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相光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习近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既是一种实践观，也是一种价值观，是关于“人类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这一人类发展命题的哲学反思。从思想发生、实践起源维度厘定其起源及生成的意义，从当代人类发展困境、组织形态的主体间性、整体人类观维度澄清其世界历史意义，有助于厘清其理论价值，进而有助于在国际社会中彰显其作为世界性公共思想产品的实践意义。

一、思想发生的基本样态

思想的发生包含“起源意义和生成意义。”[1]基于时间的历史性、现实性及未来性，需要厘定其起源的逻辑、统觉其生成的具象及推估其发展的向度。基于空间的张驰性，需要解释其张力涨落、结构与功能的变换、形式与内容之间纽结的逻辑。基于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特定世界公共思想产品的发生，其逻辑上标示由此到彼实现下列的某种或者某些形态：（1）思想内容方面，包括：①显性→显性的社会遗传（包括传递或者传播）；②显性→隐性的社会立破转换；③隐性→显性的社会破立转换；④隐性→隐性的社会孕育。（2）封装思想内容的形式方面，包括：①形式间的变换；②形式的增减；③形式的强弱转换；④形式的封装功能的强弱演化。综上，考究思想的发生，一是追问特定思想何以起源？二是厘定特定思想何以生成？无论考究思想的起源还是其生成的逻辑，其反映的都是意义的追问。由此，追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实践起源及其生成后的世界历史意义，学理上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