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闻风相悦读论语

去年夏天，我到徐州，访华夏传统文化学校，与负责教务的李玉云女士长聊两三个小时。问及学校所开的课程，令我惊讶的是，竟没有教《论语》。李女士说，《论语》近禅，无可无不可之处甚多，会让学生无所适从。

初听不以为然，而后细细思之，又觉得有道理。读书如同服药，每个人受病不同，所读之书亦应有异，所谓标准教科书，不过是强行划一的无奈之举。譬如近年流行的读诵《弟子规》，其奠定人基的作用自不待言，但若视为包治百病的良药，则未免太高估它的效力。一个孩子原本拘谨内向或过于循规蹈矩，再让他背《弟子规》这样强调规矩和礼数的书，岂非加重他的负担，为人师者又何忍？须知，经典不是负担，不是禁忌，而是智慧，是滋养，是解脱和发展自我的垫脚石。

《论语》为语录体，是孔子在不同情境之下与弟子、时人的谈话录。话语是敞开的，也是不确定的，加之华夏文化的虚虚实实，《论语》遂游移于“有”和“无”之间、“实”与“虚”之际，真要读懂，确非易事。

《论语》直承《易经》而来，读此书亦要时时注意孔子对“时位中应”的把握。

孔子之时，礼崩乐坏，文化全然败坏，人心无法收拾。以孔子之才智，做一个纵横捭阖之士，顺人主之情，说国主以利，他老人家怎会落到“累累若丧家之狗”的狼狈地步？偏要说一个“仁”字，这难道是孟子所称赞的“圣之时者”？ “圣之时者”不应该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变通与灵活吗？依今日成功学的标准衡量孔子，他大概也比不过王阳明、曾国藩，无他，夫子没能建立事功。

不愿投机，不做投机主义者，这是所有伟大人物的共通之处。投机主义者往往“趋时”，他容易得到时代的附和和赞赏，但没有面对历史的诚意和真心。

春秋乱世，人主的欲求无非土地和人口，而孔子的对策却是“仁者爱人”，这真是南辕北辙，不见用于当世亦在情理之中。

但孔子是历史的知己。他五十而知天命，此天命为何？为天地立心，为华夏文化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出礼乐文明的人世风景。他知道，自己将为这个时代所不容，但可以超越时代，直接与天地、历史相贯通。时代不接纳，无动我心，我仍要行我所求得的“道”，一任世人的讥嘲，一任国主的冷落，这是我愿意的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时代是热闹的，历史是冷静的。时代要众人乖乖跟从，历史与众人远远隔开。

孔子殁后近三百年，不学无文的汉天子刘邦以“太牢”之祭拜孔庙，自此夫子之学得到历史的承认。刘邦生在沛地，有楚风的浸润，但亦有鲁文化的影响，沛地离曲阜不过一百五十公里。刘邦讨厌儒生，但他对百姓爱之以“仁”，对诸将用之以“义”，对张良待之以“礼”，真如《论语》所言，其人“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孔子的“知天命”，是知历史之大势，也是对自我进行历史定位。时已知，位已定，心自然安定，如在晨雾中渐渐显露出清晰的路标，此时，我只需踏上我应走的路。

孔子有过挫折，有过失败，但仍爱悦这人世，仍确信礼乐文明必将生发出华夏文化的灿美之花。这是夫子的“中”，智者的无情绪和仁者的当下安然。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论语·公冶长》）

传道受阻，不无失意，随口发句牢骚：“大道不行，我想坐船到海外传道，子路或许能跟我去吧。”子路听说，很是高兴。孔子却说：“仲由比我有勇气，他是可以跟我去，可去哪里找做船的大木头呢？”

这是孔子幽默和达观，他不过发发牢骚而已，想出国，但没船可坐呀，——其实我哪里也不想去，我之天命就在此地、就在此时。

孔子回应了天命对他的召唤，“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摇动中华灵命的木铎，接续微弱的道脉，唤醒迷狂的时代，声动天地，响应人心，如刘勰所言：“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正是体悟了“时”，确定了“位”，触得了“中”，孔子才能“应”人心与历史之机，承担起自己的天命。也正因如此，孔子才是自在的，“不忘其忧，不改其乐”，始终意兴扬扬，把仕途失意的叹息变成删定诗书的动力，把周游列国的颠簸变成行为艺术的张扬与美感。

一旦证得“时位中应”的精义，在孔子那里，没有失败，没有绝望，只有怀抱未来的洒然与豁达，他相信，历史的大信正在徐徐展开，犹如冰雪消融之际，春风吹过沂水，荡起层层不绝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