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沁杰　庄汝龙

摘要：近年来，行政区划研究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实践探索也备受瞩目，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已经成为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借助CiteSpaceⅢ挖掘行政区划的研究团队、知识基础、研究主题、路径变化及前沿，对行政区划进行了系统的框架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①近二十年行政区划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波动变化明显，2006年出版文献数量最多，相关研究集中于经济学领域，经济地理期刊是行政区划研究的大本营；②主要研究团队按照地域大致可划分为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五类；行政区划的知识基础明确，但尚未形成势力强劲的分支学科；③文献共被引分析表明，经典文献中刘君德所著文献占比最大，达到研究数量的40%；④从研究热点的分析中发现，其发展路径大致分为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区划-城市化、区划-地区经济、区划历史范畴4条线索，分别对应的主要研究内容为调整改革、地方体制，效率问题、城市群、城镇化，地区发展、规模效应以及历代区划、学科发展；⑤研究前沿分为城市化导向（1999年～2002年）、区域经济导向（2004年～2009年）和体制改革导向（2010年～2014年）3个阶段。

关键词：行政区划；研究团队；基础知识；研究主题；知识图谱；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一直以来，行政区划就是国家政治的核心环节，作为中央管理地方、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国家结构形式的空间投影。行政区划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政区划不仅涵盖了狭义的内容，还包括以行政区域为单位，设置相应的国家行政机关来管理一切行政事务。而狭义的行政区划是指为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治理与建设，对领土进行合理的层次划分而形成的区域和地方，本文均指其狭义的内涵。西方的行政区划研究基于广泛的学科背景，主要分布于政治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和人文地理学之中。美国在行政区划领域研究相对发达，逐步形成了传统改革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区域主义三个主流学派，针对日益严重的“巴尔干化”现象各有见地；加拿大在行政区划方面经历了从双级体制到组建单中心市的过程，学者纷纷探讨了其成效与不足，相关研究成果较多。总之，西方的行政区划研究主要表现出两个鲜明特征：一是由于城市化水平较高，有关行政区划的研究多关注城市行政区，尤其以大都市区的区划调整为研究核心；二是西方国家将政府体制改革与行政区划研究相结合，综合性与实用性较强，但普遍缺少深入研究，专门著作和系统理论发展不成熟。

相较国外，国内对行政区划的研究随着时代进步逐渐细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行政区经济”概念与理论构架的提出为行政区划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目前研究集中在行政区划的体制改革方面，针对“省直管县”、“市辖区”、“市管县”和乡镇区划体制等展开多层次探索；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行政区划与国家政治、区域经济、历史沿革和城市规划等视角切入，基本围绕着行政区划的结构、行政区划改革及其效率进行，关注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将行政区划与国家现代化治理、公共行政管理、地区经济协调和科学合理规划结合研究，成果颇丰。近年来，通过结合国家战略发展导向及各地区经济增长需求，行政区划研究获得了明显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理论研究的匮乏致使其深入发展的动力不足、进展缓慢，采用知识图谱方法系统研究行政区划的文献更是鲜见。鉴于此，文章选择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Ⅲ，综合信息可视化方法、文献计量方法和数据挖掘算法，以可视化的方式显示行政区划的结构框架与发展路径。从多元、分时、动态的视角出发，对中国行政区划领域的文献进行信息挖掘，拟提炼出研究团队、知识基础，把握热点演变及前沿发展，以期系统阐释中国行政区划发展、把握国家政区概况，为行政区划研究突破困境、深入細化提供有益借鉴。

1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1.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Ⅲ是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在引文分析和共被引分析等文献计量方法的理论基础上，融合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借鉴计算机图形学、数据挖掘等技术，加入最小生成树、路径修剪等图论数学方法，创造性地把可视化技术和科学计量结合起来。文章运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Ⅲ，以CSSCI数据库为数据源，以“行政区划”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1998年为行政区划论文发表起始年，由此确定研究时段为1998年～2016年，共获得文献327篇。

1.2统计分析

对所得文献数据进行初步的年度分布统计分析（图1），结果显示，1998年～2016年间，行政区划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呈现出明显的波动起伏态势。2002年之前，文献数量较少，平均每年7篇左右；2002年之后，数量逐步增多，并于2006年达到峰值；2007年～2011年，文献数量相对稳定，均在20篇及以上；2012年～2016年数量又回落至较低水平，由于研究时段局限，2016年仅有6篇文献。整个研究时段内，2006年文献出版数量最多，共有39篇；1999年最少，仅有5篇。

从文献的学科分布来看（图2），目前行政区划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领域，占比高达29.0%，其次是管理学和人文、经济地理学，比例分别为18.3%、17.0%，历史学、政治学紧随其后，各占比14.1%、11.2%，哲学等学科的比例最低，均为0.32%。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情况显示（图3），有关行政区划研究的文献出版主要集中在地理、规划、行政管理、政治等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刊发在《经济地理》杂志上的论文数量最多，达到24篇，换言之，《经济地理》是行政区划研究的大本营；其次，发表于《人文地理》和《城市规划》期刊上的文献数量在10篇以上，分别为12篇、11篇；再次，《江汉论坛》、《中国行政管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7大刊物出版的有关行政区划的文献均在5-10篇之间。

从年度分布情况来看，文献数量的变化间接折射出国家行政区划调整与改革的进程：1997年国务院冻结“县改市”、2002年叫停以乡建镇、2006年后大规模撤县（市）设区等，从摸索大方向改革逐渐深入到关注地区生态、居民获得感等一系列细节上。国家对于行政区划的调整持续不断，引发了社会民众日渐上升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直接体现在相应年份行政区划文献数量的变化上。

研究的经济学偏向充分体现行政区划这一大政国基与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尽管“行政区经济”只是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典型现象，但行政区划的调整与改革对经济增长、产业布局等影响深刻。与此同时，管理学作为一门探讨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来提高生产力水平的综合性学科与行政区划的结合，有利于研究区划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的关联。《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和《城市规划》等是研究我国区域规划、产业发展、城市布局等方面的专业学术期刊，囊括较多行政区划的相关文献。

2行政区划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2.1研究团队识别

CiteSpaceⅢ可以利用“作者”节点分析作者合作的情况，以可视化的结果呈现出不同作者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结合区域、研究院校等实际情况，能够说明其合作网络的大致情况。具体操作方式如下：时间切割设置为2年，节点类型选择作者，阈值选择为top50，运行CiteSpaeeⅢ得到作者合作网络图谱。然后通过pathfinder和pruning the merged net work算法对网络进行修剪与合并，得出最终结果如图4。修剪后的图谱共包含作者节点327个，连线153条。图中作者之间有合作则有线段相连。

通过中文论文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可以发现行政区划相关研究呈现出两大特色：一是中国行政区划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些学术团队，相应的团队合作是建立在师缘和业缘基础上的。按地区划分，主要有以下的学术团体：华北地区有北京大学和北京行政学院的王佃利、刘小康团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的以华林甫、王开泳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的赵聚军、贺曲夫团队等；华东地区有浙江大学的范今朝团队，复旦大学有以周振鹤、傅林祥为核心的团队，南京大学的张京祥团队和华东师范大学刘君德团队；华南地区有中山大学的李开宇、魏清泉团队；华中地区有湖南师范大学的李金龙团队；西南地区有西南交通大学的涂锦、董里团队；二是从合作的时间变化来看，刘君德、戴均良、汪宇明团队的各自合作于2000年前后发生；其次，张京祥、史卫东、王佃利团队各自的合作在2002年前后较为明显；魏清泉、李金龙、范今朝团队均是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合作较多；殷洁、王开泳则各自在近3年来形成相应的研究团体。

2.2文献共被引分析

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可以提取行政区划的知识基础，同时，信息也沿着时间的变化而演进，在这种演进中起关键作用的10个节点（citation counts≥7）构成了行政区划领域最重要的知识基础。以文献共被引频次由高到低排序如表1（表1中出现的中心度表示重要性，数值越大表明越重要；突现度表示研究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数值越大，趋势越明显）。根据数值特征，分为两类，第一类核心文献共被引超过10次，第二类为6-9次。

观察数据可知，被引频次前三位的均为刘君德的著作，显示了刘君德在行政区划研究领域的核心地位。具体来说，由刘君德等编写的《中国政区地理》一书共被引频次最多（13次），其突现度和网络中心度均列首位，分别是3.69、0.12，在CiteSpaceⅢ中，这类持续被高引用的文献或著作通常称为经典作品。《中国政区地理》一书共分上、中、下篇，分别论述了政区地理的研究对象、任务与内容，并系统阐述了政区各组成要素以及政区形成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划分原则、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及演变规律以及当今改革的不同模式和相关应用研究。其次，1996年刘君德编著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被引频次紧随其后位列第二，该书共被引12次，突现值达3.47。2002年的《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被引频次位列第三，突现值为3.53。此外，王健等人于2004年发表的“‘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被引频次为10，位列第四，突现值为2。

在文献共被引频次为6-9的这一类中，刘君德等在1996年发表的“中国区域经济的新视角一行政区经济”一文被引频次最高（9次），文章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打开了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联系的大门，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新视角，是一篇关于行政区划研究的承前启后的开创性文献。其次，张京祥等于2004年发表的“从行政区兼并到区域管治——长江三角洲的实证与思考”被引频次居第二位（8次）。而周振鹤等于2009年编成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被引频次相对最低（6次），此书为1949年以來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成了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范今朝、田穗生、陈钊分别在2004年、2005年、2006年出版的《权力的空间配置与组织的制度创新：从城市发展与政区演变的互动关系论中国现当代的行政区划改革》、《中国行政区划概论》和《地级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被引频次均为7次。

2.3研究主题及演化路径识别

研究主题的分布及演化能够直观地体现不同时序内的热点领域，而关键词作为学术论文研究主题的精炼表达，其关联性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学科领域中知识的内在联系。鉴于此，本文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来鉴别行政区划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热点。具体操作方式如下：时间切割设置为2年，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阈值选择为top40，运行CiteS-paceⅢ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通过MST算法对网络进行修剪与合并，得出1998年～2016年行政区划关键词共现图（图5）以及行政区划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列表（表2）。修剪后的图谱共包含关键词节点320个，连线251条。图中每个节点表示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表明关键词越重要；节点之间的连线粗细表明关键词的强度。

2.3.1研究热点辨识

利用CiteSpaceⅢ软件的关键词分析（Keywords）功能可以科学计量行政区划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从图5和表2中可以看出，“行政区划及调整”、“城市化”、“行政区经济”和“清代”是行政区划研究的绝对高频关键词。其中，“行政区划”作为文献搜索的基点出现频次最多，高达192；“行政区划调整”、“城市化”和“行政区划改革”，分别以39、16、13次的频次位列其后；进一步分析，表2列出的其余26个词频超过3的关键词，其内容基本涵盖了行政区划研究的主要方面。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进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空间区域划分，结合其概念特征以及CiteSpaceⅢ关键词统计结果，将研究热点的发展路径大致分为“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区划-城市化”、“区划-地区经济”、“区划-历史范畴”4条线索。

首先，“行政区划调整与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调整改革、地方体制和效率问题。具体来看，陈迅、易顶强和游细斌等分别从省级行政区划重构整合、政府控制与市场协调等视角探讨调整改革的思路；杨文军则从跨行政区划的政府效率角度出发，研究当前协同扶贫攻坚缺乏协同治理的困境，提出工作推进建议。

其次，“城市化”作为行政区域研究的热点，内容包括城市群和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优化。具体来看，孟祥林、汪宇明分别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和上海大都市区的优化发展路径。石绍斌则从城市化推进的角度入手，主张行政区划调整缘由应由空间拓展转变为关注政府职能转化。

再次是“地区经济”，其内容包括地区发展和规模效应。王健等分析了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深层次机理，主张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朱孔来等则研究了县域经济的相关情况，而曹铂等探究得出政府规模与经济、人口、区域面积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这为确立合理的政府规模提供政策建议。

最后是“历史范畴”，其内容包括历代区划和学科发展。典型文献是傅林祥通过《清会典》中对地方职官制度的考察发现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置为六省的过程。此外，郭声波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在现实需要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发展飞地。

2.3.2研究前沿辨识

研究前沿的识别与追踪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学科研究的最新演化动态，预测研究领域的发展，识别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在研究中，前沿往往采用代表该研究内容的词汇或短语出现次数的变化进行分析，相对于传统的高频主题词分析，突现词（Brust terms）更适合探测学科发展的新兴趋势和突然变化。突现词是指在较短时间内出现频次变化较大的词汇，它可以来自施引文献或被引文献，突现词检测就是检查频次变化率较高的词汇，从而确定学科研究前沿，该方法主要依靠的是词频的变动趋势，而不仅仅是词频的高低，具有动态全面的特点。具体步骤是：时间切割设置为2年，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主题词类型选择名词短语，结合软件自带的突现检测算法，阈值选择为top40，然后运行CiteSpaceⅢ，导出软件中的数据，整理出行政区划研究领域的突现词信息表（表3）。

受限于文献收集的时间跨度，1998和2016年作为文献收集的起始和截止时间，缺少突现词筛选的对比年份，突现结果可能不准确，又由于2015年没有出现突现词，因此文章将突现词分析的时间跨度设定为1999年～2014年，表3展示了1999年～2014年所有突现词。根据突现词的年份和特征，结合文献阅读，本文将近二十年来的行政区划研究主要分为城市化导向（1999年～2002年）、区域经济导向（2004年～2009年）和体制改革导向（2010年～2014年）3个阶段。

①1999年～2002年，行政区划体制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最为突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对政区体制的改革予以高度重视，其次是城市化和地方行政区划也成为当时的研究前沿。行政区划改革（3.06）、大都市区（1.14）、城市化（2.8）和行政区划体制（1.11）分别是这四年的最大突现词；同时，历史地理的分析视角也逐渐兴起；此外，2003年没有出现突现词，说明当年前沿问题不突出。

②2004年～2009年，这一研究断面中，涌现出大量突现词，表明与行政区划相关的学术研究登上发展的新台阶；同时，突现度分布较为均匀，反映了行政区划研究逐步拓展自身网络系统，结合不同学科知识基础，催生出不同的研究分支。这一时段，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是其研究前沿，15个突现词中的7个都与之密切相关，或从理论高度分析“复合行政”、“行政区经济”、“县域政治”、“县域经济”等，或实证研究“四川”、“广西北部城市群等地区经济与区划的联系。这一时期，从历史地理视角研究“飞地”、“民国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清代分省过程”和从城市化基点出发，探讨区划与体制关系的突现词比例各占一半。

③2010年～2014年，行政区划研究领域突现出较少新的研究前沿，表明在经历了五年的推广期和活跃期后，研究进入酝酿阶段。从2010年开始，行政区划相关研究前沿又集中于城市化、区划与体制上来，但相比第一时段明显深入细化：着眼于核心城市群，研究政府职能与区划之间的内在机理以及“大镇设‘市”的新型城镇化方案提出；同时也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定量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及其背后因果，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经济发展较好的京津冀地区的行政区划研究更为充分，跨区域的发展则站在了区划层面进行思考。这说明行政区划的研究紧扣国家战略实践，更多地为政府政策调控和地区之间协调发展作出努力。此外，这一时期，从历史地理角度看，研究前沿依旧聚焦于清代区划，国外则研究俄罗斯的区划问题。

3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Ⅲ对十多年来国内行政区划研究的文献信息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由软件分析得到作者合作网络、文献共被引网络，通过关键词图谱分析辨析出行政区划研究主题、演化路径，利用突现词列表分析展示了行政区划的研究前沿。研究發现，目前行政区划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①研究时段内，有关行政区划的文献数量变化波动起伏，2006年刊发文献数量为近二十年之最；目前研究的学科分布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历史、人文、经济地理以及政治学等领域；②近二十年行政区划主要研究团队基于地缘和业缘形成学术合作网络，在地域上呈现出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五大区域的聚集体；③文献共被引分析表明，经典文献中刘君德所著文献（书籍）占比最大，达到研究数量的40%；④研究热点可划分为行政区划

调整改革、区划城市化、区划地区经济、区划历史范畴4条路径，对应的主要研究内容分别为调整改革、地方体制，效率问题、城市群、城镇化，地区发展、规模效应以及历代区划、学科发展；⑤研究前沿根据特征分为三段：1999年～2002年、2004年～2009年以及2010年～2014年。从城市化导向到区域经济导向再到区划体制导向，随时代现实发生转变，但历史地理视角始终存在其中。

此外，伴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行政区划相关研究逐渐细化到政府职能、资源跨区流动、政区撤并重构、生态环境保护、居民地方感重拾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同时，行政区划在研究上也存在一定导向偏差，例如，过分偏重经济因素与行政区划改革的关联，从而忽视从诸如历史、文化、民生等方面的切入。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加注重与现实热点挂钩、深入分析、着力解决社会发展与政区之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