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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问题的“味”之来龙与去脉

贡华南

从我走上哲学思考之路开始，一直自觉沿着“重建中国哲学”这个大方向摸索。“古今中西之争”是思考的前提——重建中国哲学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而重新认识传统离不开了解西方，需要以西方为借鉴，通过西方这面镜子才能寻找到“中国”。

“寻找中国”这项工作，从上个世纪初就开始了。中国哲学家寻找中国哲学方法论找了百年。从梁漱溟的强调直觉、反对理智，到熊十力的弘扬性智、反对量智，再到牟宗三用智的直觉来概括中国传统，把智的直觉当作中国哲学的根基，这是一条显豁的思想路线。另外一条是由金岳霖开创、冯契发扬光大的思想路线，即强调思辨综合、理性直觉、德性自证之统一，进而以广义认识论标志中国哲学。我大体接着这两条思想路线思考探索。

从直觉出发，去追寻区别于西方的中国思想自身的方法论，这个工作既指向发现中国，在今天又能够给我们重建中国哲学提供根基。我接受牟宗三先生的这个观念，开始思考“直觉”问题。学界将“直觉”与理智、理性的对立，视之为直接性思想活动，尤其将其与中国哲学的根基同一化，这让我深深疑惑。接受这个观念即意味着接受中国思想杂乱、含混，不可言说。这些西方传入的“直觉”概念显然被引入歧路。“直觉”是如何活动的？直觉活动的内在结构遂成为我探究的焦点。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知识”为题，讨论知识的类型。这个选题乃是受古代诸子百家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现象之刺激，特别是儒家主“良知”、斥“真知”，而道家主“真知”、拒“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