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才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103)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场改革在40年前率先由农村展开，它对于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特别是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近年来，学界开始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历程”予以关注，如2016年王磊的硕士论文《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政策研究》，对不同阶段党的农村政策的内容和影响做了梳理。[1]2012年江小容的博士论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对不同发展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特点及问题进行了分析。[2]姜力、李玉勇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的回顾和反思——基于农村经济状况演进视角》，从不同阶段农民从国家政策受益还是受损角度进行了总结反思。[3]这些文章为进一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良好的支撑，但它们也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没有从实证角度对农村改革开放的成果进行微观地分析和考察。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家庭在国家农村政策影响下的生活状况切实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本文即从这一角度入手，以一个农村家庭的视角来观察、体验改革开放40年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这对于我们了解改革开放对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特别是对农民生活状况的影响，有着“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案例价值。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山东省某农村家庭(下文中使用李某某家指代)。该家庭1978年共有人口9人，职业皆为务农，学历皆为小学及以下，全部在本村居住。至2018年该家庭已分支为12个小家庭，成员(包括孙女和孙女婿)已达到29人，其中老人1人，半农半工9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19人；其中小学学历12人，初中学历10人，大学学历7人；长期居住农村8人，城镇11人，城市10人。我国农村改革开放政策对该家庭生活状况产生了重要而直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应该如何分期？学界基于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的划分。①事实上，不同历史阶段国家农村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农民家庭在经济发展中的切身感受也产生了很大差异，比如从1978年-1984年，国家农村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打破旧有生产关系、保障农民生产自主权，该时期农民家庭迅速解决温饱问题，“获得感”强烈；1985年-1991年，改革开放重点由农村转移至城市，国家农村政策以推动农产品市场化为重要内容，农村家庭开始尝试多种经营，但经济收入增长有限；1992-2001年，国家农村政策的主要内容为保护粮食价格和鼓励乡镇企业发展，但随着经济收入出现分化以及赋税和开支负担加重，农民家庭“获得感”有所降低；2002年至今，国家农村政策体现出强烈地惠民倾向，农业补贴与取消农业税双管齐下，农民家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获得感”。基于以上原因或者说标准，以改革进程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标识，将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比较合适：1978-1984年为农村经济改革启动时期；1985-1991年为农村经济改革展开时期；1992-2001年为农村经济改革深化时期；2002年至今为农村经济改革综合推进时期。以下本文即按照这一分期，结合四个时期国家农村经济政策与被调研家庭生活状况，予以分析。

一、第一阶段：1978-1984年，农村经济改革启动阶段

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脚步是从1978年开启的，但各地跟进的速度并不一致。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但旧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及“左倾”思想遗留的影响并没有一下子消除，地方干部群众对待改革可谓是满怀期待又疑虑重重。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基层干部和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的自主权，发挥其主动性。[4]1980年5月，邓小平肯定了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指出它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肯定：“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5]这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成为中国农村一项基本的生产经营制度。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进一步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推动经济发展、调动生产积极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强调“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仍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6]。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更是提出了“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7]以及对土地“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通过延长土地承包期，稳定人心，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该时期党的农村政策的基本导向是，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增强农民的自主权，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李某某家所在地区，在1980年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产品分配原则指导下，整个家庭的生产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成年人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天黑了还不舍得回家，真的是披星戴月、废寝忘食；小孩子也积极投入生产，帮助大人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事实上，拔草、耕地、播种、施肥、浇水、收获，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一阶段生活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吃的充足了，穿的换新了，钱财宽裕了，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好。1982年夏，该家庭考出了第一位初中生，为此家里专门添置了一辆自行车。9月，住校的初中生成了家里唯一吃上白面馒头的人。但总体而言，家里仍然缺钱，每次交学费都要东挪西借，男主人为了挣钱曾远赴东北去帮人种西瓜。简而言之，这一时期农村人的直观感受是，生活明显比以前好了，但这种好主要是相对感觉，是建立在以前过于贫穷的基础上，实际经济收入还没有实现根本性改变。

二、第二阶段：1985-1991年，农村经济改革展开阶段

1985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大。随着商品经济在全国各地的蓬勃发展，以推动农村向市场化转变为主要导向的一系列农村政策相继出台。1985年，中央出台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放松了国家对农副产品进行统购派购的规定，同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对乡镇企业进行信贷、税收优惠。[8]198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报告中，进一步提出继续改革统购派购制度，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等主张。[9]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夺取明年农业丰收的决定》中，又决定提高农产品合同订购价格，加大化肥等农资产品供应力度，以进一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10]与此同时，国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的文件也不断发布，通过扶持、引导乡镇企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推动了农村发展。当然，在这一阶段，农村经济发展也并非一路高歌猛进。该时期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出现相对减少，农民税费负担有所加重，加之国家对农政策调整以及农产品发展的无序性等因素，导致农民的货币收入增长幅度有所波动。比如1988年农民的货币增长率为24.9%，1989年反而下降为10.8%，1990年则下降为3.3%。[11]

李某某家所在地区，在这一阶段商品经济得到很快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发展。该家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通过大面积种植棉花使得家庭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且由于得到了数量可观的棉籽食用油，饮食等方面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另外，该家庭还种植韭菜、茄子等蔬菜作物，最初是在自家菜地里种植，后来还曾经承包土地扩大种植，但由于不能把握市场规律，遭遇“菜贱伤农”，家庭经济收入增加有限。1985年，该家庭考出了家里第一位高中生，另有一人入伍当兵。在土地没有减少的情况下，粮食开始有一定剩余。1988年该家庭考出了家里第一位大学生。这一阶段，因为货币收入增加有限，学生每年的学费和每月30元生活费仍是家庭主要经济负担。1990年该家庭有一人曾经外出打工，由于工资水平较低，没有给家庭经济状况带来明显改善。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广大农村家庭的感受是，温饱问题解决了，经济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但由于实际收入增幅下降、物价上涨、教育投资、住房改善、医疗卫生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生活压力较之前有所增加。

三、第三阶段：1992-2001年，农村经济改革深化时期

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使得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广大农村的改革也向着全面深化、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目标前进。这一时期中央出台的农村政策，在继续肯定前期大政方针不变的基础上，更加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比如1993年中央《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从1994年起，国家定购的粮食全部实行“保价放量”，对粮食实行保护价制度；1996年国家再次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种粮农民的收入。[12]此外，这一时期国家继续引导和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出台政策，鼓励并引导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将原来零散的乡镇企业规模化、集群化，发挥企业集群优势。这一时期国家农村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强调农村土地承包政策长期不变，给农民吃定心丸，如199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的文件都提出“延长30年土地承包期”②。这表明了党和国家在土地政策上的态度和决心，对于保证农村稳定发展、激发农民种地热情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农民从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中得到的收入有了明显增加。除此之外，国家在这一时期大力推进小城镇发展，开始实行医疗合作，都对农民的生活体验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李某某家所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迅猛，主要得益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严重影响了该地区青少年的人生方向，很多人纷纷从初中辍学进厂打工。从1996至2000年，李某某家庭开始摆脱单一依靠种地为生的生活模式，每年都有人进入乡镇企业当工人，他们的工资收入给其所在家庭经济状况带来了显著的改善，也导致了小家庭之间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该家庭中，1992年一人试种蔬菜大棚未获成功，至此该家庭停止了通过种植蔬菜实现发家致富的努力。1992年该家庭有一人大学毕业，成为一名高中教师，最初每个月工资148元，低于当时当地一家著名的棉纺织企业的工资水平。读书带来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并没有使之发家致富，经济拮据的状况仍然在延续。由于青年人开始大量进厂打工，农业劳动力匮乏，该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棉花供应量和价格出现大幅度波动，农民对种植棉花的热情大大降低，这很大地影响了没有外出打工家庭的经济收入。总体而言，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深远地影响了该地区家庭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农村家庭在这一时期感觉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收入不断增加，但由于该时期农民的公粮和提留(夏粮征收和秋季税费)负担相应加重，农民明显感觉到压力加大、生活艰辛；再加上贫富差距扩大明显，不同农户间对幸福感、获得感的体验大不相同。

四、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农村经济改革综合推进时期

面对日益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的“三农”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工作任务，强调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要进行“五个统筹”，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统筹城乡发展”。[13]2002年以来，农村社会政策呈现出明显的民生导向。2003年，国家开始对农民进行“良种补贴”，2004年开始进行“种粮直补”，同年还进行了“农机购置补贴”，2006年开始进行“农资综合补贴”，各项对农补贴的数额呈日益增多趋势。更引人关注的是，国家在增加对农补贴的同时，还逐步取消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2004年，中央出台了“两减免”(减免农业税、取消特产税)、“三补贴”(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和农机购置补贴)、“四保障”(实行粮食最低保护价格、严格保护耕地、严控农资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惠农政策。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宣告农业税全面取消，9亿中国农民因此而受益，极大地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压力，切实增强了农民在改革开放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14]另外，国家从2004到2007年对农村义务教育逐步实行“一费制”和“两免一补”政策，也大大减轻了广大农民的家庭负担。除了在农民负担上做减法，国家为了切实增加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还从2002年到2006年相继出台了一些列推动农民工进城的政策措施，其内容涉及到公平对待、不合理收费、子女教育、就业培训、社会保障、户籍管理等方方面面，大大保护了农民工的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提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5]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求“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并具体部署“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提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并提出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等重要思想。[16]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还推出了“精准扶贫”计划，对于推动农村贫困人口享受改革开放的共同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某某家庭所在地区从2002年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据统计，山东省取消了88项专门面向农民的收费、集资项目和47项由农民出资、出物、出劳的达标升级活动，与改革前相比全省农民负担人均减负达到90%以上。2005年该家庭所在地区取消了农业税，家庭经济负担明显减轻。不仅如此，由于“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农资购置补贴”等政策的实行，该家庭每年都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这极大增加了农民的“获得感”。这一时期，该家庭有一人购置了农业联合机械，有一人种植了水果树，对于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一时期，政府还对年满60的老人进行生活补助，每个月根据年龄不同能够获得100、130、200元，这有效解决了老人的生活困难，减轻了年轻人的养老负担。这一时期，该家庭有一人考取了博士，另有六名孙辈一代考取了大学，这说明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压力减小，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有所增强，这也有利于改善农村家庭的知识结构，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这一时期，该家庭成员居住开始呈现分散化趋势，有农村，有城镇，有城市。虽然个人经济收入有差别，但总体来说贫富差距不显著，大家生活压力不是很大。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家“获得感”和“幸福感”最强烈的时期。

回顾中国农村40年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经济收入增加的主要直接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因素是国家农村政策的改变，可以说是一变而解决温饱，再变而收入增加，三变而人员流动，四变而奔向小康。第二个因素是农民谋生手段的改变。可以看到，李某某家在前两个时期，纯粹靠“种地”谋生，尽管也多次尝试种植经济作物，但受制于市场家庭经济状况未得到有效改善；而进入第三个时期后，由于大量人员进入乡镇企业，家庭经济状况才有了较大改善。这也验证了2000年前司马迁说过的话“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同时也说明，城乡差异、农工商差异是一个长期存在而亟需解决的问题。

农村改革4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农村经济和生活状况的历史性巨变。粮食从长期短缺到丰年有余，完全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的货币收入明显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改革开放的光辉道路，正大踏步地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当然，新时代新形势下，农村经济发展也遇到一些新问题，比如青年人不再留恋土地，纷纷进城，农村青壮劳动力严重匮乏等这势必导致农业经营模式发生变化，势必要走规模化、专业化之路。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农村青年融入城镇过程中，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凸显；大力推行职业教育迫在眉睫，这既影响青年人的生活质量也制约企业发展潜力……这些问题都是今后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思考并加以解决的。

注释：

①张新光的《我国农村改革历史阶段划分问题的探讨》将其分为三个时期；王磊的《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政策研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江小容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将其分为五个阶段。

②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