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熠

（1.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院，上海 730070；2.湖南师范大学 法治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06）

党项最初是以唐所属藩镇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然而由于唐末田制的崩坏，社会呈现纷扰的乱象。五代时，各路诸侯粉墨登场逐鹿中原，无暇西固，这为党项的生存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党项的首领正是能够抓住时机，在这种复杂的周边大国夹缝中寻求自己的立国途径，最终得以建国。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而言，西夏法制在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元昊既“慕中原文化”，同时自诩党项拓跋氏本为北魏拓跋氏的后裔，故更具正统性。因此，在西夏建国后，执政者：一方面，以吸收汉族先进的法律制度作为法律改革的大方向；另一方面，注重对党项民族的习惯法律的传承和改进。通过法律、军事、官制、风俗、宗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得西夏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体现了“以佛治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理念。

陈景良教授曾经讲过：中国古代地方法制假如客观存在，应当以何种视角进行切入，研究的范围如何确定，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中国古代各民族不仅有自己的传统、风俗、法律习惯，且文字也不相同，把他们纳入研究的范围，固然丰富了研究视野，但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问题。这些少数民族法制无论是法律表现形式，还是司法的运行等问题都无法完全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便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该成果的理论解释力，也使该成果虽具有系统专题之名，实缺独到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