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兆祥

方志学历史悠久，历朝历代都在为这门学科添砖加瓦，从而独立于学科之林。有关方志学的发展脉络，已有学者进行了探讨，他们有的从纵通向阐述①许卫平《试论方志学的分期问题》（《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把方志学分为古代方志学、近代方志学、现代方志学三阶段。王广荣《试论我国方志学研究的历史与发展》（《广西地方志》1996年第1期）将方志学研究分为雏形孕育（宋到清）、兴起（民国）、发展完善（20世纪80—90年代）三个时期。佘广和《近百年来中国方志和方志学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际》2001年第1期）简要评述了民国及其新中国成立后方志和方志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学术成就。张航、王艳《中国方志学理论发展轨迹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认为方志学理论萌芽于宋元明，成形于清，成熟于民国，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发展、全面繁荣期。韩章训《论方志学发展历程》（《新疆地方志》2016年第3期）认为方志学萌芽于汉唐，初创于宋代，发展于元明，成熟于清代，独立于民国。，有些则按时期论述②这方面成果较多，如洪焕椿《南宋方志学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通过对范成大等6位方志学家的研究，认为南宋时方志学形成了。许卫平《略论民国时期方志学之成就》（《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在叙述民国志书编修、兴起方志学研讨热的基础上，认为学科意义上的方志学开始形成。饶展雄、程慧《明代方志与方志学的发展》（《广东史志》1996年第1期）简要介绍明代方志与方志理论的成就。许卫平《近代方志学分期探论》（《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根据方志实践与方志理论研究的变化将清光绪中后期、1956年定为近代方志学的上下限。许卫平《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第6卷第1期，2002年）论述晚清方志编纂上一些创新、方志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廖晓晴《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辽宁大学学报》第32卷第1期，2004）阐述民国方志学理论发展状况，分析其中重要的创新之处。刘柏修《方志学科建设研究综述》（《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10期）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学学科体系的10种构想以及学科体系的构成依据和特征。许卫平《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2期、2006年第1期）将现代方志学分为孕育待兴、探索、中挫冷落和新兴发展4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发展状况、成果得失等进行了分析。沈松平《试论民国方志诸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黑龙江史志》2006年第8期）论述民国时方志实践与方志理论上继承与创新。姚金祥《方志学学科体系研究浅说》（《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期）对近30年来有关方志学学科体系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曾荣《浅议近代方志转型视域下的方志学》（《两岸四地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新视角、新思路与新趋势：近代方志转型视域下的方志学研究述论》（《广西地方志》2016年第4期）从近代方志转型视角下梳理方志学的研究现状，并就方志学的未来研究趋势作了探讨。，基本属于方志理论本体的总结与探讨。20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新学科集群般涌现，于是诞生了一门以学科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学科学”（又称“科学学”）。按照学科学的理论，学科应该是个独立的知识子系统或大学中一个专业建制，一个学科的成立必须具备“特有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时代的必然产物”“学科创始人与代表作”“精心营建的理论体系”“本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③陈燮君：《学科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9—231页。等五个最基本条件。本文尝试以学科学理论为指导来论述方志学学科发展脉络。

一、传统方志学的形成（清乾嘉时代）

我国的方志理论，从目前的史料看，大致始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序志》借用汉荀悦的史学主张：“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①《后汉书·荀悦传》。而提出地方志“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②［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序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此后，历代也应有阐发，只是地方志书基本散佚，详情不得而知。到北宋，地方志书转向定型发展轨道，李宗谔、司马光、赵抃等众学者多有探讨。元丰七年，太常博士朱长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一门学问：“方志之学，先儒所重，故朱赣风俗之条，顾野王舆地之记，贾耽十道之录，称于前史。”③［宋］朱长文纂：《吴郡图经续记》卷首朱长文序，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进行较多的阐述。

经过前朝修志历史经验的积累，到了清乾嘉时代，“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④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方志实践取得巨大成就。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434种⑤庄威凤：《〈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编著辑要》，《汕头大学学报》第10卷第4期，1994年。。“其志多出硕学之手”⑥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诸如杭世骏、袁枚、全祖望、齐召南、戴震、王昶、章学诚、钱大昕、焦循、李文藻、毕沅、段玉裁、姚鼐、谢启昆、洪亮吉、武亿、李兆洛、汪中、孙星衍等大批学者投身到各地的编志活动与方志学术研究中。修志一、二部者，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多达十余部，如全祖望纂《宁波府志》，杭世骏纂《西宁府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平阳县志》，戴震纂《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李文藻纂《历城县志》《诸城县志》，钱大昕纂《鄞县志》《长兴县志》，章学诚纂修《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毫州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湖北通志》《广济县志》，姚鼐纂《庐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洪亮吉纂《宁国府志》《怀庆府志》《泾县志》《登封县志》《固始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澄城县志》。他们在经学、地理学、史学、谱牒学上都有独到建树，并以自己所长来研究地方志。

乾嘉学者的方志学研究范式，或通过序跋、凡例，如李绂撰《重修临川县志序》，戴震撰《应州续志序》《乾隆汾州府志例言》，钱大昕撰《凤阳县志序》《题韩浚嘉定县志后》，章学诚撰《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和州志皇言纪叙例》《天门县志艺文考序》《志隅自叙》，洪亮吉撰《淳化县志叙录》《新修镇远府志序》《泾县志序》；或以书札，如朱鹤龄有《复沈留侯论修志书》，戴震有《与段若膺论修志书》《答曹给事书》，钱大昕有《鄞县志局与同事书》，章学诚有《复崔荆州书》《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或撰写专文，如章学诚撰写了《地志统部》《州县请立志科议》《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修志十议》《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修湖北通志驳陈熷议》等。根据今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乾嘉学者对方志属性、方志起源、方志功用、方志体例、方志编纂方法、修志人员素质等方志理论问题进行了超越以往的探讨，并曾围绕方志性质、纂辑与撰著、体例因袭与创新等进行过争论，形成了以戴震、洪亮吉等为代表的地理派，以章学诚、李绂等为代表的历史派，共同构建了传统时代的方志学知识体系。这其中，当然以章学诚的成就最著。他主修、参修十多种志书，《文史通义·外编》集传统方志理论之大成。无怪乎，民国梁启超独重章学诚，说：“‘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⑦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6页所以，在乾嘉时代，方志学成为传统学术中一个学科门类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我们再仔细地梳理一下清乾嘉时代的方志学会发现，当时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方志编纂展开的，对方志性质、源流、功用属零星阐发，片言只语，还没有意识到要去构架一个方志学的理论体系（即便是章学诚也如此），更没有意识到要去在朱长文“方志之学”基础上提出“方志学”这一名词与概念。这不是他们的学术素养问题，而是中国传统学术意识与研究范式大多如此所致。乾嘉方志学大致属于“方志编纂学”。

二、方志学科的现代转型（民国时期）

到了晚清民初，随着西方“分科治学”理念与西方学科分类法的传入，接受过西式教育或新学思想熏陶的学者纷纷走上教学科研的前沿，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学科构建。“20世纪20、30年代正是中国现代学科成形的关键时期，如钱穆指明的，‘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所谓客观标准，指的即是相关的学术机构与学科共同体建立起来，学术有了新的评价体系。”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编者的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受此影响，有志方志学研究的学者也积极探索建构现代方志学学科：

1.学科名称的确定与学科定义。现代学科的形成首先必须有个大家公认的名称。传统中国尽管地方志编纂与方志思想阐述源远流长，但始终没有提出“方志学”这样一个学科概念。1924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方志学》一文，首创“方志学”这一学科名词。其后，学者们纷纷以“方志学”为名发表论著，如于乃仁《方志学略述》、李泰棻《方志学》、王葆心《方志学发微》，等等，这样“方志学”这个学科名称便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与使用。1931年，顾颉刚、朱士嘉发表《研究地方志计划》，在方志定义后论述为什么要研究地方志，研究地方志的选决条件、研究层次、方法等②顾颉刚、朱士嘉：《研究地方志计划》，《社会问题》第1卷第4期，1931年。。尽管论文通篇未见“方志学”一词，但实际上已经给方志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方法作出阐释。1936年，姜时彦提出：“方志学则为综合记载此事实（引者注：此事实即作者所称“天地人三者相激而成”）之典籍”③姜时彥：《略论方志学兼呈吾乡之修县志者》，《新秀容》创刊号，1936年。，把方志学与方志等同起来。1942年，吴宗慈发表《论今日之方志学》，认为：“汇记一地方古今纵横之史迹曰方志，研究此汇记之史迹，应采用如何方法，乃适用于今之世，曰方志学。”④吴宗慈：《论今日之方志学》，《江西文物》第2卷第2期，1942年。对“方志学”界定更加明确。

2.以方志学为学术方向的学者群体与标志性著作的产生。“五四”以后，民国社会“竟言整理国故，表扬国粹，于是方志之书，颇引起学者之注意。”⑤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自序，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顾颉刚、谭其骧、万国鼎、于乃仁、寿鹏飞、余绍宋、刘复、张维、张其昀、朱士嘉、傅振伦、庄为玑、王以中、瞿宣颖、甘鹏云、王葆心、胡朴安、胡行之、洪焕椿、方国瑜、邓之诚、蒋梦麟、卢建亮等学者在从事原有的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专业研究之同时，也将学术视野投向方志学，在《东方杂志》《学风》《建国学术》《禹贡》《清华学报》等报刊上“发为论著，时有精义。”⑥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自序，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据统计，1913年至1948年共发表“有关方志学研究方面的论作有423篇（部）⑦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出版或撰写了李泰棻《方志学》（1935年）、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1935年）、甘鹏云《方志商》（1938年）、黎锦熙《方志今议》（1940年）、邬庆时《方志序例》（1940年）、寿鹏飞《方志通义》（1941年）、瞿宣颖《志例丛话》（1934年）、王葆心《方志学发微》（1936年）、吴宗慈《修志丛论》（1947年）等9部方志学理论专著。这在1949年前的方志学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李泰棻《方志学》被称：“方志之本质安在，迄今罕有论述；有之，自李泰棻之《方志学》始。是书析论周详，厘然有序，恰能应时代之需要。”①高迈：《书评：〈方志学〉》，《出版周刊》第128号，1935年。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被赞：“所论亦大都为方志学本身，故篇幅虽不及李氏《方志学》之半，而内容之结实则远过之。”②万国鼎：《方志体例偶识》，《金陵学报》第5卷第2期，1935年。甘鹏云（湖北通志馆主任，主修《湖北通志》，著《方志商》）、李泰棻（纂修《绥远通志》，著《方志学》）、王葆心（湖北通志馆副主任，《湖北通志》总纂，著《方志学发微》）、蒋藩（纂修《杞县志》《河阴县志》，总纂《河南通志》，著《方志浅说》《河南通志修校日程》）、张国淦（编撰《中国地方志考》）、瞿宣颖（纂《志例丛话》，编撰《方志考稿（甲集）》）、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等等还将方志学作为他们主要的学术方向之一。

3.尝试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的运用与学科基本术语的形成。对方志理论研究除了继续采用传统范式（序跋、凡例、书信）外，还学习了西方现代学术研究范式，主要以学术文章形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研究见解，如寿鹏飞在《国学丛刊》发表《方志本义管窥》，朱士嘉于《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燕京学报》《文澜学报》发表《华阳国志版本考略》《宋元方志考》《临安三志考》，等等。相当部分学术文章的写作模式也有别于以往的序跋、凡例等，如张崟《最近三年来之方志学界》属于综述性论文，先有一段前言，述写作动机，正文分通志、县市志、旧志翻印、名山或寺志、乡土志叙述，最后以“总上所述……”结尾③张崟：《最近三年来之方志学界》，《图书展望》第4期，1936年。。傅振伦《编辑北平志蠡测》则是专论性论文，以“方志，方记（方记之名定于章学诚）之书，……都为四篇。无当闳达，聊资仰榷，陨越之咎，阅者谅之，语多疏漏，尤希教正！”开篇，继按四篇分别论述方志史略、修志注意项、新志例目、修志方法④傅振伦：《编辑北平志蠡测》，《地学杂志》第1、2期，1931年，转引自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编辑《中国地方志论集（1911—1949）》，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版，第142—173页。。魏应麟《福建新通志修纂的经过》以“去年《福建新通志》由福建教育厅全部印竣，发行于世”开篇，对文中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事项用编号注释⑤魏应麟：《福建新通志修纂的经过》，《现代史学》第4卷第4期，1942年。。在他们的论著中建构了一些方志学学科的基本术语，如方志学、方志学界、方志名称、方志种类、方志性质、方志功用、方志取材、方志体例、方志源流、方志修纂、方志派别、方志整理、方志目、地方志、版本、参考书，等等。

4.研究问题的范围拓展与深化

从民国方志学论著看，既有总论，又有专论，研究范围涉及：①方志基础理论，如彤侯《复潜夫论志书性质》、朱士嘉《方志之名称与种类》、傅振伦《方志之性质》、寿鹏飞《方志本义管窥》等；②方志编纂实践，如张其昀《县志拟目》、钱基博《无锡县新志目说明书》、蒋梦麟《续修浙江省志提议》、黎锦熙《方志今议》等；③方志发展史，如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方志学》、洪焕椿《〈浙江通志〉纂修源流述略》、《近卅六年来浙江新纂之地方志》、张崟《最近三年来之方志学界》等；④方志理论发展史，如张树棻《章实斋之方志学说》、青坨山人《清代方志学撰著派与纂辑派争持论评》等，重点是章学诚的方志理论；⑤方志批评，如万斯年《近纂〈嵩明县志〉读后》等；⑥方志整理，如谭其骧《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张国淦《中国地方志考》、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任凤苞《天春园方志目》、毛裕良《中国方志编目条例草案》、张国淦《〈永乐大典〉方志辑本》、李镜渠《〈万历仙居县志〉校勘后记》等。涉及上述研究的专文或著作中专门章节，论述也相当系统。如傅振伦《修志刍议》就分（甲）方志史略及其价值、（乙）方志体例之沿革与近代之趋势、（丙）修志之难与修志之道、（丁）新河旧志有无重修之必要、（戊）编修县志之程序五部分研究①傅振伦：《修志刍议》，《新河月刊》1928年12月20日；又载傅振伦著《傅振伦方志文存》，黄山书社1988年，第16—23页。。方志目录中有不少甚至是出版了专书，如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北平天春书社1930年版，万国鼎《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金陵大学图书馆1933年印行，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任凤苞《天春园方志目》天春园1936年印行。所以，无论是研究广度，还是深度，都较清代有较大的进步。

5.学科基本体系的构建与方志学课程进入大学殿堂。经过现代“分科治学”思潮的洗礼，以及方志学相关方面的研究，民国的个别学者开始尝试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其中的代表要数李泰棻、傅振伦。李泰棻《方志学》共14章63节，第一章通论（方志之定义、方志之定名、方志之沿革、方志之编体、旧志之用途），第二章旧志之择评（七志目录、武功志评、朝邑志评、吴郡志评、姑苏志评、滦志评、灵寿志评、姑孰备考评、结论），第三章章学诚方志义例（方志属史之独见、方志三书之并立、志书必备之五目、方志界限之宜别、修志应明之六要、修志之十议），第四章章学诚之义例驳议（书籍部次之泥古、前代诏诰列入文徵之不当，……志分多体之不必），第五章修志之辅助学识（总说、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学、古泉学、言语学、系谱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法学、其他科学），第六章余对方志内容之三增（应增记录以前之史实、应增社会经济之资料、应增贪劣官绅之事实），第七章余对方志内容之拟目及序例（拟目、序例），第八章修志之先决问题（疆域沿革志必先考定之理由、绥远全省疆域沿革志、绥远各县疆域沿革志），第九章方志之资料（总说、记录之资料），第十章资料之选集法，第十一章记录的资料之鉴定法，第十二章记录以外的资料之鉴定法，第十三章记录的资料之整理法，第十四章记录以外的资料之整理法。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分8篇19章，第一篇方志之意义及其范围（方志之名称、方志之种类、方志之性质、方志之功用），第二篇方志在学术上之位置（方志之价值、方志之地位），第三篇过去之方志界上（方志之起源、方志之发展），第四篇过去之方志界中（方志之派别、方志之通病），第五篇过去之方志界下（越绝书与华阳国志、章学诚之方志学），第六篇方志之收藏与整理上（方志之收藏、方志之总计），第七篇方志之收藏与整理下（方志之整理），第八篇方志之撰述。两书都论述了方志名称、方志之价值、方志发展、章学诚方志学、方志批评、方志编纂，但李泰棻《方志学》以方志基础理论、方志批评、章学诚方志理论为铺垫，重点研究方志如何编纂，而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尽管较简略，但各篇章较平衡，多了方志种类、方志弊病、方志派别、方志整理的论述，“方志学”体系更全面系统。

几乎与此同时，民国一些大学者开始将方志学方面课程引进大学，作为教育科目，傅振伦、瞿宣颖、顾颉刚、吴宗慈、朱希祖、黎锦熙等都曾在北平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西北联大等大学里开设“方志学”或“地方志”或“方志实习”等名目的课程。傅振伦的授课内容后来整理扩写成《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其他学者的教案未见记载，估计也会有一定的体系。

“方志学”走进大学课堂与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既是地方志影响扩大、方志学者努力建设所致，又是方志学学科地位上升、学科体系得到学术界认可的反映。

就整个民国时代而言，方志学已经大大超越了过往，转型迈向现代学科，研究者们有意识地在方志基础理论、方志编纂、方志理论发展史、方志发展史、方志批评、方志整理等六个方面进行学科体系的建构。从实际效果看，以方志编纂、方志整理的成绩最为显著，其他方面还较单薄，还缺乏学科专门的学术阵地，大学里的方志学课程也多属临时开设。

三、现代转型后的方志学科升级（改革开放后）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重视地方志的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先后兴起了两次全国性的修志热潮，首轮修志到2014年全部完成，出版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志书8000多部①冀祥德：《中国方志发展报告（2015）》，方志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至2015年10月底出版二轮规划志书2200多部，各种专志（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23000多部，乡镇志村志4500多部②王伟光：《全面落实〈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大力推进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在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http：//www.difangzhi.cn/zgdfz/gzyw/201602/ad8445e44a2b4d43aa00734f40748d69.shtml。。伴随着修志工作的开展，方志理论研究繁荣起来，方志学的学科建构得到全面升级。

1.有一大批长期专注方志学的研究者，并已涌现出一批有造诣代表性人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地方志进行学术研究有两大体系，一是各地修志机构的修志人员，二为高校、社科院的教师、研究人员。据统计，修志系统在90年代末约有2万余专职人员③郁文：《我国新编地方志成果辉煌》，载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新编地方志二十年》卷首，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2013年22691人④冀祥德：《中国方志发展报告（2015）》，方志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他们当中的一大批人员，如李明、刘柏修、张桂江、梁滨久、杨静琦、王复兴、欧阳发、刘伟毅、陈泽泓、姚金祥、梅森，等等，在从事方志编纂的同时，总结修志经验，将经验上升为理论；谭其骧、傅振伦、史念海、朱士嘉、来新夏、魏桥、邹逸麟、黄苇、仓修良、林衍经、吴奈夫、洪焕椿、刘光禄、于希贤、史继忠、吕志毅等高校、社科院的教师、研究人员也积极投身到“热潮”之中，坚持不懈地开展方志学研究，著书立说，立一家之言。以傅振伦、朱士嘉、来新夏、黄苇、仓修良、林衍经等为代表的大家，已卓然成为方志学屹立于当下学科之林的标志。

2.发表、出版了一系列的方志学论著，出现经典性学科著作。据不完全统计，迄2016年共出版各种方志学理论著作1000多部，发表论文6万多篇⑤邱新立：《“方志学”是否已是独立学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7412。，方志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范式向历史学、文学等成熟学科看齐。

方志论文主要发表在方志刊物上，大致参照当前通行学术论文格式要求。论文涉及的类别，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地方志论文论著索引1913—2007》的著录，大致有方志学理论、方志工作管理、方志编纂、方志史与方志学史、志书研究与评价、方志人物、方志整理与利用、方志目录及其他、修志文献等类。

就方志学方面的著作而言，按成书类型分，约有：第一、工具书，如《中国方志大辞典》编委会《中国方志大辞典》（198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地方志年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地方志论文论著索引·1913—2007》（2014年）等；第二、教科书，如来新夏《方志学概论》（1983年）、沈松平《方志编纂学》（2014）、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1998年）、戴鞍钢《中国地方志精读》（200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当代志书编纂教程》（2010年）等；第三、专著，如仓修良《方志学通论》（1990年）、黄苇等《方志学》（1993年）、巴兆祥《方志学新论》（2004年）、张英聘《南直隶方志研究》（2005年）等；第四、学术论文集：黄苇《方志论集》（1983年）、史念海、曹尔琴《方志刍议》（1986）、《董一博方志论文集》（1989年）、陈桥驿《陈桥驿方志文集》（1999年）、梁滨久《梁滨久方志文集》（1999年）、任根珠《西樵方志论丛》（2013年）、周慧《江右志谭》（2014年）、陈泽泓《岭峤志语》（2017年）等；第五、研究参考资料，如辽宁省档案馆《方志编修档案选》（1983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清代方志序跋汇编·通志卷》（2014年）、王熹、张英聘《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2016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全国地方志法规、规章及行政规范性文件汇编》（2016）等。

著作涉及的研究内容相当广泛，大致可分为十类：①综合性论述，如王复兴《方志学基础》（1987年）、林衍经《方志学综论》（1988年）、刘柏修等《当代方志学概论》（1997年）梅森《方志学简论》（1997年）、林衍经《方志学广论》（2017年）等；②方志基础理论，如郑正西、周永光《中国地方志争鸣》（1988）、杨静琦、于希贤《地方志与现代科学》（1989年）等；③方志编纂，如刘光禄、李明《县志编修探微》（1983年）、欧阳发、丁剑《新编方志十二讲》（1986年）、吴奈夫《新方志编纂学》（1991年）、姚金祥、何惠明《简明方志编纂学》（1994年）、张桂江《地方志编纂与续修》（1999年）、韩章训《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2003年）、林顺道《方志资料审核论稿》（2007年）、梅森《地方志书内容要素探微》（2009年）等；④方志发展史，如王晓岩《方志演变概论》（1992年）、曹刚华《明代佛教方志研究》（2011）、张安东《清代安徽方志研究》（2012年）、沈松平《方志发展史》（2013年）、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2015年）、诸葛计《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2016）、赵心愚《清代西藏方志研究》（2016年）等；⑤方志理论发展史，如吕志毅《方志学史》（1993）、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2002年）等；⑥方志批评，如《如东县志评论文选》（1987年）、《奉贤县续志文论集》（2008年）、任根珠《新方志“概述”点评》（2008年）、林衍经《方志批评学论略》（2011年）、陈泽泓《岭表志谭》（2013年）等；⑦方志整理，如洪焕椿《浙江方志考》（1984年）、中科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1989年）、王蓉贵、沈治宏《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1997年）、戴鞍钢等《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1999年）、马蓉等《永乐大典方志辑佚》（2004年）、顾宏义《宋朝方志考》（2010年）、刘伟毅等《宋辽金元方志辑佚》（2011年）、金光耀、金大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2015年）等；⑧方志管理，如李明、薛兴祥《方志管理学》（1991年）、潘捷军等《中国方志馆》（2016年）等；⑨中外地方史志比较，如来新夏、齐藤博《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1996年）、王卫平《中日地方志与江南区域史研究》（2014年）等；⑩方志传播，如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2007年）等。

这当中已诞生比较公认的经典著作，如：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集全国方志学研究者之力而成，长期被大学作为本科教学教材；黄苇等《方志学》被称为“一部集大成的好《方志学》”①齐放：《一部集大成的好〈方志学〉》，《方志研究》1993年第6期。，“堪称是方志学理论研究之集大成者”②张景孔：《三部〈方志学〉之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3期。，1995年获国家教委高校出版社第二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仓修良《方志学通论》1990年初版后，2003年出了修订本，2013年再出增订本，被赞称“方志学科的一部经典之作”③陈凯：《方志学科的一部经典之作——读增订本〈方志学通论〉》，《广西地方志》2013年第4期。。因篇幅所限，难能一一列举。

3.形成总结性成果、一批通用的学科学术用语以及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当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积累愈来愈深厚，学术探讨与学术活动越来越丰富，影响日益扩大，参与者日众，自然会出现一些总结性工作，以便各界了解、学习、评估这个学科。1986年，黄苇率先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系统总结著名方志、修志名家与方志学家、方志用语、方志目录、方志专著、方志论文、方志序跋凡例、修志文献、修志机构与刊物等方面的方志学知识，特别是其中关于“一方全史”“一事一卡”“三长”“二便”“三术”“三宝体”“大事记”“拟史派”“拟经派”“篇目”“横排竖写”等551条方志用语，属方志学科的首次汇集与阐释。1988年，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综览》，对1949—1987年方志学各方面的成果进行汇总。2002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创刊《中国地方志年鉴》，总结年度性方志事业进展。2015年，冀祥德主编《中国地方志发展报告（2015）》（2017年又增《中国方志区域发展报告》），首创以专家、专业的视角视野对方志领域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做出总结性的分析与前瞻性的预测。2017年，段柄仁主编《中国地方志百科全书》出版，又以普世通行方式传播方志总论、志书编修、历代志书、新编志书、方志人物、方志馆藏、方志工作管理等七个板块的方志学知识体系与学术成果。从来新夏《方志学概论》、黄苇等《方志学》、林衍经《方志学广论》等综合性方志学著作看，方志基础理论、方志学史、方志发展史、方志编纂、方志整理（或方志应用）、方志管理、方志批评等七大部分构成方志学的理论或知识体系。尽管就构成部分比较，仅比民国时期新增了方志管理，但相同的方志基础理论、方志编纂、方志理论发展史、方志发展史、方志批评、方志整理等理论谱系要系统、全面、深入得多。

4.专业性学术共同体、理论阵地的建立，学术讨论会的常态举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学的学术共同体的组成大致存在三类：一为各地修志行政机构。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地方志办公室有“组织整理旧志，推动方志理论研究”的职责。二为学会（协会），三为高校科研机构中学术单位，如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复旦大学历史文献研究室、苏州大学地方志研究室、宁波大学地方志研究中心、武汉华夏地方志研究所，等等。1981年，凝聚全国方志学界学术力量的共同体“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后易名“中国地方志协会”“中国地方志学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方志学学术团体。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也都成立了“地方史志学会”或“方志学会”。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主办全国性的方志刊物《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2年更名《中国地方史志》、1986年称《中国地方志》），1983年恢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后，改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共同主办。省级方志学会多与同级修志行政机构合办（或协办）相关的专业学术期刊，如《上海地方志》《江苏方志》《浙江地方志》，等等。有的省甚至还创办多个省级方志刊物，如上海有《上海方志研究论丛》《上海地方志》，山西有《史志学刊》《山西地方志》。个别地级市也办了方志刊物，如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新安》等。各级方志学会均围绕学科建设、发展而召开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1981年7月在山西太原举行的首届全国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方志学学术盛会，谭其骧、史念海、傅振伦、朱士嘉等十余位顶尖学者参加会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新省志、新市志、新县志编纂方案的建议（草案）》《关于旧志整理研究的计划（草案）》。此后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研讨会有“新编五县县志学术讨论会”（1984年）、“全国志书质量标准理论研讨会”（2000年）、“新方志论坛”（2009年起）、“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两岸四地方志文献讨论会”（2013年）、“走向世界的中国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等等。召开学术讨论会是建设学科、扩大学科影响的重要举措。

5.“方志学”课程扎根大学讲堂，努力提升人才培养层级。此时段，“方志学”已广泛进入大学的教育体系：①开设“方志学”课程，供有兴趣的学生修读，这是最为普遍的。②学历教育。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举办“方志学干修班”（大专）属于方志学学历教育的开始，1998年宁波大学人文学院首招方志学本科专业（方向）学生。①沈松平：《方志学专业建设在国内高校的历史回顾、框架设计及未来走向》，《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8期。1984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招生方志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开始方志学研究生教育。2009年复旦大学招生方志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启动方志学博士学历人才培养。2016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合作招收首届公共管理硕士MPA（方志学方向）学位研究生，开创方志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新路径。目前，以方志为题撰写毕业论文的很多，涉及的大学相当广泛，仅就博士论文而言，就有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等②张勤：《学术研究中的方志运用现状分析与思考——基于近年相关博士论文的考察》，《浙江学刊》2016年第2期。。大学“方志学”人才培养已经实现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的全覆盖。

6.已尝试方志学学科历史书写。根据学科学理论，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不断成长的历史过程，都会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成就与学科建设特点。对学科发展历史的书写与否，是考察一门学科是否成熟与完善的重要标准。方志学科经过长期的发展，尤其这一时期各种建设举措的实施，学科体系日渐完善、丰满，已经有学者开始探讨学科历史。许卫平应是先鞭之人，他连续撰写有《试论方志学的分期问题》（1992年）、《略论民国时期方志学之成就》（1995年）、《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2005、2006年）三篇论文，刘柏修《方志学科建设研究综述》（2004年）、姚金祥《方志学学科体系研究浅说》（2014年）、韩章训《论方志学发展历程》（2016年）等的论文，梅森《上海方志研究概要》（2004年）一书，也属此类。尽管这方面的书写还较单一、不成体系，但荜路蓝缕，功不可没。

如果说民国时“方志学”进入大学课堂，几本成体系方志学专著的问世，仅仅是方志学从现代学科群中独立出来的一个指标，那么20世纪80年代后各大学的历史系、图书馆学系、档案学系常态化开设“方志学”课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各层次方志学人才教育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建立，经典方志学著作的诞生，总结性成果的问世，公认的方志学完整知识体系的形成，则是方志学现代转型后成功实现升级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