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华，张 杰

（石家庄学院 a.法学院；b.人事处，河北 石家庄 05003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以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和低产出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缓解资源环境日趋恶化的压力，使我国走上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1]，学术界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91年著名经济学家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了“波特假说”理论，随后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成为了热点。“波特假说”认为，在较为严厉的环境规制条件下，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业技术创新，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2]之后又经过波特等人的拓展，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补偿理论”“先动优势理论”最终确立[3]。然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会减缓经济增长步伐，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例如，Brock和Evans[4]，Walley 和 Whitehead[5]334-337，Sancho、Tadeo 和 Martinez[6]，Amagai[7]等从不同角度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继“遵循成本理论”“创新补偿理论”以及“先动优势理论”提出后，部分学者对单一“抑制论”或“促进论”提出了质疑，开始综合考虑相关因素来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此“综合论”应运而生。傅京燕[8]、傅京燕和李丽莎[9]、熊艳[10]、袁永科等[11]、张晓莹[12]通过深入研究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存在着“成本效应”和“波特效应”的综合影响，并且这种综合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学界就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大量研究，但对中国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定量化研究相对缺乏，特别是关于其地区差异的来源分解的研究更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探索，希望能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综合影响的原因提供区域差异方面的科学依据。

本文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选取了1998-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对环境规制予以度量，经济增长则由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表示，采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来考察中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及其来源问题。依据Dagum[13]提出的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我们将总体地区差异分解为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净值差异和超变密度三个部分，进而有效刻画地区差异的来源问题。对于中国环境规制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准确测度，不仅有助于揭示环境规制综合效应地区差异性的内在本质，也有利于采取措施有效规避环境规制抑制效应，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描述

（一）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地区差异衡量指标分析

研究地区差异的衡量指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一般而言，要体现各个地区在标准差、加权标准差、极差和平均差等方面的绝对差异性时，通常采用绝对指标；与此对应，具有极值差率、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内涵的衡量指标则是相对指标。目前文献中采用的并非是单一性手段而是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地区差异进行研究。对比两种指标的特征，笔者发现衡量我国地区非均衡状态时采用相对指标更符合当前的现实状况，因此本文采用相对指标对中国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现状进行分析。

现有研究以相对衡量指标对地区差异进行分析，主要采用的是：泰尔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等动态分布方法。针对环境规制地区差异和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研究的测度方法而言，目前还有一些不足之处：（1）从整体层面对地区差异进行测度较为适宜采用变异系数、极值差率等，但是这些并不适合于对地区差异的来源进行分解。（2）泰尔指数能够部分地避免上述不足之处，但在测度不同组别之间的差异时，如果利用泰尔指数则要求不同组别之间的样本满足独立同方差且属于正态分布，而分解时泰尔指数只考虑了子样本的不同，没有考虑其分布状况。基尼系数分解法则可以解决这个难题，由Dagum[13]提出的这种新方法能克服原有方法的弊端，从而有效地分析地区差异性问题。因此，本文参考学术界通常采用的区域划分方法，结合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和不同的地理位置条件，将我国划分为东部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②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西部③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四川、重庆、云南、广西、西藏、贵州。三大区域，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方法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的地区差异进行详细分析。

（二）地区差异的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

Dagum基尼系数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按子群分解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拘泥于预先的设定前提假设来解决地区差异性。该基尼系数由区域内差异的贡献Gnb，区域间净值差异的贡献Gw和超变密度（Intensity of Transvariattion）的贡献Gt构成了总体基尼系数G，基本条件满足G=Gw+Gnb+Gt。具体公式符号表示为：n代表样本数据省份指标，k代表实证分析中的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个数；j和h分别表示 k 个区域中的不同省份，且 j、h=1，2，…，k；nj和 nh分别表示j和h区域内省份个数。

（三）指标选取和数据描述

一般而言，为避免绝对指标的不足，通常采用相对指标对选取对象进行测度。选取我国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强度指标的选取与测度是研究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和难点。通行的观点认为其虽涉及了环境政策、环境监督执法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等内容，但由于无法获得权威数据，相关的文献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通过梳理已有研究，以下是目前较为常见的几类环境规制的测度方法：

Mani和Wheeler[14]采用了人均收入水平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国内学者韩玉军和陆旸[15]也采用该种方法加以衡量和测度，但该种类型方法较为单一。目前在相关研究中已很少采用这类指标。

Cole和Elliott[16]关注到各类环境污染物的不同排放强度会影响环境规制强度，采用排放密度值作为测度指标。国内学者傅京燕和李丽莎[9]、李玲和陶锋[17]也详细考察了我国污染排放变化情况，并测度了环境规制强度。目前，这种方法通常被看作是对污染物控制效果方面的度量类型。

Gray 和 Deliy[18]、Laplante 和 Riltsone[19]通过环境执法监督频数来衡量环境规制水平。Dasgupta等[20]采用环境污染征税方式作为衡量环境规制的指标。我国学者包群和彭水军[21]、王兵等[22]也均以环境法律法规数量或者综合指数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这些方法通常被认为是通过环境法律及政策实施水平来测度环境规制强度。

Fredriksson[23]等分别采用环境排污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占比量、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支出额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国内学者张成等[24]采用了与以上方法类似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支出额作为衡量指标。该种方法可以归为环境规制投入产出类指标测度。

Brueckner[25]采用政府环境管理机构对企业排污的检测次数值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国内学者采用类似指标的有刘伟明[26]等，他们主要关注了环境规制机构在监督检查排污企业行为时的强度。这些可以总结为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方面的考察。

Berman和Bui[27]以企业环境污染治理支出占生产成本的比重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国内学者张成等[28]采用各省治理工业污染总投资与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值、治理工业污染总投资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成本的比值衡量了环境规制强度。张丽丽[29]以治理污染总投资与生产总值之比测度环境规制强度。这种方法可以归结为对行业和企业环境保护状况的关注。

以上是从总体上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度的指标归类，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将几种指标相互结合进行衡量。通过对比分析不难看出，环境规制强度的现有衡量指标以及相关数据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一，有些学者选择指标数据较为单一，并不能很好地表征环境规制的强度值，也会影响到后续研究的准确性和指导性。其二，选取指标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通常是政府，因此在选择指标时就应当从政府层面进行考虑，如果选取企业相关指标，则不能反映总体发展状况。其三，指标选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些学者仅以环境法律法规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这种单纯通过环境法律政策制定情况来考察环境保护状况的方法，并不能反映现实状况。已有研究证实了单纯的立法和制定政策并不能有效地治理污染排放，法律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立法还必须有严格的执法等方式，才能有效防范环境污染。总之，关于环境规制强度指标的选取与测度是一个相对困难和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一个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的发达程度，也涉及到国家和地区民众环保意识的强弱，还关涉到地区环境发展水平的高低。

目前，由于学者们在研究对象、数据统计方法、统计口径以及指标选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简单地采用任何一种方法都会给自身的研究带来偏差，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合理性，并结合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本文综合考虑上述衡量方法，选取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本文考察期为1998-2013年，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数据库，根据其中数据计算得到，其中少数缺漏值，利用了中国知网统计数据库、搜数网数据库或插值法予以补齐。

二、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地区差异分析

（一）环境规制的地区差异分析

1.环境规制区域内差异以及演变趋势

本文采用了1998-2013年中国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所占GDP比重来描述环境规制状况。从表1中可以看出环境规制的总体基尼系数（G）变化趋势，从1998年的0.188上升到2002年的0.272，在2003年到2007年出现了下降再上升的反复变化，之后从2007年的0.269上升到2013年的0.319。从1998-2013年总体上来看，虽然环境规制的总体基尼系数有小幅波动，但一直处于较为平缓的上升趋势，年均升幅为0.013%。从数据及现状分析看，这说明了中国环境规制的地区差异有扩大的趋势，这或许可以看出各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出现了忽略环境改善、环境治理的现实，这种现象应当引起重视和思考。

图1（1998-2013年中国环境规制区域间基尼系数）展示了环境规制在区域间的差异以及演变趋势，可以看出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虽有上下波动，但整体呈现的是上升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的差异趋势较为平缓，但是近年来也出现上升的波动，这说明了东部地区依靠技术和资金优势在环境治理与投资方面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渐扩大。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表现得较为复杂，数据样本范围内1998-2009年表现为上升趋势，而2009-2013年地区之间的差异呈现出缩小趋势，这些表现说明粗放式发展模式导致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面临经济与环境的利弊衡量时，地方政府和企业将更多技术和资金投向环境改善。

表1　1998-2013年中国环境规制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图1　1998-2013年中国环境规制区域间基尼系数

从三大区域内差异以及演变趋势分析，图2（1998-2013年中国环境规制的三大区域内部基尼系数）显示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不同变化，数据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区域内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但是幅度很小。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区域内差异则呈现出平缓的扩大趋势。

2.环境规制的地区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

从表1和图3（1998-2013年中国环境规制的地区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可以看出中国环境规制差异的来源及其贡献率状况，根据数据样本分析得出，区域间差异对环境规制的总体差异贡献率要略高于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这说明目前环境规制的地区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从图表中可见，区域间差异对环境规制的总体差异贡献率（Gnb）有所上升，到 2013年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达到了35%。区域内差异对环境规制的总体差异贡献率（Gw）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从1998年的16%降低到2013年的11%。超变密度的贡献率（Gt）也从1998年的71%降低到2013年的54%。

图2　1998-2013年中国环境规制的三大区域内部基尼系数

图3　1998-2013年中国环境规制的地区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

（二）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

1.经济增长的区域内差异以及演变趋势

本文采用1998-2013年中国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来描述环经济增长状况。从图4（1998-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和表2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总体基尼系数（G）变化趋势，从1998年的0.092上升到2003年的0.133，又在2007年下降到0.096，之后到2013年又升至0.125，数据显示了经济增长的总体基尼系数状况波动较大，从图4中可以看出呈现为倒“S”型趋势。这说明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依然较大的发展状况。

图4　1998-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

表2　1998-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从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增长的区域间差异及其演变趋势来看，图5（1998-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间基尼系数）显示，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的差异趋势较为平缓，并呈现出了下降趋势，这说明了近年来中部地区依靠中部崛起战略以及有效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获得了经济增速。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表现为，数据样本范围内1998-2008年表现较为平缓，而2009-2010年地区之间的差异呈现出较大的波动，2011年之后呈现出扩大趋势。

从三大区域内差异以及演变趋势分析，我们从图6（1998-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内基尼系数）中可以看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不同变化，数据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区域内差异有扩大的趋势，但是幅度很小。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区域内差异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2.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

从图4和表2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差异的来源及其贡献率状况，根据数据样本分析得出区域间差异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差异贡献率高于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说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从图表中可见，区域间差异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差异贡献率（Gnb）有所上升，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从1998年的22%达到 2013年的38%。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Gt）有所下降，从1998年的45%降低到2013年的34%。区域内差异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差异贡献率（Gw）也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从1998年的33%降低到2013年的28%。

图5　1998-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间基尼系数

三、结论与启示

针对中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问题，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样本①统计过程中发现西藏地区的数据缺失较多，因此西藏地区暂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中。，以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测度经济增长，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中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及其演变趋势，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空间非均衡特征，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低于东部地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通常其规制强度较高，这些地区拥有良好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获得长足发展，更为符合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创新补偿效应”。中西部地区表现出的“遵循成本效应”则更为突出。

第二，根据Dagum基尼系数测算及分解结果，从三大区域内差异以及演变趋势分析看，中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在整个样本考察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有不同变化，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内差异有扩大的趋势，但是幅度很小。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的区域内差异则呈现出缩小的趋势。根据考察期数据样本分析得出中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差异的来源及其贡献率状况：区域间差异对指标的总体差异贡献率要略高于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这说明目前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因此，当前在进一步缩小地区内差异的同时，应当采取措施协调地区间环境与经济的和谐发展，防止地区间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本文所作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第一，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利用Dagum基尼系数对两者区域非均衡状态的地区差异及其演变趋势深入分析的研究还很少见。该研究对于进一步拓展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及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实证分析了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对中国环境与经济的总体地区差异的贡献，这些来源的识别对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魏楚，黄磊，沈满洪.鱼与熊掌可得兼么？——对我国环境管制波特假说的检验[J].世界经济文汇，2015，（1）：81-97.

[2]PORTER M E.America’s Green Strategy[J].Scientific American，1991，（4）：1-5.

[3]PORTER M E，CLASS V D L.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4）：97-118.

[4]BARTHOLD T A，BROCK W A，EVANS D S.The Economics of Small Businesses：Their Role and Regulation in the U.S.Economy[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87，54（2）：489.

[5]WALLEY N，Whitehead.It’s not Easy been Green[R].The Earth Scan in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London：Earth scan，1996.

[6]SANCHO F H，TADEO A P，MARTINEZ E.Effe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An Application to Spanish Wooden Goods an Furnishings Industry[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0，15（4）：365-368.

[7]AMAGAI H.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ve Strategy：Review of the Porter Hypothesis[J].Soka Keiei Ronshu，2007，31（2）：23-33.

[8]傅京燕.环境成本内部化与产业国际竞争力 [J].中国工业经济，2002，（6）：37-44.

[9]傅京燕，李丽莎.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J].管理世界，2010，（10）：87-97.

[10]熊艳.基于省际数据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5）：126-131.

[11]袁永科，任旭东，迟元英.环境规制对中国能源产业清洁产出的反向U型影响分析 [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8）：63-77.

[12]张晓莹.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产业贸易竞争力影响机理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5，（3）：38-44．

[13]DAGUM C.Decompo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Gini and the Generalized Entropy Inequality Measures[J].Statistica，1997，57（3）.

[14]MANI M，WHEELER D.In Search of Pollution Havens?Dirty Industry in the World Economy，1960 to 1995[J].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Development，1998，7（3）：215-247.

[15]韩玉军，陆旸.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3）：5-11．

[16]COLE M A，ELLIOTT R J R.D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fluence Trade Patterns?Testing Old and New Trade Theories[J].World Economy，2003，26（8）：1163-1186.

[17]李玲，陶锋.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J].中国工业经济，2012，（5）：70-82．

[18]GRAY W B，DELIY M E.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Air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the U.S.Steel Industry[J].Journal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6，31（1）：96-111.

[19]LAPLANTE B，RILSTONE P.Environmental Inspections and Emissions of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 Quebec[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 Management，1995，31（1）：19-36.

[20]DASGUPTA S，LAPLANTE B，MAMINGI N，et al.Inspections，Pollution Prices，and Environmental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hina[J].Ecological Economics，2001，36（3）：487-498.

[21]包群，彭水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J].世界经济，2006，（11）：48-58.

[22]王兵，吴延瑞，颜鹏飞.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010，（5）：95-109．

[23]FREDRIKSSON P G，MILLIMET D L.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cross U.S.State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2，51（1）：101-122.

[24]张成，于同申，郭路.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的工业生产率吗?——基于DEA与协整分析的实证检验[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3）：11-17.

[25]BRUECKNER J K.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Governments：An Over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J].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2003，26（2）：175-188.

[26]刘伟明.中国的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7]BERMAN E，BUI L T M.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Oil Refineries[J].Review of Economics&Statistics，2001，83（3）：498-510.

[28]张成，陆旸，郭路，等.环境规制强度与生产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1，（2）：113-124.

[29]张丽丽.环境规制对我国建筑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