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潘善斌

（1.广西民族大学 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2.贵州民族大学 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重点攻克民族地区区域性整体贫困和深度贫困问题，确保到2020年按照现行标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1]。为此，本文拟就完善民族地区贫困治理体系的法治问题展开探讨，以请教于大家。

一、民族地区贫困治理体系的基本内涵

推进民族地区贫困治理体系构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中叶，是我国从一穷二白的贫困落后状态，逐渐发展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渐进过程。民族地区的“整体性贫困”和“深度化贫困”状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发展的阶段性。要彻底拔掉民族地区“整体性贫困”的病根，必须以改善贫困群体的生存状况和优化社会环境为切入点，促使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由“治标”向“治本”转变。为了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把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整体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把区域性贫困群体整体进入小康社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亮点；把建立完善的民族地区贫困治理体系，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治本之策。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坚持政府投入为主体、主导的责任体系；实施专业、行业、社会力量总动员的联动机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