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建设生态:从“捆绑模式”到“网格模式”
2018-04-01贺田露谢素军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8年4期
贺田露,谢素军
(1.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 510000;2.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广州 510635)
一、中国智库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文献分析
学术界向来认为,中国智库建设起步晚,制度滞后,且主要在向西方“师夷长技” 。此类论断有其理论基础。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后,我国智库发展迅猛。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政府成为中国智库建设最重要的“推手”,近年来至少在智库建设数量上大有超越西方国家的趋势。不过,中国智库因所处的体制环境不同,呈现出本土化运作的独特性[1],尤其是官方和半官方机构基本处于独大地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处理好官办性与民间性、政治性与独立性的关系[2],甚至有学者明确提出党政智库是我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中坚支撑力量[3]。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要提升智库服务决策的信度和效度,必须促进中国智库的专业化水平和独立化程度[4],要大力推进民间智库建设,理顺智库与政府的正确关系[5],但究竟应该构建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关系却未能厘清。
其实,中国智库建设并不晚于西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智库建设便已盛行,不过,它的名字叫“幕僚”,可以说,无论是“春秋五霸”的霸业还是“战国七雄”的伟业,直至后续历朝历代“王天下”者都离不开身边 “智库”的出谋划策。直至近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智库建设发展确实呈现了一些明显的特征,许多学者已经对这些特征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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