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毅 薛龙义

摘要：通过采用区域重心模型、区域集中度指数、区域一致性指数等分析方法，结合ArcGIS与E-Views等分析工具对山西省1998年～2015年之间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数据进行空间格局演化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财政收入的重心位置一直位于财政支出重心位置的偏东方向，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重心的变化趋势都比较一致，财政收入重心的波动幅度大于财政支出重心的波动幅度。②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集中度空间分布较为失衡，集中度在低值区域的县域占到了总县域个数的90%以上。③山西省的财政收支的总体格局演化呈现出“相对协调不协调趋于协调”的发展特征。④当财政收入或财政支出受到冲击时，互相之间均表现出较明显的正反应，但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幅度更为突出。⑤经济发展水平、煤炭资源与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对2015年财政收支空间协调性的影响最为显著。

关键词：财政收入；空间分析；协调性；VAR模型；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除了市场的配置作用外，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节和指导，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节的一项重要手段。财政支出反映的是政府对于社会物质财富的支出和运用，但是这种支出和应用要以政府占用一定的社会财富作为前提，财政收入便是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而获得的可供其支配的财力。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过高与过低都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过高的财政支出会带来严重的财政赤字，会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过低的财政支出不利于政府职能实现，会严重削减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而过高的财政收入会影响居民的收入提升和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过低的财政收入会对财政支出产生制约，间接影响政府职能的实现。因此保持财政的收支平衡对优化资源配置、调整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经济发展起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分权研究。张晏等认为财政收入和支出分权对经济发展起重要的促进作用；而王永钦等认为财政分权对城乡差距扩大和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等具消极作用；二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关系研究。汪克亮等通过采用误差和修正模型分析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性关系。李海峰也使用误差模型对我国1953年～2010年的财政收支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不仅存在均衡关系，而且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格兰杰原因。三是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结构研究。钱争鸣等从财政支出结构出发，研究不同地区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居民收入差异关系，并提出缩小差距的建议同。刘伟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支出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存在结构性失衡的现象。王志刚从绝对指标、相对指标、动态指标等多个维度出发对我国地方财政收支数据进行系统性分析，指出我国现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一些问题并给出合理建议。然而现有研究成果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或省级行政单位的层面，缺少对县级政府财政收支关系的研究。二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大多数研究均是采用VAR模型，创新性略显不足。三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空间分布研究的相关文献鲜见。我国地域辽阔，各个省份、市域之间，甚至县域以及县域内部均存在明显的发展差异，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表现出怎样的动态变化？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重心在地域空间上如何变化？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因此，本文以山西省所辖县域为例，从总体上研究县域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空间演化规律，对提高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实施效果，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发展，保障地方财政持续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1.1.1区域重心模型

重心是指各部分所受合力的作用点。这个点各个方向的力呈现出相对平衡的状态。本文是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在相对区域上保持均衡的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发展的空间变化轨迹能表现出二者在空间上的变化规律，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1.3区域一致性指数

为深入揭示财政收入与财政投入的空间耦合关系，本文采用区域集中度指数测度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二者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财政收入集中度指数与财政支出集中度指数之比，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1.2数据来源

文中财政收入和支出数据以及8个影响因素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1999年～2016年的《山西省统计年鉴》，因为研究的时间跨度较长，故以1998年价格为基期，对有关变量的价格波动进行不变价处理，使其具有可比性。研究对象为山西省119个县市区，各县市區的面积是利用ArcGIS10.1对2005年的全国县界矢量数据中提取进行计算得出。因为大同市城区、矿区、南郊区之间行政界限不清楚（历史遗留问题），阳泉市城区、郊区、矿区界限虽然清楚，但是由于互相之间联系密切，统计数据密不可分，故在文章的区域一致性检验与影响因素分析中，把它们合并为一个县域进行处理，分别为大同市城区、阳泉市城区。

2结果与分析

2.1财政收入与支出重心演变

2.1.1总体演化分析

依据公式（1）、（2）得出1998年到2015年山西省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重心轨迹演化图（图1）。图1（a）表明，1998年～2015年山西财政收入重心在37.165°N 37-364°N，112.251°E-112.371°E之间变动。总体来看，山西省的财政收入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的均衡性都比较差。图1（b）表明，1998年～2015年山西财政支出在37.249°N～37.359N，112.213°E～112.286°E之间变动，位于中心点的南部偏西方向。总之，1998年～2015年山西省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重心迁移都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不同的是：财政收入的空间差异是连续性的：先是东西、南北方向的差异同时扩大，然后呈现南北差异先缩小，东西差异后缩小的趋势。而财政支出的差异变化的连续性较差，呈现很强的折返性迁移特征，每次迁移之后都有一个回归。结合二者相对的重心变化位置来看，山西省财政支出的重心总是位于财政收入重心的西部方向，迁移速度落后于财政收入的步伐。

2.1.2重心经纬度的变化轨迹分析

利用计算所得的山西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经纬度值，分别绘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经度变化图、纬度变化图（图2）。图2（a）表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中心变化轨迹在经度上变化基本一致。但变化幅度相对差异比较大。从初始点开始，1998年～2000年以相近的趋势递减，而2000年～2003年呈现出不同的演化轨迹，财政收入出现一个波峰，财政支出却出现一个波谷。2004年～2015年，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经度值同步出现波峰、波谷。波谷时，双方经度差距缩小，波峰时双方经度差距拉大。无论是财政收入是上升还是下降，财政支出基本都会伴随变化，但变化幅度并没有财政收入的变化幅度大。总体上，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经度值变化较为类似，但是财政收入的经度值一直高于财政支出的经度值，也就是说，财政收入的重心一直位于财政支出重心的偏东方向。图2（b）表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纬度变化轨迹总体趋势上也表现得较为一致，但具体到年份又有所不同。从初始点开始，财政收入的纬度值大于财政支出的纬度值，双方一直处于下降状态。2000年，财政收入的纬度值持续下降，而财政支出却开始上升，开始出现财政收入小于财政支出的情况。2000年～2011年，财政支出纬度值始终高于财政收入值，变化趋势也基本类似。2012年财政支出的纬度值又开始出现低于财政收入纬度值的情况，总体上前后趋势变化不大，呈现波动平衡的一个趋势。综合来讲，无论是经度变化还是纬度变化，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化趋势都较为一致，财政收入经纬度值的波动大于财政支出的波动。

2.2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集中度的空间差异演化研究

依据公式（3）和公式（4）计算出1998年～2014年山西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集中度指数，然后使用spssl9.0对集中度指数进行z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组间连接聚类法作为基本方法，选用平方Eucl idean距离作为度量标准的区间，对收支情况分别进行聚类分析，将1998年～2015年16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集中度的数据分为高中低三种类型（表1）。

计算结果的整体分布形式来看：财政收入集中度，属于高值区域的有3个，中值区域有4个，低值区域的最多，有108个；而财政支出集中度，属于高值区域的有1个，中值区域有5个，低值区域的达到109个。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集中度分布都是呈金字塔式的分布，低值区域最多，高值区域最少。低值区域占到了全省县域总数的90%以上。从集中度数值描述性分析来看：财政收入集中度平均值为2，最高值是小店区，达到了39.84，最低值是永和县，只有0.04，财政收入在平均值之下的有95个；而财政支出集中度平均值为1.69，最高值是沁县只有0.35，财政支出平均值在平均值以下的有63个。从增长率角度来看：1998年～2014年，财政收入集中度增长率增长最快的是兴县，上升了400%，最慢的是临猗县，下降了72.56%，其中有65个县增长率相比较1998年都出现了负增长；而财政支出集中度增长率，增长最快的是太原市小店区，上升了74.08%，最慢的是清徐县，下降了49.29%，财政支出集中度为负增长的有53个。综上所述，山西省的财政收支集中度空间分布差异较为明显，高值区域和低值区域均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的形态，并且这个形态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2.3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空间协调性研究

根据公式（5）计算出1998年～2015年山西省各个县域财政收支的一致性指数，并从财政收入的角度将其一致性划分为四种类型：财政收入滞后型、财政收入协调型、财政收入超前型和财政收入极化型（图3）。

由图3可知，1998年（图3a）财政收入滞后型县域有43个，主要集中在山西省西部的吕梁山区和东部的太行山区，财政收入协调型的县域有47个，空间分布上呈“大”字状分布，这些县域大部分都位于农业基础与交通条件较好的盆地地带。财政收入超前的县域有23个，主要位于每个地区的行政中心及其周边县域，呈零散分布。而财政收入极化型的县域只有一个，太原市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太原市迎泽区。

2004年（图3b）财政收入滞后型县域上升到51个，各个互相割裂的滞后型片区有扩大连通的趋势，运城市盐湖区周围的部分县域由1998年的财政收支平衡型演化为财政收入滞后型。财政收入协调性的县域有所下降，变为36个，协调性变差。财政收入超前的县域未有变化，为23个，分布区域也保持基本不變。财政收入极化的县域由1个增加到5个，主要包括：太原市万柏林区、太原市小店区、古交市、太原市迎泽区、河津市。

2009年（图3c）财政收入滞后的县域又上升到59个，吕梁忻州大同的财政收入滞后区域连为一片，与此同时，运城除河津市以外全地区均变为财政收入滞后型县域。财政收入协调性的县域下降到21个，在空间上零散分布。财政收入超前型的县域上升到33个，主要位于由西北柳林到东南晋城的条带之间，其它零星分布于朔州市、阳泉市、太原市的个别县域。财政收入极化的县域变为2个，变为柳林县、灵石县。

2015年（图3d），财政收入滞后型的县域开始下降，变为51个，与2004年持平，财政收入协调性县域开始上升到31个，接近2004年的个数，财政收入超前的县域有所下降，变为28个，财政收入极化型县域变为3个，变为太原市小店区、万柏林区、迎泽区、杏花岭区、晋城市城区。运城市盐湖区重新变为财政收入协调型县域。

综上所述，从1998年到2009年，伴随着协调性县域的减少，滞后型和超前型县域的增多，山西省县域的空间布局和各个类型县域的构成的协调性逐渐变得不合理，而2009年～2015年，伴随着协调一致性县域的增多、滞后型和超前型县域的减少，这个阶段空间布局呈现出一种逐渐协调的趋势。从1998年～2015年，山西省，财政收支的空间一致性格局是一个“相对协调-不协调-趋于协调”的过程。

2.4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响应分析

财政收入重心的变化，是否会导致财政支出的重心发生变化，反之，财政支出的变化是否会导致财政收入的重心发生变化。为了揭示二者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采用公式（6），利用Eviews8.0软件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纬度变化、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经度变化分别进行了VAR建模分析，得出脉冲响应函数。其中LEOT、LROT、LEAT、LRAT分别代表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经度重心和纬度重心（图4）。

图4a代表财政支出的经度重心受冲击时对财政收入经度重心的响应函数，表明：滞后一阶时，财政支出对财政收入起负的影响，二阶之后，开始转变为正向影响，三阶时正面影响达到最大，此后随时间推移，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经度重心变化将趋同，且受冲击值的变化越来越小。图4b代表财政收入的经度重心受冲击时对财政支出经度重心的响应函数，表明：财政收入的经度重心受到冲击之后对财政支出的经度重心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并稳定不变。整体说明当财政收入受影响减少时，财政支出也会随之明显的下降，而财政支出受影响下降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下降，但总体的下降幅度较小。

图4c代表财政收入的纬度重心受冲击时对财政支出纬度重心的响应函数，财政收入纬度重心变化对财政支出的纬度中心变化起正向的作用。从第一阶到第九阶，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向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到第九阶时才显现出下降的趋势。

图4d代表财政支出的纬度重心受冲击时对财政收入纬度重心的响应函数，财政支出的纬度重心对财政收入的纬度重心也有着正面的影响。说明，财政收入受影响减少时，财政收入变化幅度比财政支出的变化幅度更为明显。综合对比发现：东西方向上（图a和图b），财政收支受冲击造成波动的幅度一直小于南北方向上（图c和图d）财政收支受冲击时波动的幅度，表明：相比东西方向，山西南北地区的财政收支差异的变动相对更为强烈，这可能与南北方向各县域的资源禀赋、政府财政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差异有关。

3财政收支协调性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国内学者对财政收入与支出变化原因的相关研究，从山西省实际情况出发，选取财政收支的空间协调性（Y）作为被解释变量，即上文2.3中财政收支的一致性指数。解释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口密度、公共管理部门增长速度、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煤炭产量。变量的具体含义如表2所示。

首先对已得出的财政收支的一致性指数和8个影响因素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对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发现影响因素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所以对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回归分析，分别计算出1998年和2015年的线性回归方程，其中1998年的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610（公式（1）），且通过F检验（F=40.031，sig=0.00）；2015年的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646（公式（2）），也通过F检验（F=52.948，sig=0.00），说明这两个模型的设定均有较强的统计学意义。回归方程分别为：

1998年各项指标与财政收支平衡的关系均为正相关。而到2015年，除第二产业增加值、公共管理部门规模增长速度、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这三项与财政收支平衡的关系为负相关外，其他5个影响因素与财政收支平衡的关系也均为正相关。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财政收支平衡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也较高，政府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方面就有更大的灵活性，更有利于实现地区的财政收支平衡。1998年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454，2015年为0.412，对财政收支平衡均有较高的正向影响。2015年略有下降，是因为2015年县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所缩小的原因造成的。

产业发展状况对财政收支平衡有较为直接的影响。由于第一产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有限，且在回归分析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本次只分析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第二产业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由1998年的正向影响转为2015年的负向影响。原因是2015年，作为“纳税大户”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都不同程度出现了亏损下滑的情况，政府需要加大对企业的亏损补贴，从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给财政收支平衡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出现了负向影响。第三产业对财政收支平衡一直为正向的影响且有所增强，这和近几年山西省大力支持发展旅游业有很大的关系。

人口密度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主要是受区位与交通条件的影响。1998年，山西省人口密度较小的吕梁山区和太行山区交通通达性较差，交通设施主要集中在人口密度较高的盆地一帶，便利的交通设施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加，使财政收支平衡性更强。而随着山区交通设施的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2015年这一要素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随之下降。

公共管理部门规模增长速度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由正向转为负向。1998年，由于当时的政府部门存在管理机构不健全、岗位人员缺失的问题，采用较快的速度解决这些问题的地区，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地区的财政收支平衡。2015年，由于经济发展遇到困难，财政收入严重下滑，而公共管理部门规模较快的上涨速度会大幅增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而对财政收支平衡产生消极影响。

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由正向转为明显的负向作用。一方面，城镇人口的快速增加，政府需要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从而会带来政府的财政支出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城镇人口快速增长，会带来对商贸、餐饮、房地产、教育、保健等产业巨大的需求，从而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能妥善解决协调好这两方面的矛盾，就能保障财政收支的平衡，由此分析，1998年这一问题解决较好，2015年解决较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正向影响显著但下降明显。社会消费平零售总额是反映国内消费需求的最直接数据，对财政收支平衡也一直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2015年，因为近几年消费需求增长趋势的下滑，县域之间的消费需求差异的缩小，造成这一指标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作用也产生了明显的下降。

煤炭资源对财政收支平衡一直有正向的作用且影响有所增强。山西省县域的经济发展受煤炭资源的影响较大，煤炭资源丰富的县域，在经济的发展中，相对非煤县域就占有很大的优势，且更容易维持财政收支平衡，而煤炭资源缺乏的县域，财政收入相对不足，维持财政收支的平衡性也较为困难。

4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利用1998年～2015年相关数据，以山西119个县（市、区）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各种计算方法，揭示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差异。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财政收入重心由中心迁向西南，又从西南迁向西北，最后由西北向东移，这种态势揭示了财政收入空间上的差异性，1998年～2012年，空间差距拉大，2012年之后，空间差异逐渐缩小；相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重心迁移的连续性较差，呈现折返性很强的迁移特征，每次迁移之后都有一个回归纠正的趋势，但迁移的空间集聚性更强一些。从迁移重心的经度和纬度变化看：财政收入的重心一直位于财政支出重心的偏东方向，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化趋势都比较一致，财政收入经纬度的波动都大于财政支出的经纬度波动。第二，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高值区域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县域，中值区域个数也明显不足，大部分县域位于低值区域，表明山西省县域财政收支集中度的平衡性较差，且两极分化有加重的趨势。第三，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一致性的空间分布表现为：从1998年～2015年，山西省财政收支的总体空间协调格局是呈现出“相对协调不协调趋于协调”的一个发展过程。第四，财政收入的经纬度重心与财政支出的经纬度重心当受到冲击时，互相之间均表现较明显的正反应。影响幅度上，纬度引起的正反应大于经度引起的正反应、财政收入引起的正反应大于财政支出引起的正反应。第五，财政收支空间协调性的影响因素分析：1998年，各项指标均对财政收支空间协调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到2015年，除煤炭资源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影响作用有所增强外，其他各因素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公共管理部门增速和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都转变为负向的影响作用，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负向的影响较为显著。

4.2讨论

煤炭经济的发展对山西省的财政收支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00年～2012年是山西煤炭资源发展的黄金期，由于山西煤炭资源空间分布是南部高于北部，故在2000年到2012年山西县域财政收入和支出重心的纬度变化，会有明显的向南演变的趋势。在这12年的黄金时期，山西省整体空间的协调性却变得更差，造成了财政收支空间分布差异的拉大，而随着煤炭资源价格的下降，转型发展政策的实施，山西省财政收支的协调性又呈现出一种上升的态势。如何使这一态势能延续，实现良性发展，是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财政支出是政府编制财政预算，并经立法机关审批来实现的。故在文中无论是经纬度重心的变化还是响应幅度的变化都比较小。这是财政支出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财政收支的时间演变以及在空间上的协调都对经济健康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煤炭经济转型、产能过剩的形式背景下，山西省县域财政的健康发展受到很大的挑战。本文旨在从宏观上揭示县域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动态变化、空间差异以及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空间响应行为。而对财政支出的需求变化推动财政收入增长的驱动路径和财政支出格局的优化调整分析不足，因而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对此进一步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