到，西藏岩画中的鹿图像主要分布于藏西的日土县，数量占到西藏岩画鹿图像总数的56.76%，其次是藏北的文部以及当雄县等，数量占到西藏岩画中鹿图像的22.97%，而其他地点的数量相对较少，显示出了鹿图像分布的区域性特征。在整理西藏岩画鹿图像时，有一类鹿图像令笔者印象深刻，那就是U字形鹿角的鹿。在西藏的岩画中，U字形鹿角的鹿分为开口较大和开口较小两种，且鹿角的分叉均位于U字形的内侧。第一种鹿主要分布于藏西日土县的日姆栋岩画(图41～图42)、塔康巴岩画(图43)等，玉树州出现于木秀岩画(图44)、赛康岩画等；第二种主要出现于藏西的左用湖岩画(图45)、藏北文部的夏仓岩画(图46)、当雄县的扎西岛岩画(图47)等，玉树州主要出现于毕色岩画1(图48)、赛康岩画等。

表4西藏岩画中鹿图像数量统计表

图41日姆栋岩画图42日姆栋岩画图43塔康巴岩画图44木秀岩画

图45左用湖岩画图46夏仓岩画图47扎西岛岩画图48毕色岩画1

不同的地点出现相同或者相似的鹿图像可能是因为：1.这些不同的地点都存着U字形鹿角的鹿，这些鹿图像是岩画制作者对现实生活中鹿的描摹，这反映出了某些相同的生态环境；2.这些相似的鹿图像是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结果，当一地出现了某种风格的鹿，另一地的人们见到之后也非常喜欢，于是回去制作了相同风格的鹿图像。根据古地质学和古气象学的资料，在距今7 500年～2 500年间的全新世中期，整个中国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这已经为众多的孢粉分析结果所证明，青藏高原亦然，这反映出了某些相同的生态环境，所以原因一是成立的。再说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影响。图41鹿图像身上出现了涡旋纹，图42中鹿身上的涡旋纹已经简化为S纹了，图43鹿身上的纹饰已经消失，这显示了鹿图像逐渐本土化的发展过程。图45的内容是猎鹿，其中鹿的身体要比人大，这显示了早期的风格特征，图46鹿图像旁边出现了符号，图47是彩绘岩画，具有明显的宗教祭祀性质，年代相对较晚。因此，笔者认为，某些相似的鹿图像，藏西地区要早于玉树通天河流域。张亚莎教授在《西藏的岩画》一书中认为藏西是鹿图像最为密集的地区，同时也是鹿图像的艺术表现形式最为丰富的地区，从地理分布上看，越往西，鹿图像的特色越明显，越往藏北和藏南走，鹿图像的数量不仅急剧下降，而且越来越概念化[4]74-87。笔者同意张亚莎教授的观点，认为藏西地区的鹿图像可能受到中亚地区欧亚草原风格的影响，自藏西地区越往东走，其外来风格的影响越弱，这一过程也正好显示了逐步本土化的发展过程。藏西地区的鹿图像，可能通过藏北的羌塘草原影响了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的鹿图像。

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为青藏高原岩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填补了青海及藏北高原岩画衔接上的缺环，使青藏高原“羌塘岩画带”向东延伸了数百公里，与著名的“羌藏彝走廊”连接起来，对于探索青藏高原早期的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12]。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的鹿图像数量众多、造型独特、线条流畅、制作精美，在青藏岩画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青藏岩画系统四分天下，那么，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独占一份(其余3份为藏西日土地区、藏北环纳木错湖地区、青海环青海湖地区)。玉树通天河流域的鹿图像不是单一遗存，而是与动物图像、人形图像以及符号图像共存，显示出了多样性的风格特点。

参考文献：

[1]李永宪，霍巍.西藏岩画艺术[M]//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4-5.

[2]王永军，黄亚琪.玉树通天河流域赛康岩画调查与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7(3)：17-25.

[3]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4]张亚莎.西藏的岩画[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J].考古，1981(4)：304-308.

[6]乌恩.试论贺兰山岩画的年代[J].文物，1994(7)：70-75.

[7]诺甫戈罗多娃.蒙古山中的古代车辆岩画[G]//欧亚草原岩画艺术论集.陈弘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3-62.

[8]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40.

[9]李晓红.试论北方草原古代艺术中的鹿形象[J].考古与文物，2002(5)：60-64.

[10]潘玲.论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J].考古学报，2008(3)：311-336.

[11]李永宪，马春燕.青南通天河流域发现古代岩画[N].中国文物报，2014-10-24(8).

[12]王永军，孙晓勇.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的多样性风格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7(3)：7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