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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修正、明确和完善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核心理论一直是哲学界争论的焦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无疑是贡献巨大，可谓是构建者、发展者和总结者三位一体的角色。自从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相关理论，同时也详细阐述了他提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构成部分的辩证唯物主义，并在《反杜林论》中构建了一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因此《反杜林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合作著作中印刷量最大的著作）长期以来被理论界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起源。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在哲学原则和世界观上，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但伯恩斯坦首先打破了这个观点，背弃了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将恩格斯装扮成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倡导者，由此产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走向，并一度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以卢卡奇、施密特、科莱蒂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恩格斯曲解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引发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对立；20世纪50年代后，以吕贝尔、诺曼·莱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恩格斯问题演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虽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一再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所做的贡献进行公开坚定的阐述，但仅仅阐释贡献本身并不够，还需要把这个哲学问题的争论还原到历史现实中，以便对恩格斯的贡献做出定位。而这本身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倡导的历史逻辑的尊重和方法论的运用。因此，我们在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时，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独特性和发展规律，既不能过分贬低、也不能过分夸大恩格斯的历史贡献，更不能斩断他与马克思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恩格斯构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过程的角度，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贡献进行解读，并不致力于在这个问题上勾画一劳永逸的圆圈。因为恩格斯本人也曾坚决强调：“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1](P541)

一、恩格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背景

正如我们所知，写于1845年—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所合写的唯一一部专门详尽和系统阐述其哲学基本原理即唯物史观的著作，马克思曾说：“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意识形态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2](P4)。既然当时两位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哲学“留给老鼠去批判”，恩格斯后来为何又介入到了哲学领域呢？

这还是要从马克思说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后，马克思完成了其哲学革命性的一步，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了自己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它要求深入到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科学研究中。从此马克思的研究总是指向现实生活，接着马克思撰写了《哲学的贫困》，显然马克思的关注领域回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因为照马克思看来，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是完全同一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不能从任何良好的愿望引出，而只有从大工业生产的新的解放的物质条件中引导出来。虽然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包括《资本论》）自觉地运用了历史的辩证法，但他本人并没有关于辩证法的论著。在给狄慈根的信中他写到：“等我摆脱了经济学方面的负担，我会写辩证法的。”但他后来并没有再回到哲学上来。与此同时，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就已经注意到能量守恒定律与转化定律和细胞学说的伟大成就。1858年，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正在进行关于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研究，发现30年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处处显示出自然界的辩证法性质。1870年，恩格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自然科学研究中，下决心写作《自然辩证法》。从1873年到1876年恩格斯搜集了大量的自然科学资料，写了两篇论文和许多札记，并在《1878年的计划》中把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概况为十一方面的内容。他吸取了古代自然哲学关于自然界运动、发展和整体联系的思想，以近代自然科学对自然界认识的最新成就为依据，批判了形而上学和机械论，深刻揭示了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辩证法，从而建立了一种反映自然界本来面目、符合自然科学发展需要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可以说，恩格斯由此阐明了从自然界的辩证法到社会历史辩证法的过渡，从而阐明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过渡，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到社会科学的辩证法的过渡，有机结合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所取得成就遥相呼应，客观上进一步补充了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体系。

正是在马克思后来对哲学“失语”的背景下，也可以说是两人分工的不同，“重建”哲学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恩格斯身上。如果追溯恩格斯自己的论述，他介入到哲学领域完全是为了对现实情况做出回应。如写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以下简称《反杜林论》）。在1870年战争后，杜林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并极力赞扬巴黎公社，并于1871—1875年先后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政治经济学教程和社会主义》和《哲学教程》三部著作，就是恩格斯所讲的“这三支论证大军被调来攻击所有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3](P751)。他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在社会民主者中的影响日渐增大，如伯恩施坦说，杜林“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运动立下了非常特殊的功劳”。倍倍儿把这本书和《资本论》相提并论。和蒲鲁东一样，杜林也被视为理应“撕为碎片”的“假朋友”，而且也正是马克思自己提出让恩格斯应该“毫无仁慈”地“手持棍棒”收拾杜林。恩格斯开始了反击，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迫使“自己不得不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去收拾可恶的杜林”（包括暂停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出于反对杜林的理论体系的需要，恩格斯参照杜林的理论体系，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在哲学编里，批判杜林形而上学机械论和唯心主义历史观，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道德论、历史观等基本理论，全面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主义的基本原理。

综上可知，恩格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为了适应现实的客观需要，一方面为了消除杜林主义在当时工人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恶劣影响，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在这里恩格斯结合了自己多年来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成果，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第一次完整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在哲学方面，恩格斯用了很大篇幅来叙述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对立以及唯物辩证法的产生。这种做法绝不是随意的，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新方法才有可能。”[3](P746-747)而这个新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由此完成了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步。

二、恩格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过程

同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也是恩格斯对现实做出的回应，一方面是为了证实《反杜林论》中的理论体系，并以《反杜林论》后续作品的形式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证实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新的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这些著述基于现实的各种要求，都是为了阐述和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1890年给布洛赫的信中说：“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本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4](P593)

恩格斯的《起源论》是一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系统研究和阐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著作。在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写作这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即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摩尔根出版《古代社会》一书，“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5](P15)因此，恩格斯研究了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所做的摘要，确信了该书证明了他们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对原始社会的看法，写作了《起源论》，力图填补人类古代社会史的空白，进一步揭示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所遵循的基本规律，同时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普遍意义和科学性。而且，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等热点问题的研究比较盛行，尤其是《古代社会》一书开辟了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新时代。这些研究成果其中存在着许多错误观点和荒诞说法，因此，鉴于以上情况以及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恩格斯对现实做出了回应。《起源论》中的“两种生产”理论以及阶级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

《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最后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他在这里总结了马克思一生进行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思想成果，概括了当时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着重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当时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资产阶级只好又复活德国古典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抗衡，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恶劣影响。因此，恩格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论述”。[5](P266)该著作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论证了其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发生的伟大变革，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该著作论述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新唯物主义哲学的“两个决心”的出发点、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五点结论、“动力的动力”理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等理论。

19世纪90年代，德国出现了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把矛头指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决定论”和“经济唯物主义”。他们机械地理解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忽视上层建筑各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发展进程所具有的反作用。这些思潮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青年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当施米特、布洛赫等人给恩格斯写信请教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问题时，恩格斯便认真地写了回信。这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就这些问题的代表性和针对性重点强调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以及提出了“历史合力论”。这些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结合起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第一次真正获得了科学的性质，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从此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论是在自然领域还是在社会历史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5](P312)。恩格斯由此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认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5](P265)，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三、恩格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影响和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辞世之后，社会历史条件变得日益复杂化——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并飞速发展，世界之间的战争频仍，人们的脆弱心理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的人们试图对意识形态进行统一，纷纷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探讨，尤其是对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讨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方面俄国的列宁主义哲学、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看作是真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伯恩斯坦开始的“修正主义”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被看做是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接下来笔者主要想针对后一种思潮谈谈他们对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解读。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对象来对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进行解读的。他们认为，正是恩格斯首先曲解了马克思的辩证法，试图建立一种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自然辩证法”进而导致了后来第二国际和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失误。如科莱蒂的著作《马克思和黑格尔》指责了恩格斯的“天真”在于“通过唯心主义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纯粹和简单的掺假”，“对自然科学哲学的投机和定义的回归”，卢卡奇指出：“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因素，即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历史变化是思想中变化的根本原因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6](P51)这些学者认为正是恩格斯把“自然辩证法”引入到唯物主义中，导致了后来的扭曲。因此，恩格斯是要为近一个世纪的误读负全责的，因此引发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对立，进而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辩证法”的全面控诉。作为“马克思学”术语创始人的吕贝尔认为，人们称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是同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关系甚微，实际上是恩格斯“发明”的，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整理并没有正确反映马克思的原意，苏联进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滥用并篡改了马克思思想，恩格斯要为此负责。

不可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的误解是有着客观原因的，鉴于当时苏联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哲学不再为它自己说话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婢女”，“除了官方教条的重复，只剩下法令和教义问答了”。限于篇幅，本文无意在此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具体如何对恩格斯进行误解的，更重要的是恩格斯到底说了什么？

事实上，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辩证的，而辩证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这一点没有被斯大林和苏联哲学家们理解，但却是被恩格斯所把握的。西方学者构建的“恩格斯主义”这一特有概念就不应该存在，恩格斯开创了一种从事哲学的新方法——辩证思维的方法。他决不应当为“灾难性的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现象相联系）和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相联系）之间的分离”而负责。恩格斯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是非常认真和谨慎的，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恩格斯的这种认真和谨慎不仅取决于恩格斯意识到了自身知识局限性，还取决于他的著作的“辩论”特征。如在《反杜林论》1876年6月11日的序言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发表看法的领域里我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么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确切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错误的或歪曲的论断……人们对于表达上的些许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会相互谅解，我也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谅解。”[3](P382)又如，在《反杜林论》1885年9月23日的序言中，恩格斯说：“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本来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更明确些……所以，我理应在这里作自我批评。”[3](P385)通过阅读这些序言，我们清楚地看到恩格斯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是多么严谨和谨慎。如果我们对恩格斯自己的目的给予严格意义上的认知，我们就会发现，恩格斯的目的与其说是企图为“自然哲学”创造一个基础，不如说是考虑将最新近的科学发现整合到一个理论视角之内，以便能够防止那些通常忽视哲学的历史的科学家陷入“孤立而混乱”的形而上学。为防这样的危险，只有辩证法可以提供保证，并且足以适应变化发展的进程，因为，一旦康德的物自体和任何唯心主义的前提被否认，“一旦所有的东西都死去，还有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如列宁所见，可以被重建为“唯物辩证法”。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构建是合乎逻辑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可是，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也许会使我的劳动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经验的发现加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这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积累起来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上述认识。”[3](P385-389)

恩格斯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辩证法是“一个没有教条的辩证法”（这个公式来自罗伯特·哈夫曼），这种看法也影响了多个人物及其观点，如卡瓦耶斯坚持辩证法对建构一种科学理论的必要性，或者阿尔都塞的论文中提到的“矛盾与过度决定论”和“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指出，“因而，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3](P873-874)这样说来，哲学，包括它关于科学的观点，不再一种是外在于历史，因而也不再外在于政治和外在于与之进行斗争的任何一门学问了。列宁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但列宁的继承者们在寻求其合法化的过程中，为了使他们自己的意志取得支配地位，恢复了旧世界观及其抽象“规律”的讨论，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经由滥用任何一种无论是科学的还是政治的方法使其日益工具化、机械化和教条化。正是这样，西方学界才有机会对恩格斯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误解和谴责。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一定要以史为鉴，遵照恩格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现实的“含蓄暗示”，才能真正理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理论的相关要义，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不断对其进行丰富与完善，使之具有时代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M］.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卷）［M］.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卷）［M］.人民出版社，2009.

［6］卢卡奇.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M］.商务印书馆，1996.

［7］张亮.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导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阮青，何建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导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

［9］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0］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