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963年石家庄市城镇人口精简动因分析

2018-04-02石瑶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8年2期

石瑶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石家庄市作为“一五”时期工业建设的重要城市，始终积极地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研究石家庄市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的动因，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中央政策和地方工作。

一、延续严格人口管理政策

“一五”计划时期，石家庄市由小城市发展为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城市，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其工业发展吸纳了大量外来劳动力，加之“大跃进”运动时期大办工业及招工权的下放，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0年间，石家庄市区人口翻了两翻，人口机械增长维持在较高水平。

然而，由于石家庄市偏向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其城市建设的速度赶不上人口流入城市的速度，故石家庄市始终坚持较为严格的人口管理政策，通过劳动力统一调配，避免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石家庄市精简城镇人口的决定是以往严格人口管理政策的延续，是以往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

20世纪初叶，石家庄市尚且为获鹿县县辖的乡村，随着正太铁路的修建，凭借区位优势方才有机会从村庄向城市发展。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评定中，石家庄市未达到“市”的标准，仅被划定为“镇”，1941年通过石德铁路的修建正式被划为城市。[1]3通过梳理其城市发展史，可以发现石家庄市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新中国成立前多发展手工业，半机械化工业很少，1949年石家庄市全区工业总产值仅为1 275万元。[2]293从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来看，当时石家庄市农业产值约占96%左右，工业产值仅占4%。[2]294同一时期，从全国层面来看，工业产值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左右，[3]可见在全国工业发展较为薄弱的情况下，石家庄更是其中的弱中之弱。

石家庄市以“一五”计划为契机，由刚从农村脱胎出来的小城市一跃成为工业建设的重点城市，承担了156个项目中的数项。1953年初，国家向石家庄市投资共计4.2亿元，[4]3并将石家庄设定为除北京、西安外的全国三大纺织业基地之一，[5]388创建了数量众多的纺织企业，包括石家庄市棉纺一厂、棉纺二厂、棉纺三厂、棉纺四厂、华新纺织厂和第一印染厂，这些纺织厂具有联合性。与联合性纺织企业具有同等地位的重点建设项目还有华北制药厂和热电厂。除了上述重点大型建设项目外，这一期间石家庄市还建设动力机械厂、汽车修理厂以及卷烟厂等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近20个。[4]3石家庄市在“一五”期间，承担了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项目并初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

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依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石家庄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其侧重农业发展的经济模式，可以称之为产业工人的仅有铁路工人、大兴纱厂中的纺织工人等，工人人数仅占城市总人口的5%左右。[6]299因此，石家庄市在“一五”时期不仅将大量本市农业从业人员转移到工业生产上来，而且吸纳了大量周围市县人口进入石家庄市，成为工业建设的劳动力。简单说，石家庄市的工业化建设吸纳了大量人口，新建工厂是人口机械增长的动因。

从具体数据上来看，石家庄市市区1950年人口为28.7万人，1951年机械增长人口13 436人，1952年机械增长人口12 603人，人均年增长维持在10 000人左右。值得注意的是，1953年作为“一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机械增长人口猛然增加至37 978人，约为之前年均机械增长人口数量的3倍，并且“一五”期间机械人口增长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1954年机械增长人口在35 838人，1955年机械增长人口为24 236人，1956年机械增长人口34 400人，1957年机械人口增长31 993人。[7]163虽然1955年石家庄市通过劳动力调配开始实施较为严格的人口管理政策，人口流入速度较“一五”时期的最初两年有所放缓，但是从人口总量来看，“一五”时期石家庄市人口呈攀升态势，总计有近17万人从周围县市进入了石家庄市。

特别地，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石家庄市紧随中央步伐，开始盲目建设工业企业，工业企业数目由1955年的287个增加至1958年的1 909个，[8]396企业的增多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中央在这一时期放宽了对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将新工人的审批权交由省、市、自治区的党委负责，各地纷纷将招工权下放，很多地区随意扩大生产任务、招收职工，还有部分地区害怕今后招工困难故随意扩大招工数量。需要注意的是，招收工人中仅三成来自城市，七成左右的人员都是从农村中招收的。[9]219石家庄市也不例外，利用中央放宽新工人审批权的机会从农村招收了大量工人。

1958年石家庄市人口机械增长31 242人，1959年人口机械增长33 897人，直到1960年机械人口增长降至较低水平，1961年、1962年精简城镇人口后呈现出较大的负增长。从人口总数来看，石家庄市区人口已由1950年的28.7万人增加至1960年的65.4万人，人口数目在10年内翻了近两翻。[2]1431951-1959年石家庄市人口机械增长情况见图1。

可见，虽然1955年到“大跃进”运动之前人口机械增长的速度有所放缓，但是总的来看，“一五”期间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石家庄市区人口机械增长数目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大量工业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产，为石家庄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农民或其他城市的市民流入石家庄市，石家庄逐渐面临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

图1　1951-1959年石家庄市人口机械增长统计图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西方国家乃至苏联城市发展的普遍道路，但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由于其经济建设的方针，又不得不陷于另一种情境，[10]对重工业的片面强调是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的，而轻工业、农业才是与供养居民生活最息息相关的，这便决定了城市容纳居民的有限性，使得工业化的发展与城市化的发展是脱节的，甚至是有所违背的，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构建与对农民进入城市的限制。[11]

石家庄市“一五”计划后走上了发展工业的道路，特别是注重重工业的发展。从经济发展指标上看，1949年轻工业产值639万元，重工业产值538万元，轻工业、重工业基本平衡，轻工业稍高于重工业。而经过“一五”时期，1957年轻工业产值2 554万元，重工业产值8 304万元，[2]293石家庄市的经济发展已经严重向重工业倾斜。

在强调重工业的发展方针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有所违背的。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进入石家庄市，成为人口流入的直接动力，短时间内石家庄市的人口成倍增长；另一方面，石家庄市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核心，城市的基本建设严重滞后，对于与居民生活紧密联系的农业、轻工业投入较少，直接导致石家庄市的容纳能力有限，对人口接纳水平提高的速度赶不上人口流入的速度，这就决定了石家庄市不能对外来人口流入放任自流，尤其是要严格限制外县农民盲目流入石家庄市。

1953年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发布了《石家庄市资遣外县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工作报告》，指出：“自今年入春以来，不少外县农民盲目流入我市，认为今年是祖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城市需人多，因而来找工作。结果找不到工作，造成生活困难，又不愿回去。在市上到处乱跑打短工，或开宿在街头、野地。不但影响农业生产，影响工农联盟，同时也影响市容及社会秩序。”[12]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石家庄市政府曾于6月29日进行了一次调查，并将调查情况和初步处理意见报告河北省政府。省政府民政部门应函表示同意处理意见，随即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研究，决定于8月21日开始收容处理，并通知石家庄市下辖新乐、藁城、宁晋三县派人来接。[12]资遣农民主要是采取集中起来说服动员的办法，石家庄市组织公安人员，配置了一定的干部，于8月21日晚，进行了全面的动员集中。22日对外来农民按县份进行登记，并以开大会的方式进行教育，说明目前城市还没有条件来安置工作，讲明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和远大前途，以及盲目流入城市对家庭及农业生产的影响。经动员后又征求并听取了农民的意见和反映，大部分人情绪很好，认为动员回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表示愿意回家生产，惦念大秋收成。但也有少部分人不愿回去。[12]

这次集中登记的共有530人，其中藁城县175人，新乐县81人，宁晋县60人，无极县67人，赵县28人，栾城县15人，正定县14人，行唐县10人，没有具体县份的48人和游民乞丐32人。市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进行了资遣和收容，计资遣回原籍的有312人，自行回家的有40人，将游民乞丐全部收入教养院，另有一部分非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经解释后，各回所职继续工作。

在收容过程中，石家庄市政府供给流入者以食住，一般的群众反映情况很好，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首先，在集中动员时由于对情况事先估计不足，对公安人员缺乏应有的教育，具体交代集中的对象及方法不够，发生一些不分对象强制集中的现象，如把在车站附近等车的人也集中了起来，引起部分群众不满，对此市政府当即向群众作了解释。

其次，集中动员后，没有很好发动农民讨论回家后如何克服困难，进行农业生产，所以有人思想没有搞通，对克服困难进行农业生产仍然信心不足，因此有拒绝还乡的，有回乡后又返回城市的，还有的人借口要账仍旧在市内流动。

对此，石家庄市政府一方面准备今后采取经常动员的办法，以逐渐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农民持有区、乡的介绍信准许其出外谋生或迁居，其流入具有合理性，所以市政府请河北省政府再次考虑通知各县认真做好生产救灾工作，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12]在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后，遣返成为暂时的短效措施。笔者认为，遣返农民回乡的行为与日后的城镇人口精简具有一定的逻辑相似性，都是人为的使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回到农村，是人为的逆城市化。

遣返的措施是滞后于人口流入的，在此基础上，石家庄市政府从长打算，以劳动力管理为突破口，贯彻国家“一切部门的劳动调配必须纳入计划，增加人员必须由劳动部门统一调配，不得随便招收人员，更不得从农村招收人员”的规定，制定了石家庄市劳动力统一管理的具体规定，对劳动力的统一管理作出了详细规定，以求从源头避免人口的过分流入。规定强调，任何企业、事业单位不得私自向社会招留职工，更不得招用乡村农民。可见，招收劳动力的权力由企业、商业、机关等单位收归劳动局等上级主管单位，各单位进行统一招工、相互调配，以希冀避免招收过多社会人员，避免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由于进入城市做工是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的谋生手段，故“不招收乡村农民”意味着他们无法在城市就业，也就无法获得基本生活资料，这就从根本上打消了农民通过进城做工求得生存、改善生活的念头，故对劳动力的统一管理成为管理人口的有力措施，从源头上避免了农民盲目流入城市。[13]农民进入城市，只能通过正规的招工，获得劳动局的批准。

可见，在“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石家庄市已经意识到限制城镇人口规模、避免农民盲目流入的重要性。开始通过集中动员、资遣收容等办法解决农民盲目流入的问题，资遣农民回乡的行为与精简城镇人口具有逻辑上的相似性，都是通过行政方法使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回到农村。在此基础上，将劳动力的统一调配制度化，从根源上限制农民盲目进城，实现了较为有效的人口管理。然而，“大跃进”时期企业的招工权由劳动局下放至各企业，使得劳动力调配政策失去既有的作用，进城人口大量膨胀，严格的人口管理政策出现停滞、断裂。但是这种断裂不能否认石家庄市已经意识到限制城镇人口规模的重要性，也不意味着石家庄市对人口流入是放任自流的。在某种程度上，短暂断裂后出现的困难恰恰印证了严格管理人口在石家庄市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合理性。

石家庄市紧随中央开展“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农村粮食全面减产，城市市场流通混乱，物资供应困难。石家庄市党和政府开展的节约运动和生产代食品运动均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市民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精简城镇人口成为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二、“大跃进”运动及物资供应困难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胜利的局面使广大人民群众情绪激昂，对经济建设有了更高的期待。加之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完成，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良好形势面前改变了既往思路，觉得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14]500再加上受到赫鲁晓夫所提出的15年赶超美国的影响，中国逐步走上了“大跃进”运动的道路。

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提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系列任务、指标、口号和方法，特别是根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的讨论结果，主持起草了《工业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的三本账制度导致各地区、各部门在制定计划时不断加码，盲目追求高指标，把中央期待完成的计划作为本地区必须完成的基本指标。[15]288

显而易见，单纯依靠中央企业是难以实现高指标的，所以地方提高积极性发展地方工业就显得十分重要。恰好在成都会议之前，国家经委就酝酿出《让中小型工厂遍地开花的一些设想》，提出每个县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和资源举办工业，没有县可以留有空白，[16]185并具体地指出了各县根据资源开办工厂的方法。

在“遍地开花”的思路指导下，各地开始大办工业，特别是1958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面发起“大跃进”运动，并将中央掌握的一些经济管理权限和中央经营管理的企业下放给地方后，地方的积极性得到空前的发挥，全国各地出现了大办工业的热潮。截至1958年底，全国平均每半天就有一个大型新建厂矿开始投产，总共有将近700个大型厂矿投产，中小型厂矿也如雨后春笋，各地人民公社也竞相办起了中小型工厂。[17]

石家庄市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决策，紧随中央开展了“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6月8日，石家庄市共组织11万宣传大军，大规模地集中宣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市接受宣传教育的群众在50万人以上，[18]152当时石家庄市区人口为594 500人，[7]163全市将近九成的群众都接受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宣传和动员，使得党的政策在石家庄市群众中获得良好的基础，广大群众情绪高昂，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首先，“大跃进”运动在工农业领域发展起来。从工业领域来看，1958年7月22日至25日，石家庄市委召开了钢铁、农业、机械“三个元帅”升帐，运输、电力“两个先行官”开动的大会，市委副书记王冲波作了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三大元帅升帐、两个先行官开动》的意见报告，并于8月1日成立了钢铁生产领导小组和机械生产领导小组，分别由市委第一书记王力、书记处书记力矢担任组长。[18]154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并由市委最高领导人直接负责钢铁和机械的生产，足见石家庄市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把钢铁生产及机械生产放在了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后，全市展开了钢铁生产的“大跃进”运动，8月16日，在市委的号召下，全市广大群众经过三昼夜建起了土焖炉、信阳炉、电炉、新生炉、孝子殿式炼铁炉3 261座。特别地，8月24日石家庄市钢铁厂二号高炉产出生铁30.03吨，折合标准铁34.4吨，当时的石家庄日报发表文章称此举创造了全国最高纪录。[19]此后运动不断升级。为发动大搞钢铁突击运动，石家庄市委成立了钢铁总指挥部，继续把钢铁生产推向更高的高潮，钢铁生产由工厂扩展到了学校。9月20日，石家庄市工业学校、第一中学、第三中学、女子中学等14所学校总动员，通过通宵大战，又建立起282座武安式炼铁炉。9月24日至29日，石家庄市委召开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紧急动员大会，号召全党全民鏖战七昼夜，建炉上万座，日产生铁上千吨。总之，大办钢铁通过群众动员、生产竞赛等形式被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群众在大炼钢铁之时不惜拿出家中所有能拿出的生活用品，甚至连做饭的铁锅都贡献出来，以至于在1961年春节前，为了解决广大民众无锅做饭的现象，河北省工业局特别批给石家庄市生铁400吨，以生产民用铁锅4.5万口。[20]并要求立即组织铁锅生产，并按时、按量地向民众发放。[20]

从农业领域来看，石家庄市的农业生产“浮夸风”严重，比如《石家庄日报》所报道的，“住市西郊的河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种的1.245亩玉米，共产19 809斤，平均亩产15 911斤”，而其后经调查了解实际亩产仅1 000斤左右。[18]161对外宣传的亩产量比实际的亩产量高出10倍还有余，可见农业领域的“大跃进”也到了惊人的程度。

其次，石家庄市建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并以此为依托大办社办工业。石家庄市的人民公社化是由周围郊区扩展到城市区域的，1958年9月，先由郊区的各村合并为三个人民公社，11月3日，按照当时市内的三个市辖区桥西区、桥东区、长安区宣布成立相对应的三个人民公社，这样石家庄市基本将全市都纳入了人民公社的管理范围中。[18]158石家庄市人民公社化的特点是以区建社，每个区有一个公社，社的机构与市的机构互相对应，社委员会也是区人民委员会，社主任就是区长，社员代表大会就是区人民代表大会。而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学校参加所属辖区的人民公社，不再单独建立新的公社。[21]基于以区建社、一区一社的特点，石家庄市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较高，截至1960年6月，城市和农村共建起中心食堂88个，其中万人食堂4个。[18]179

人民公社成立后，纷纷举办社办工业，1958年全市共成立115个工厂，年产值1亿多元。1959年5月，石家庄市内3个公社新建扩建社办工业93项，其中包括新建48项，扩建45项，新建扩建社办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作为支撑，这其中包括组织市内闲散劳力31 896人，占闲散劳力的86.8%。[18]169社办工业中新吸收的劳动力，既有从家务劳动中走出来的家庭妇女，又有为了“彻底消灭私有制，引导集体经济走向全民经济”的797名个体手工业者和481名小商贩。[22]169

随着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进入1960年，中央提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口号，石家庄也积极贯彻，将“大跃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4月13日，社办工业飞速发展，其工业总产值26 940元，比1958增长3倍多。11月3日，城市人民公社所组织的社会闲散劳动力已达92 300人，主要从事社办工业中的生产工作以及各项社会事业，[18]1791960年底城市人民公社所吸收的闲散劳动力已经是1959年的3倍有余。这些劳动力通过社办工业在城市留存下来，社办工业成为容纳外来劳动力的重要领域。

社办工业既不属于国营经济的范畴，也不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范畴，其资金来源虽然主要自来国家资金，但其运行完全处在国家的计划管理之外，使得社办工业的产供销都具有极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23]一方面，社办工业在不具备生产条件（技术、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企图大办工业，包括大办对技术要求高、产品要求精细的工业，结果产出了大量不合规格、难以达标的产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浪费，社办企业为了将成本高、技术差的产品销售出去，不得不进入自由市场并抬高产品价格，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社办工业照搬国营企业的管理办法，盲目追求公有制的程度越来越高，对生产关系的追求并不符合本身所具有的生产力，所以适得其反，毫无意义。[24]

石家庄市委向中央报告了社办工业中丛生的弊端，其提出的问题十分具有代表性，以至于中共中央于1962年10月18日专门批转了石家庄市的报告，对石家庄市委提出的社办工业“不宜继续办下去”表示支持。此后，社办工业逐步取消。[25]184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更使本已困难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这种困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26]76石家庄市1958年、1959两年搞“大办”，盲目上工业项目，工业企业迅速发展到1 909个（1955年的工业企业数目为287个），造成经济严重失衡，经济总产值三年连续下降，1962年比1957年下降了16.8%。[2]293故石家庄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第一，粮食全面减产与农民负担极限。

为了保证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了统购统销的政策，各合作社生产出的粮食先要上缴公粮和统购粮，其次才能考虑将剩余的粮食分给社员留用生活。总之，当时尚处于“以农补工”的阶段，[27]正如林毅夫、杨涛所指出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包括粮食在内的实物是优先分配给城市居民的，城市居民获得粮食具有有效的保障。相反，严格的粮食征购定额被施予给农民。这样一来，农民只能享有城市居民征购粮食之后的剩余粮食。遇到收成不好的时候，农民上缴完定额之后，能吃的粮食已经很少。[28]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状况更是如此，一方面，由于“大跃进”的错误，石家庄市种植业遭受严重损失，农作物产量下降，粮、棉、油每年分别平均递减1.3%、12.2%、35.1%，[2]195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玉米、谷子总产量也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大跃进”大办工业，招收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中减少的劳动力需要供养城市中增多的劳动力，以少养多，面临极大的压力。这就必然导致农村在征购方面的压力猛然增大，农村人口的人均贡献粮食显著增多。具体从数据上说来，“一五”期间粮食的社会总产量分别为1953年70 348万公斤，征购数量为12 711万公斤，征购数量占社会总产量的18.1%，人均贡献30公斤；1954年社会总产量57 777.5万公斤，征购数量为9 767.5万公斤，征购数量占社会总产量的16.9%，人均贡献40公斤；1955年67 685万公斤，征购数量为8 291万公斤，征购数量占社会总产量的12.2%，人均贡献25公斤；1956年62 912万公斤，征购数量为7 827.5万公斤，征购数量占社会总产量的12.2%，人均贡献23公斤；1957年74 517万公斤，征购数量为11 185万公斤，征购数量占社会总产量的15%，人均贡献32公斤。[7]163可见，“一五”时期粮食征购量占社会总产量的比例始终围绕在15%左右波动，人均贡献数也稳定在30公斤的相似水平。农民需要贡献的粮食保持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以农补工”的城乡关系趋于固定。

然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影响下，1958年在社会总产量为81 325.5万公斤的情况下，粮食征购数量达到26 851.5万公斤，占社会总产量的33%，征购数量占社会总产量的比例远高于“一五”时期，特别是人均贡献达到78公斤，是1956年的3倍之多。1959年粮食的社会总产量受“大跃进”的影响降低到73 138万公斤，然而征购数量却持续走高，上升至35 994.5万公斤，粮食征购数量近乎占到社会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农民人均贡献为102.5公斤，已是1956年人均贡献量的5倍左右。[7]1631953-1959年石家庄市粮食征购情况见图2。

根据国家规定，当时城市中的体力劳动者根据劳动强度每月口粮大概有16公斤至30公斤不等，[29]也就是1959年1名农村人口年内贡献的粮食，需要先向1名城市劳动力提供3-6个月的口粮，才能考虑自己留用。总而言之，城市中企业的增多及人口的扩张致使供应需求急剧增长，这些剧烈增长的需求都毫无疑问地全然转移至农民身上，使得农民所承受的压力陡然增加，再加上这一时期粮食作物的产量全面下降，农民自身已经面临饥荒，承担压力趋近极限，故党和政府已丝毫没有可能再通过继续向农民加大征购量来满足城市不断扩大的需求。

图2　1953-1959年石家庄市粮食征购图

第二，市场流通混乱与物资供应困难。

“大跃进”期间，全方位提高的经济指标及粗旷的经济发展，使得国家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1958年为21.8亿元，1959年为65.8亿元，1960年高达81.8亿元。[30]3银行大量增加信贷并发行货币，社会购买力由1957年的488.2亿元猛增到1960年716.7亿元，严重超出社会商品供应量，注定造成紧随其后的商品奇缺、通货膨胀。

石家庄市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增多，而农副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产量降低使得可供应的商品减少，“票子多，商品少”这一状况造成集市价格暴涨，市场实际价格高出国家公布的牌价达10-20倍左右，市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比如作为主要肉食品供应之一的猪肉，1959年生猪生产急剧下降，牌、市价严重脱节，农民不愿意交售，有的甚至杀猪也不愿意交售。1958年石家庄地区生猪销售数量为8.24万头，1959年石家庄地区生猪销售数量下降至3.61万头，1960年更是下降至2.55万头，猪肉的供应极度紧张。牛羊肉和猪肉一样供应紧张，除特需外，平时不作供应，城镇回民节日每人只供0.1公斤。[31]47除此之外，对于家禽、鸡蛋等，市场上几乎也停止供应，在这之前，石家庄市生产的蛋类不但可以供应本地区，还主要运销北京等城市。[2]275肉、蛋等属于维持居民健康的基础性物资，其供应紧张仅仅是市场上各种物资供应紧张的一个缩影，反应了石家庄市整个社会的物资供应紧张状况。

可见，“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石家庄市已经面临严重的经济挫折，其直接表现是物价攀升与物资供应困难。

第三，应对措施无法解决困难，居民健康问题突显。

1959年，经济困难初现端倪。7月20日，石家庄市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紧张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大会号召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大力开展勤俭持家、节约储蓄运动。[18]171石家庄市领导虽然意识到了经济领域出现的困难，力图解决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不足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困难出现的根本原因，而是企图通过勤俭持家、节约储蓄等方法，以运动的形式解决困难，这是难以取得实质成效的。7月30日，在全国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背景下，石家庄市恢复了少量集市和自由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

然而，由于庐山会议后纠“左”的终止，工业、农业领域的“跃进”走向更大的规模，人民公社全面建立。加之1960年4月石家庄市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旱灾，经济困难严重升级。[18]192

1960年6月10日，石家庄市委就工人的劳动、休息时间作出规定，具体规定了工人每天工作、休息、学习的时间分配，要求在工作8小时之外，保证4小时吃饭休息。[18]180该规定除了保证工人休息时间的目的之外，也是为了防止在食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工人营养难以得到保障，超量劳动导致工人体能超支，危害健康。

在1960年底毛泽东批转胡乔木推广小球藻的建议前，石家庄便开始生产、储备小球藻，[32]327开展代食品生产运动。1960年7月11日，《河北日报》报道石家庄市有125个公社、132个工厂开始大量生产小球藻以作为新的代食品，尽管当时官方解释此举是为养猪寻找代替饲料，但由于食品短缺日益加重，小球藻实际上成为了石家庄城市居民的代食品之一。[33]162随着粮食问题愈加棘手，石家庄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节约备荒方案，小球藻作为主要的代食品正式被纳入储备范围，每名群众被要求储存小球藻100斤，其他代食品1 000斤。

1960年9月9日，石家庄市委指出想要度过困难、克服灾荒，必须立即采取降低口粮标准和“瓜菜代”相结合的方针，野菜、树叶、山药蔓、秸秆等，现在人们难以与食品联系起来的植物，统统被当作代食品，供应城乡居民维持生命。[18]11311月14日，石家庄市委根据中央生产代食品的紧急指示，专门成立了粮食代用品领导小组，负责生产粮食代用品。[18]11511月26日，石家庄市委召集各人民公社主管生活的党委书记、各单位主管伙食的人员等近600人参加“吃饭大会”，该会进一步强调了“瓜菜代”的方针，当时石家庄地区有160多万人投入大采野生植物制淀粉的运动，制淀粉20多万斤。12月16日，市委将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运动推向高潮，要求党和人民共同努力，做好代食品采集，保证每人1961年前半年完成生产代食品100斤的目标。[18]116

除此之外，市委还决定大搞生产节约运动，贯彻高产多种、多收的方针，大种蔬菜、粮菜、棉菜间作；大抓节约用粮，农村规定了丰收队每人每天吃9两，一般队每人每天吃8两，缺粮队每人每天吃7两，城市机关干部、教师、企业非生产人员每人每月节约2斤粮食。食堂加强管理，落实用粮计划，严格按人做饭，尽量闲时少吃，做好干、稀搭配，同时对节约粮食的备荒方案进行积极宣传。[18]390

石家庄市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大搞代食品采集和粮食生产节约运动，寻求办法力图使群众从饥饿中生存下来。但上述办法动静大、成效小，仅仅是出现严重困难后的补救工作，虽然有所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应困难的问题，粮食的不足造成了石家庄市居民的健康问题，浮肿病、妇女病等疾病盛行。据1960年9月市卫生局报告显示，全市有42个公社614个生产队发生浮肿病。病员达37 567人，死亡289人。很多妇女由于营养不良而闭经，1961年4月，石家庄市委发出《关于抓紧防治妇女闭经、子宫脱垂普查和普治工作的通知》。[18]403

总而言之，农民面临饥荒已自身难保，然而粮食征购指标却节节攀升，农民供养城市所承载的巨大压力已迫极限。连年减少的粮食供应，仅靠降低口粮指标，生产代食品，甚至进口粮食，已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城市中，物资供应困难，居民生命健康都面临严重威胁。此时的出路唯有减少因“大跃进”而膨胀的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

三、以干部下放为起点的城镇人口精简

笔者认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城镇人口的精简下放并不是直接从企业职工及其家属、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等普通群众开始的，而是首先从干部的精简下放开始的，干部的精简下放分为中央机关干部的精简下放和地方机关干部的精简下放两个不同层面，可以梳理出其由上到下的过程。虽然干部的精简下放和普通城镇人口的精简下放是出于不同的政策目的，具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城镇人口的精简下放是以干部下放为起点的，其前后具有延续性。石家庄市对城镇人口的精简也并不例外地从对石家庄市的干部下放为起点。

从中央层面来讲，1960年7月，中央各部门开始进行精简工作。1960年9月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以中央国家机关精简小组领导的身份，向邓小平发出了《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央各部门机构精简势在必行，原因是机构庞大，包括机构设置过多、过大、过早，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内部组织机构职能重叠，很多部门设立不必要的超出实际需求的附属机构等。除此之外，人员过多、组织不纯，使得人浮于事。上述现象造成了人员大量增加及官僚主义风气盛行。对此，习仲勋提出通过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形势对机构进行紧缩，对人员进行精简，并据此提出了具体的精简方案。[34]505一方面，该方案强调对机构和人员进行精简的紧迫性以及日后确立定额定员制度和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建议精简下来的人员由中央组织部统一处理调配，坚决把大部分人员下放到基层，以加强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家属也必须坚决随同下放人员下去。年轻力壮的公勤人员可以调到公社或工厂参加生产，他们原来的工作可以由年纪较大的人员代替。

1960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习仲勋《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指出紧缩机构和精简人员是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机构工作效率的题中之义，也是集中可以挤出的人员，加强农业战线和工业战线等基本战线，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措施。报告同时要求中央作出榜样，各省市区积极贯彻精简方针。[35]31

从下放干部至农村以支援农业战线，保证粮食生产进行生产节约运动的角度来讲，对干部的下放与对城镇居民的下放，在目的上具有相似性，也为日后对城镇职工的下放提供了依据及经验。

1960年9月28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具体讨论了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决定由安子文、习仲勋、刘仁、马文瑞等组成专门小组，研究清楚相关问题，具体包括：下放到农村去的总人数，中央和省、市级机关干部具体下放的人数，精简职工的具体人数。周恩来要求10月拟出方案，方案阐释了下放至农业基层单位、新建企业单位、农村等的具体方案，下放至这些地方的时间为2至3年，下放后干部需要坚持的原则为“四同”，也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周恩来同时提议，国庆后每个副总理具体负责一个省，亲自过去检查农业、工业生产和劳动力安排中的问题，抓好生产和精简。[36]352

笔者认为，中央层面对干部的精简下放已开始带动对职工的下放。从会议内容来看，无论是对干部的精简下放还是对职工的精简下放都已经纳入对劳动力合理安排的问题；从领导成员来看，昔日负责中央机关精简工作的习仲勋已负责劳动力安排的专门小组，不仅需要管理机关干部下放，还要负责职工精简下放，可见对干部的精简下放已拓展到城镇职工领域。然而，对干部的精简和对职工的精简也是有区别的，虽然二者都带有支援农业战线的目的，但是对干部的精简下放更加侧重于政治目标，带有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提高干部革命精神的目的，而对职工的精简下放更加侧重于经济目标，是迫于经济困难局面的别无选择之举，其目的主要是缓解城市供应压力和扩充农村劳动力。

在1960年7月中央开始对中央机关精简的背景下，石家庄市也开始了干部领域的精简工作。

1960年8月24日，市委常委会议研究通过了关于压缩城镇人口、精简非生产人员的决定，作出了下放机关干部30%（约3 614人）到农村的重大决定。通过数日的宣传和动员，干部开始陆续报名，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业务评定，石家庄市委最终选定了783名干部。1960年8月30日晚上，市直机关、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热烈欢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783名机关干部到生产队落户。康修民、张屏东、康瑞华、阎健、李德仁、王昆山等领导同志出席了欢送大会。[18]393虽然此次下放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783名机关干部仅占计划人数3 614人的20%左右，但能在一周内动员近千名干部仍是有一定难度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石家庄市这一时期的精简对象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并且是根据干部的政治可信度和业务水平挑选的，被精简的对象多是政治积极、工作水平较高的人员，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希望借此机会，通过艰苦的基层工作对这部分干部进行培养和教育，避免其产生官僚主义作风。同时，希望工作水平较高的他们，可以发现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对解决问题、加强农业战线发挥积极作用。

相反地，为了避免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员引发农村工作中出现问题，造成混乱局面。石家庄市委特别强调，宁可不下放干部，也坚决不下放政治上有问题的干部。在此方针下，石家庄市在报名干部中进行了细致、严格的挑选和筛查，对每位下放干部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核，唯有政治过硬的干部才可能被下放。对比后期干部精简中挑选机关单位中的辅助人员、服务人员，这一时期的精简对象和精简标准是截然不同的。

除了对干部的精简下放外，石家庄市也开始了对普通城镇人口的精简下放，并且这两项工作并不是分立割裂开来的。在1960年8月24日的市委常委会议上，规定了今年以来盲目流入城市的干部、职工带入抚养人口11 433人，原则上一律动员回农村；从农村招收的合同工，除钢铁煤运战线外，要尽可能核减下来。今后2-3年内一律不许从农村招收工人。大力压缩城镇非生产人员，从市内被抚养人口中压缩30 000人左右回农村。[18]3929月8日，市委决定成立调动劳动力支援农业领导小组，康修民任组长。[18]393可见，石家庄市积极响应中央精简的方针，并且由干部下放带动普通城镇人口的下放，精简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开始成为一项较为重要的工作。

四、结论

探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城镇人口精简，研究者多认为精简是“大跃进”盲目招工的直接后果，这诚然不可否认，但通过研究石家庄作为新兴工业城市的精简工作，笔者认为精简与新中国选择的工业化道路有重要关系。一方面，“一五”时期以来，石家庄市重视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人口10年内翻了近两番，而改善居民基本生活的投资严重滞后，石家庄市基本上还保持着刚从农村脱胎出来的面貌，城市的容纳能力极差；另一方面，新中国的供给体系是偏向城市的，由农村为城市提供粮食，强调工业、轻视农业终将造成农业供给的无力。工业化本来应该带动城市化，但就石家庄的情况来看，工业发展与城市发展是两相违背的，工业发展吸纳了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但片面发展重工业禁锢了城市的容纳水平，也限制了农村的供给水平。石家庄市只有通过城、乡分立的管理措施限制人口，“大跃进”运动中，较为严格的人口管理政策发生断裂，流入人口持续增长，精简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石家庄市最终走向了逆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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