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视野下的“美丽中国”建设

2018-03-31宋美桦

三晋基层治理 2018年1期

宋美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青岛 266580）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党要“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①“美丽”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的同义表达。迈进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基本国情、立足实际的基础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②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生态意识开始萌芽到现如今生态现代化战略的形成，历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指导，务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当前我国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继续建设“美丽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并不具有明显的生态思维的痕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贯穿于他们的自然观、劳动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之中。从这些观点中解读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核心内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代生态文明，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思想宝库，为当下的“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科学指引。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我国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基石。首先，自然界是先于人的客观存在。任何生物（包括人）都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并存在于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自然地理环境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肉体生命的存续必然依赖于自然界，完全脱离自然界的生物是不可能存在的。从类生活的肉体方面来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③。无机界是自然界的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早期在分析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时就曾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④无论从人的产生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人的发展的意义上来讲，自然界都是先于人而存在的客观实在。

其次，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具有双重涵义，其中既包括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也包括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对象性及对象性关系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讨论的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与动物相比较而言，人的普遍性在于能够“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⑤这里所谈及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基本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不仅包含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之间的相互区别，还包含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相互联系。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命活动已经渗透到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⑥另一方面，自然界又是人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⑦用当今时代的话语表达，自然界就是与人的生命活动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系统，不仅为人的生命活动提供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且还能对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必要的自我改善以及自我保护作用。

最后，尊重自然规律，“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⑧。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在批判地继承西方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以来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思考。1856年4月，马克思曾在《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作出过清醒地告诫，他认为：“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⑨后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明确指出：虽然人类能够“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每一种事物都包含有自身的对立面，人们不能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所以，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每前进一步都要记住，人类之所以比其他一切生物强，就在于人类在支配自然界的过程中“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⑩

综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核心要义，人类虽然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但前提必须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强烈反对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谋求发展的行为，它要求人类要正确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在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如果人类长期停留在无休止的物质享受上，就会产生恶性消费、恶性发展，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最终导致自我摧毁。

二、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一百多年前，在生态环境问题初见端倪还并未凸显的情况下，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睿智的哲学眼光关注到人类社会的一般生态环境问题。他们以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敲响了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警钟，深刻地分析了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对于发现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分析其成因具有重要影响。

（一）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表现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面对的环境问题主要有资源枯竭、土地荒芜、森林消失、河流污染、空气污染等。时至今日，我国并未完全脱离一百多年前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严峻的生态后果，比如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等。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是耕地面积逼近红线。我国土地广袤，幅员辽阔，但耕地面积每年都在减少，并早已逼近18亿亩耕地红线。2016年4月21日，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15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耕地面积20.25亿亩，2015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减少耕地面积450万亩，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增加耕地面积351万亩，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99万亩。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也是粮食需求大国，而耕地面积的减少无疑会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二是植被破坏严重。我国是一个生态类型多样的国家，但由于境内不适合植被生存的沙漠戈壁、高寒地区面积较大，且开发历史长、人口众多，大量森林被开垦为耕地、建筑用地，导致植被覆盖率低。我国森林覆盖率远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蓄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7。由此看来，我国森林资源存在的总量相对不足、质量不高、分布不均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变，人民群众期盼的青山绿水、环境宜居依旧迫切，建设“美丽中国”任重道远。

三是生物物种濒危甚至灭绝的速度和数量惊人。虽然我国的生物物种繁多，但其濒危甚至灭绝的速度和数量也很惊人。我国环境保护部对全国动植物受威胁状况的评估结果显示：受威胁的脊椎动物有932种，约占评估物种总数的21.4%；属于近危等级（NT）的有 598种；属于数据缺乏等级（DD）的有941种，需要重点关注和保护的脊椎动物达2471种，占56.7%；受威胁的高等植物有3767种，约占评估物种总数的10.9%；属于近危等级（NT）的有2723种；属于数据缺乏等级（DD）的有3612种，需要重点关注和保护的高等植物达10102种，占评估物种总数的29.3%。

四是“三废”排放过量。“三废”是指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目前人类主要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究其原因，“三废”的过量排放均难逃其责。虽然我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对“三废”的过量排放加以控制，但由“三废”过量排放而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仍在加剧。

（二）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成因

从认识的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时期环境问题的认识根源之一就是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下，人的主体能动性高度膨胀，否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从而没有按照真正意义上“属人的方式”去跟自然打交道，完全忽视了人在自然面前受动性的一面。从社会层面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缺少环境立法，没有制定和实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减少或防止生态环境破坏的法律法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刻分析，立足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文章认为当前我国生态问题的主要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全民生态意识有待提高。近些年来，我国公民的生态环保观念日益增强，自觉参与生态治理、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但是，悠久灿烂的中华传统文明的生态道德文化尚未普遍根植于人民大众。传统观念、不良习惯和错误认识致使人们环保意识淡漠，无视自然保护的重要性，至今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生态文盲或半文盲”的状态。长期以来，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民生态意识淡薄。部分企业和部分人过分看重经济效益而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急功近利地不惜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去获取经济效益，从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也采取了经济、立法以及技术的手段来保护生态环境，但由于缺乏生态道德意识的支撑，人们的生态环保观念淡薄，使得之前所采取的措施未能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行动，也就未能从根本上遏止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

2.传统消费方式有待转型。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类的消费观念、行为、方式与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破坏的关系。尽管我们不能绝对地把自然生态的变化归因于人类消费行为所为，但是，面对我国积重难返的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人类的消费毋庸置疑地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人类不良消费模式所带来的消费问题给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并严重的腐蚀和影响着我们的社会风气。另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鼓励过度消费，这无形中就导致了过度消费资源，这种消费意识和导向也是不符合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所以说，我国的传统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有待转型。

3.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但是部分经济主体依然以资源的巨大消耗以及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依靠增加生产数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消耗较高，成本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经济效益较低。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我国生态环境状况难以得到明显改善的主要原因。由于目前的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资本很有限，因此在某些方面会出现资金困难的情况，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要想不抑制各种潜在的投资，投入到环境治理的资金就比较难得到保障，有关环境治理方面的政策的执行力度也会大打折扣。

4.生态文明制度有待完善。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改革开放近4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造成的盲目开发、无序开发、过度开发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目前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现实存在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相比仍很不完善。首先是完整清晰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有待建立。许多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所有者不到位，用途管制在耕地方面落实较好，但没有扩展到占用其他自然生态空间。其次，有待形成严密的监管制度体系。对各地没有资源环境方面的警示和约束，一些地区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后仍在过度开发，在环境保护中居核心地位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还很不健全，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最后，有待进一步完善严厉的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一些不法企业家放纵企业偷排、超排，甚至觉得造成严重后果后只是象征性地交点罚款就可摆平的心理是打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绊脚石”。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对建设“美丽中国”的启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社会生态问题远未像今天这样令人忧虑，因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问题并未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部理论的主旋律。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从属于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论证，主要服务于人类解放这一根本目的。但不可置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劳动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中蕴含的生态哲学，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还非常具有前瞻性，对于当前我国建设“美丽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意义。

显然，由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并非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当经济发展顺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时，经济发展就会长期持续，自然资源就可以永续利用，生态系统就能自我修复，从而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反之则相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科学指导，综合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我国的发展条件，于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使“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文章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强化环境伦理教育，进一步提升公民生态环保意识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提升公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条件，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生态环保意识要落实到每个公民的行动，就要不断强化环境伦理教育，借助于教育手段来向人们普及环境知识，提升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提高全民族的环境道德水平，使整个社会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态度，也使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有一定的了解，激发人们关心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增强人们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以达到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生态平衡的目的。

（二）革新消费观念，实现绿色消费

从根本上来说，绿色消费，就是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使之与自然生态系统整体发展价值观相适应。绿色消费是在人类深刻反思传统消费观的基础上进行的消费观念变革，它提倡一种既符合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又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既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环境造成危害的消费观念。在绿色消费观念的引领下，人们提高生活质量不应该以奢侈、豪华为目标，而应该追求需求的多样化，商品和服务种类、质量和数量的多样化。例如，在日常生活的方面，强调不是吃得越多、越奇特，生活质量就越高，而是合理饮食才好；不是住房越大，生活质量越好，而是合适的居住条件最好；不是拥有越多生活质量越好，而是得到服务越多生活质量越好。

（三）加强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发展生态化

产业发展生态化，也就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取向，它不是为了单纯盈利而忽视甚至无视物质生产发展的生态承载限度的恶性发展；相反，它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又好又快的良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科技方面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消耗强度，但是总的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增长是如影随形的。因此，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让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进行，要研究在不超过发达国家人均生态足迹水平的范围内如何去建设“美丽中国”。这就要求我们要利用科技创新成果来减少生态环境污染。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提出过要通过改进和合理应用科学技术来合理调节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思想。消除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不在于放弃科学技术的使用，而是应该进一步发展新的科学技术，防止和消除旧的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通过加强科技创新来促进产业的生态化，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的和解，从而使经济得到更好地发展。

（四）进一步完善环境法律保护机制，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比较完备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从法律层面上为我国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可靠保障。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法律机制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规范作用力不够，加强法制建设则是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手段。但我们决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机制，加强法制建设，使各项管理制度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各地区必须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法规和行为准则，去更好地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外，还应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参与机制、监督机制、考评机制，理顺行政管理体制，从各个方面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形成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关系，让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行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深切感受到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并非只是一个追求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过程，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当前我国已迈进新时代，针对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努力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性自觉。

注释：

①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9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6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7-998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