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珏，段显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研究背景

中国政府2000年提出的“走出去”战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企业向海外发展，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已经连续三年达到世界第三水平[1]。而中国企业作为对外开放实施的经济主体，在境外投资可持续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获得了各个东道国的认可和赞扬，不仅成为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动力，更帮助实现东道国经济的增长。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的境外可持续经营也处于重要的战略转型期。2015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出台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选择方向和路径，经济、贸易合作带来了新的前景和机遇。当然也要看到，一带一路战略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蕴含着诸如生态环境、劳资关系等一系列的挑战。

因此，深入分析我国对外投资项目的主要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对提升我国海外企业的投资能力有重大的意义。

二、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经营的现状

（一）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经营总体状况

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外汇储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不断寻求境外发展机会，积极发展海外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企业境外经营发展良好，占七成的企业实现盈利。同时，我国政府发布政策措施以保障企业境外经营，除了国有企业之外，民营企业后来居上，在全球化舞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1 456.7亿美元[1]，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接近300亿美元[2]。“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更是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寻求了新的道路，在新经济时代下，将产能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合力转化为经济优势。截止到2016年11月，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53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33.5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8.3%，主要投向东南亚、俄罗斯等国家地区[3]。在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开创了新的经济合作模式，摸索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迸发出新的活力。

（二）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特点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快，并且根据统计数据预测，增速将继续，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原因首先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资金充足，其次是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来保障企业的境外可持续经营，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和激励机制实施。中国境外投资的主要目标仍然集中在采掘业，同时，金属行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等也在海外积极开拓市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广泛，在发达国家的并购交易明显增加，在许多非洲国家正在成为主要的投资者[1]。

1.投资地区分布。总体来说，中国企业投资亚、欧及北美地区较多，对美国投资热情不减[4]。根据《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境外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所占比重分别为30%、29%和25%。其中，中国近20%的境外投资都在美国，投资更趋于宽领域、多元化。2015年中国境外投资在亚洲、美洲地区表现亮眼，增长迅速，境外投资所在国家地区分布集中，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快速增长，投资总额占当年流量总额的13%，高达189.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这些数据表明中国企业在更广泛、更深度地参与全球产业链整合。

2.企业境外投资参与方式。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参与方式来看，海外并购是最热门的选择。海外并购能让中国企业占领国际市场、先进技术、更丰富的资源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等[4]。现今，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不仅是产品和服务的输出，更是为了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发展布局，提升我国产业链的国际化程度。

虽然海外并购参与企业众多，数量上呈现优势，但从资金规模上来说，绿地投资遥遥领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领域主要选择在欠发达国家开展高耗能、产业附加值低、技术水平低的产业，以获取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主要采取绿地投资。绿地投资不仅能带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形成新的产业基础，增加就业，而且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发展有极强的带动性。

3.企业境外投资行业类别。2015年以前，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2015年以后虽然对传统产业的投资仍然占主导地位，但对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行业的投资明显上升[5]。

这一系列变化表明，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对于我国企业境外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投资产业从早期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转向了金融、科研、医疗等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附加价值高的领域转变。境外投资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出现，对中国科技、标准、服务“走出去”有极大地带动性，也为中国全球化发展带来了人才、资金、技术。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赢得话语权，在国际舞台增强竞争力。

4.企业境外投资主体分布。近年来，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群体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国有企业所占比例不断减少，地方企业成为我国境外投资的主力，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例大幅攀升[6]。总体来说，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具有小、多、活的特点，更便于通过东道国的市场准入审查，投资领域更加多样，因此更具有“走出去”的潜力。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价值偏好不同，国有企业以寻求资源为主，民营企业以开发市场为主。日益发展的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不断扩张，市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占主导地位，这将更加有利于全球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中国经济的发展[4]。

三、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经营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质量不高

虽然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经营成绩斐然，但是在促进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中国境外可持续经营投资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OND），2000—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始终小于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表明中国企业境外经营没有充分利用中国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有待继续开发。从行为模式上看，虽然中国对外投资正朝向“价值链延伸型”转变，但是“在高生态环境敏感地区的资源寻求”仍是重要方面。中国很多对外投资活动具有地域集中性和行业中低级性两个特点，一是投资主要流向生态环境脆弱、发展程度不高的亚非拉地区；二是主要投向采矿业、水力发电、伐木业、制造业等本身对生态影响较大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总体来说，中国企业境外经营的产业科技含量不高。

（二）投资主体结构和目标单一

尽管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主体结构趋于多元化，民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多种类型的企业均相继开展对外投资，但是由于民企和有限责任公司在资金支持、抗风险能力、技术水平、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差距，投资主体结构单一的问题仍然突出，使得难以与国有企业相比较。以国有企业为境外投资主体结构，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我国民营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参与能力不足，参与国际化市场经验缺乏，抗风险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使中国境外投资显示出极强的政治属性，不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进程。在境外投资目标上，中国企业大多数仍然选择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发展方向，采掘业、重金属工业为重要产业基础，在文化、技术、通信、医疗健康等产业方面中国企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对投资国社会和环境责任关注不够

与进入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境外经营中的环境社会挑战在发展中国家更加突出。在中国企业产业拉动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就业增收的同时，也伴随着对环境的负面作用。对投资国社会和环境责任关注的缺失，重视“上层路线”而忽视“民间路线”的传统范式，使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遭受了许多重大损失[7]。在2000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资助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水电项目。但多年以来，全球活动家和一些国际环保组织反对在贫困国家修建大型水电站。认为修建大型水电站不仅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移民安置问题和环境问题，而且无法真正解决当地电力紧缺问题（理由是缺电民众大多居住在远离城区的偏远地区，居住地较为分散，电力很难输送），相反只会给当地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带来收益。在这种舆论压力下，中国企业在世界修建水电站的行为被认为缺乏社会与环境成本的考虑。这些大型水坝项目多次引发国际环保组织和项目所在地民间团体的质疑和反对，认为中资企业没有考虑大坝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大坝建设破坏了当地生态平衡，导致河流干涸，气候异常。

四、推进企业境外可持续经营的对策建议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企业实现境外可持续经营与不仅是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技术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NGO等多元主体共同有效参与，形成多中心的协同推进网络，实现推进企业境外可持续经营。

（一）完善企业境外经营的相关法律体系

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法律法规出自多个部门，存在偏软性问题，如何实施、是否真正能让企业对这些政策负责还有待观察。因此可以在借鉴发达国家立法经验基础上，逐步建立符合国际规范和世界其他国家通用做法的涉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补充完善与企业投资行为相关的细节，促进对外投资企业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8]。政府应围绕深化合作主题，积极开展与投资国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对话交流、规划、合作、技术援助、能力建设等活动，并充分吸纳相关国际组织、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社会组织、智库等的参与。

（二）加强服务平台建设

当前中国境外投资的最大障碍之一便是信息的不对称，中国企业对国外经营投资相关政策法规知之甚少，这增加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的变数。除了资源、市场、技术、设备等传统领域，生态环境等新兴领域的信息不畅导致境外投资失败的案例越来越多。政府应积极尝试搭建资源信息平台，善于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收集整理投资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政策、法规、标准、技术和产业发展等相关信息，建立信息管理数据库、知识库及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提高企业管理的能力和效率，为企业在境外可持续经营打下基础。

（三）强化政策咨询服务

缺乏政策咨询指导已成为中国企业境外经营的软肋。例如，在中国石化的加蓬石油勘探项目中，中国石化事先未能充分了解加蓬政府有关在国家公园内进行勘探的规定，在当地环保部门和国际环保组织的压力下，致使项目受阻。在企业提升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增强环境认识的同时，为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经营提供必要的政策咨询服务将是确保国家与企业权益的重要保障。为此，政府应早期介入，形成“政策支持——咨询服务——项目实施——宣传建设”的综合服务链条，才能真正有助于缓解国家和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不断积累累积的经营风险。

（四）推动企业主动适应东道国经营管制要求

相关法律法规为企业经营制定了底线，但企业良好社会行为的实践和推动，最终需要企业认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把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融入企业行为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应该严格遵循国际通信法律法规和相关通则，并遵守国际通行的有关农业、金融等领域的模式和准则，保持经济合作和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最大程度减小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社会生活等方面造成不良影响。

企业应注重搜集整理信息，在熟悉当地法律的基础上注重社区沟通。企业首先要熟悉当地法律法规、国际规则惯例，在服从当地法律、规章及政策的范围内进行投资与生产。同时，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充分评估风险，多与底层社区沟通，增进交流，减少误解与纠纷。解决中国海外投资企业面临的文化冲突，设法弥合文化差异，熟悉东道国的社会、环境以及法律监管体系。不要过度依赖当地政府，加强直接针对民间的战略性社会投资和海外民间公关，充分重视与当地社区和非政府机构沟通，以避免和解决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问题。与当地社区、政府和非政府代表以及东道国环境、劳工和立法官员建立联系，多管齐下解决沟通问题，确保他们的疑虑得到尊重和妥善解决。

（五）全面评价投资风险

企业开展对环境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海外投资项目时，应全面评价项目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政治风险，慎重选择合作伙伴，并对合作伙伴的行为进行规范性要求和约束，避免因当地合作伙伴行为不当而承担连带责任，影响企业和国家形象[9]。

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在能力上尚有欠缺，海外投资的准备和经验不足，在受到严格管制的市场管理复杂的跨境投资方面缺乏信心及缺乏经验。许多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市场经验缺乏，抗风险能力不足，缺乏资源协调配置能力。由于公司治理较薄弱，因此对许多中国高管需要进一步加强符合国际治理规范的技能训练。借鉴跨国公司先进的文化理念和管理制度，塑造负责任的中国企业形象。吸收培养既了解当地文化又具有管理能力的人才。无论是聘请当地人还是华人，目的均是解决企业与当地的冲突，改善经营管理。在解决文化冲突上，聘请当地人可能更具优势，但其教育水平、劳动者素质可能不及中国人，因此企业可加大对当地人的技能培训，并培养当地管理人才。另一方面，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普遍缺少具有海外投资管理能力的国际型人才，无论是从成熟的跨国公司引进，还是自我培养，对于当地文化的熟悉也都需要一个过程。

（六）发挥NGO组织的作用

积极引导和鼓励中国NGO组织“走出去”，充分发挥对海外投资企业可持续运营的咨询、服务、监督、协调等作用。

国外一些大型的NGO组织是西方国家社会利益的重要平衡器，在监督企业境外经营行为方面，特别是涉及公益如环境、人权、劳工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NGO组织不但能通过引起公众对负面事件关注而造成政治压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将触犯国家准则的跨国公司控诉至法庭，获得强制性的解决方案。NGO组织发挥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让其他利益相关者了解更多关于项目环境与社会影响的信息，从而间接的对投资方施加影响。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实现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经营时，应当重视NGO组织和民间力量对企业境外经营活动中的作用。由境外投资企业选择和支持有诚信的NGO组织和民间力量跟随项目走出去，深入投资地方进行民间交流和沟通。通过中国项目海外投资的已有经验看，这将是可以有效帮助企业实现境外可持续经营的新做法、新探索。

[1]2015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EB/OL].http：//www.sasac.gov.cn/n85463/n327265/n327839/n1651676/c2144239/part/2144261.pdf.

[2]商务部通报2016年1-11月及11月当月我国商务运行总体情况[J].中国外资，2017（1）：12-13.

[3]2016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EB/OL].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fwydyl/tjsj/201701/20170102504239.shtml.

[4]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5-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特点[EB/OL].http：//465554.kuaizhan.com/78/70/p38783267732592.

[5]林秀敏.中国企业“走出去”亮眼全球[N].国际商报，2016-12-07.

[6]刘宏，苏杰芹，201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7）：37-41.

[7]胡德胜，欧俊.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问题[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6（4）：45-51.

[8]李霞.中国对外投资的环境风险综述与对策建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7）：62-67.

[9]任鹏，朱蓉.走出去战略如何“走”？[N].新产经，2012-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