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洁

作为社会体制的参与主体以及社会体制创新的载体，“人”是行政过程和行政活动的落脚点，政府形象很大程度取决于直接参与行政活动的行政人员所代表和展现出的政府气质，个体参与行政过程的意愿及行为方式也体现着其对政府的态度。由于政府架构的多层级性，个体与政府的互动主要表现为行政人员与公民个体的互动，个体对行政人员的评价反映了其对政府的整体评价，行政人员对个体素质的评价也影响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能否良好互动影响行政效果的实现及行政方式的转型。作为行为的内在指引，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双方的人格特质将影响双方的互动质量，双方人格匹配方能够实现良好互动，避免行政失灵。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型塑不同的人格，同时也呼唤与之相适应的人格，包括组织人格和个体人格。然而，“人格”具有稳定性及独立性，其转变速度可能落后或超前于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行政人格与个体人格都可能与制度之间存在不匹配，加之社会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依赖于此形成行政人格与个体人格也存在一定缺陷，行政人格与个体人格之间发生错位，导致行政失灵。

一、行政过程中的人格需求

（一）行政与行政人格需求

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员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就行政人员个体层面而言是在行政行为中自我价值与行政价值的统一和共同实现，是心理、观念、意识、理想等与行为相统一的存在形态，体现了其自我价值、尊严和品格等；就行政人员整体而言主要是指一种职业人格，即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职业活动中所形成的、作为这一职业的从业者所具有的职业特征，并因拥有这一人格而区别与其他社会成员以及其他职业的从业者[1]。政府能力最终是由且必然由政府组成人员的现实活动来体现，“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2]。“政府行政组织不仅是一个权力体系，职责体系，是一个僵化与静止的机构，更重要者，它是由公务人员所组成的一个人的群体。政府管理的效能固然取决于机构的合理设置，层级控制的管理体制，更重要者，它更取决于公职人员群体集体的奋发努力、精诚团结、热诚尽职，共同的合作。质言之，取决于一个良好的组织气候以及在此良好组织气候下公职人员积极性、主动性与潜能的发挥与实现。”“政府行政作为公共权威对整个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其主体是政府的公职人员，因而用人以治事对政府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公务人员，便有什么样的政府，用人以治事实为国家为政之根本[3]”。因此，无论是在静态的行政组织结构中还是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人员都是实际的行政主体，具体承担行政职能，其行为决定了政府职能能否实现或能否卓越实现，“人格”是内化行为的指导准则，影响人的行为取向及行为方式，与之相应，“行政人格”也指引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影响行政效果。

（二）行政与个体人格需求

作为行政客体及行政活动的目标群体，个体的人格特质同样影响着行政过程及行政效果。个体的自我意识、自立能力、自主状态、自律意志为其在政治层面产生认知、情感、思维、动机、态度、价值观，并对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知、判断和评价铺垫了前提。个体人格特质在多个维度上其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行政效果：其所独立具有的政治情感会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等产生内心体验和感受，在政治认知过程所形成的对各种政治客体的好恶、爱憎、亲疏、信疑等心理反应；其所具有的独立的政治思维会影响其在生活过程及行政过程中对政治事务的思考、判断及评价；其所具有的独立的政治动机会促使其对自身的政治参与责任、政治参与兴趣及政治参与能力等进行有效的估价和评判。

二、行政体制中的人格互动匹配

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互动过程中的人格匹配即行政互动双方符合彼此的角色认知及角色期待。在良好的互动中，以旁观者的角度观看与评价，这一过程也许存在不科学与不效率，但只要互动双方认为彼此的认知及期待已经实现，那么从主观偏好即可认为这种互动是有效的。不同的行政体系要求和型塑不同的行政人格，不同的社会形态要求和型塑不同的公民人格，或者说，行政人格和公民人格的概念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是时代之产物，正如哈贝马斯所言：“需要在社会概念本身作出对应的区分”。根据行政体系产生、发展及变化的历史轨迹和现代民主产生、发挥及变化的历史轨迹，存在处于两级的传统行政体制及现代行政体制，这两种行政体制实际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型塑了同样处于两级的行政人格及个体人格。在传统行政体制下，传统行政人格和传统权威型个体人格互动参与行政过程在现代行政体制下则应是现代行政人格和现代公民人格互动参与行政过程，两种体制中的行政人格和个体人格相互匹配，使得相应的行政体制得以相对良性的运转。

（一）传统行政人格与个体权威主义人格的互动

1.中国传统行政人格

中国传统官僚制并非是与法理型权威相对应的理性官僚制，而是一种“世袭制”或称之为“家产官僚制”、“半官僚体制”，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理性特点。尽管在某些具体制度运作层面如由科举考试支撑起的中国官僚制度也具有部分合理性，但技术的合理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整个制度的非理性特征，它仍然只是一种人治条件下的特权官僚制，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谋求人民的利益，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的统治目的。由此，在中国古代的官僚组织中，不可能培育出现代的理性精神而遗留下来的则是令人‘十分痛恨的官僚主义’”[4]。传统行政体制在性质上属于统治行政，而统治行政则必然要求一种与之相伴的依附型人格特质，即传统行政人格，作为一个久经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传统的“官本位”“宗法”、“等级”及“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存在于行政人员的价值观念里，甚至内化为其人格的一部分，俗语“打官腔”等行政人员的日常身体化表现可以说正是这种人格特质的外在显现。

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性社会制度，对世袭官僚制从本质上予以否定。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世袭官僚制传统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成为了所谓“文化”继续发挥其潜在影响，其中某些因素甚至恰好迎合了“干部制度”的若干要求，官僚制的“样式”虽然已经建立，但其在事实构建上仍与理性官僚制相差甚远，处于“官僚制”不足状态，政府及其行政部门缺乏理性官僚制所倡导的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和民主、法治、效率等价值理念。孔飞力曾说，“中国独一无二的命运是，在其他古代文明消亡以后很久，中国的文明坚持了下来；这种坚持所包含的意义不是僵化，而是一系列的再生”，然而，这种传统的再生既表现在优良层面，但也留存于若干糟粕层面，传统官僚主义的死而不僵也成为“再生”的一种，西方国家“非官僚化”的基础并不存在，诱导了行政人员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及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被动性。传统家长制父权制的影响辅之以“全能政府”的理念，尽管近年来“小政府，大社会”的转型已成为趋势，但当前中国的行政现实尤其是行政人员人格仍然是传统的权威型即个人魅力权威过剩而法理型权威严重不足。

2.中国传统个体人格

在传统行政体制下，民众缺乏充分的自治环境，没有形成政治参与能力的基础，传统行政文化的“官本位”思想影响深重，行政权力有条件渗透进社会各个层面，民众对政府存在严重依赖心理，缺乏行政参与意识，形成传统行政客体文化或称之谓“臣属型”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依附和服从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主要互动方式，个体的独立人格被轻视乃至忽视，自由、尊严、利益，个体权力、民主观念也无所凭据无所依托，个体意识、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公平意识等人格构成因素皆呈现出缺失状态，个体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对政府行为监督与制约，无法确保政府有效、高质量地提供社会和公民所需要的服务，政府力量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社会及个体力量则处于绝对的被支配。因此，就个体人格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发展十分不充分，基本上是一种“自我压缩的人格”，个体的主体性缺失，在君尊与臣民的关系模式中，形成个体强烈的臣属观念及依附行为，进而形成一种服从性的权威主义人格。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就国家性质而言，“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但传统臣属型政治文化影响深重，加之集体主义文化的渲染，个体的独立自主发展仍然受到束缚和限制。尤其是建国之后，“在民族平等、公民权利和人民国家的合法性宣称之下，现代国家在‘革命’、‘解放’、‘合法权利’等名义下个人重新组织到国家主导的集体体制之中，赋予现代国家对于个人的更为直接的控制权”[5]。“公民”意识虽然开始凸显，但大范围内仍然存在较强的政治疏离，或者，个体即使参与和涉及到政治，但以被动的方式卷入政治仍然是一种常态，习惯于视自己为接受规训的客体而非主动参与者，“官本位”思想不但继续弥散在行政主体之间，而且继续弥散在行政客体之间，公民利用政治权利及政治平台来表达和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识和能力也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对于来自政府和官员的行政行为习惯于接受和容忍。因此，在始终无法根除的行政客体文化的影响下，民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服从及依赖心理严重，公民化程度及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在行政过程中倾向于用服从性的权威主义人格与传统行政人格互动。

（二）现代行政人格与公民人格的互动

1.西方现代行政人格

马克斯·韦伯所述的“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型权威的基础上的目的合乎理性或价值合乎理性的组织机构，是现代社会中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形式，曾被视为现代行政的典型表现[6]。在体制设计上，行政组织呈现出坚固而有序的上下级金字塔式结构，层级结构分明，严格按照层级赋予权威，行政主体严格按照行政原则及规范标准对待、处理相关人事，维持并彰显社会成员在法律、制度面前所具有的形式上的平等，由于严密的规则性，在实际运作中，行政官员滥用职权的几率被有效降低，按规则办事成为行政行为的标准方式，行政决策的失误也随之有效减少。现代官僚行政是效率行政，政府行政需要遵从逻辑规范，利用其层次系统的权威和专门化的功能，有效完成大量复杂任务，从而适应工业社会生产的高效率和复杂细致的行政管理的客观需要。同时，现代官僚行政是专业行政，行政人员是接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官员，与行政组织的建立契约关系，“受雇的官僚行政人员某种意义上是专门人才、各行业的专家”，能够解决“非常复杂的和技术性的问题”，实证科学知识在行政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并发挥重要作用，使得行政行为朝职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行政人员也因官僚制制度的要求而形成现代工具行政人格。

随着工业时代的完结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及社会治理需求的改变，理性官僚制显现出自身弊端：官僚主义愈发严重，无法再继续适应剧烈的社会变迁及社会发展需要。“20世纪60年代以后，层级节制的官僚机构问题丛生——部门分工僵化、层级分工过细，非人性化、各自为政、本位主义、腐败、无效率、不负责任、忽视顾客需求等，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官僚机构的诸多优点在它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和限制面前黯然失色，成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组织问题的症结所在”[7]。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组织都努力尝试摆脱传统官僚机构的僵化窠臼转而达到新时代的新标准：速度、便利、效率、多样化、弹性化、参与、人性化，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和世界格局的急剧变化。全新的行政格局要求行政人员在工具人格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进而拥有独立行政人格：在特征上，它是完整的人格意识，是人在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层面自我反思的结果，体现了人对自身生命意义的理解，行政活动中的服务价值取向要求行政人员树立服务意识及合作意识，适应后工业社会中人们交往的扩大化、社会化和多样化；在功能上，它赋予行政人员独立的行为能力，具体落实在行政人员独立的行政行为上，是人格意识的外显；在现实根据上，它是自由社会关系的人格体现，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关系的状况紧密相连，自由的社会关系必然要求独立人格的形成，社会问题的多样化使得规章的有限性越发明显，行政人员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愈发重要。总体而言，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对建构服务行政具有积极实践意义，是理想的行政人格，其与服务行政紧密联系在一起。

2.西方现代公民人格

公民人格是公民对权利与义务的存在统一体的意识自觉，当公民自觉意识到自己为社会的价值主体时，公民人格在本质上得以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人格是随着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而历史地生成的，或者说公民人格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成的并与之相匹配的独立人格形态[8]。公民人格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产物，是公民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对其公民身份和权利义务关系的自觉确认，也是公民主体身份的获得和社会价值的体现，独立自主、平等自律、理性自治、积极参与都是现代公民人格的具象表现。因此，在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培育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匹配、与现代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是每个国家及政府的社会建设任务，培育现代公民的方式及手段有诸多方式，如公民文化建设、公民素质教育、政治社会化宣传、个体政治生活实践等，但型塑内隐于公民、彰显公民内在特质、影响公民行为的公民人格无疑是最本质的公民培育方式，作为行政客体，公民人格的成熟度也影响着实际行政效果。

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公民也必将以主动而带有反思性的人格参与行政过程，与行政人员互动。一方面，公民能够主动而有序参与行政互动是实现现代民主追求及保证民主社会稳定的基础，其参与的基本原则是宪法至上、秩序为本、参与有度，这也是具有现代公民理性、能力的公民遵循宪政原则，按照民主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公共生活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公民有可能选择放弃参与权利，不参与行政互动。当公民缺乏参与兴趣，受到行政冷落或认为参与行政互动低于成本时基于“理性人”的考虑会对政治参与产生冷漠。尽管全体公民都有权参与公共事务，但参与并不是强制性的，即使在自治原则下，“参与公共生活的所有过程也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义务”，而仅是公民的权利，公民的不参与同样也是理性公民的正常行为，是现代公民人格的表现之一，保障公民不参与的权力同样也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内涵。

三、人格互动错位下的行政失灵

无论是传统行政体制下的个体权威人格和传统行政人格的互动，还是现代行政体制下独立行政人格与公民人格的互动，两种行政体制及体制之下互动的人格特质极端不同，但在相应体制下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的人格都是相互契合的，尽管在实际的互动方式、互动成效上极为不同，但都不失为一种和谐有序的互动：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下，行政主体会对行政客体产生压迫等统治阶级行为，行政客体甚至还会爆发革命这种最极端的反抗形式但传统行政体制仍然会在短期的冲突之后重新回归到原来的轨道；在现代行政体制之下，公民会出现不参与行政或无序参与行政的行为取向，但现代公民社会有足够的蓄水能力，使得这些公民行为呈现出自身的合理性。这两种极端类型的行政体制实际上代表着行政体制自身的发展历程：从传统行政体制到现代行政体制转型是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必然趋势。然而，尽管转型具有必然性但社会结构要素转型的不同步造成人格转型的不同步并形成行政人员与公民个体之间两种过渡性的行政互动：传统行政人格与现代公民人格的互动及现代行政人格与服从性权威性人格的互动，这种人格互动的错位导致了大范围的行政失灵。朱晓阳曾言：“在当代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性层面，已经植入一套现代国家和法制的体系和话语，这就使父母官与子民间的互惠关系传统经常处于自相矛盾，或者式微，或者只剩下一些仪式性形式的状态，而悲剧性的结果在于，当今天农民仍然在用一种推己及人的宇宙观来想象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当下的地方政府却在以‘法制’之名，脱掉自己对于地方老百姓生死攸关之事的父母责任”[9]。这种政府与民众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事实上就是一种转型期行政人格和公民人格双双发展不完善进而不匹配的表现。

一方面，制度转型的滞后导致传统行政氛围继续存在，致使行政人员人格转型缓慢，无法满足公民人格参与行政所需要的服务性。传统自然经济是基于简单再生产形成的一种封闭的生产、交换体系，封闭的生活方式和顽固型人格与这一体系存在事实上的一致性，传统行政人格和权威性人格也依此产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步突破了地域性限制，商品经济所包含的与自然经济完全不同的价值原则也不断消蚀以家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将依据宗法血缘的产生的家族义务转变为通过商品生产获取更多的财富和价值，待进入到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小农经济的瓦解过程继续加速，为公民人格的形塑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个体的独立平等程度继续增加。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形成是一个现代国家重建、制度重构的过程，从传统行政体制向现代行政体制转型不但要摧毁旧的生产方式、政治模式，还要催生并建构起新的生产方式、政治模式，即如何为现代行政体制提供其所需的经济基础、政治模式、法治保障，这一转换过程漫长而复杂。当代中国国家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以法理权威为代表、但实际上更多的表现出卡里斯玛权威的混合型基础之上，纵观整体，当代社会并不少见法理权威与卡里斯玛权威混合兼容的合法性基础，但在当代中国，这一混合型基础中的两种权威没能做到交融熨合，法理权威的影响力远不如卡里斯玛权威强势，后者的意志几欲冲破前者的限制。经历了数千年君主官僚制、同时浸濡于儒教文化中的传统中国社会，难以真正根植法理型权威，在国家实际运行的过程中，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也并非以法理型权威为基础得以建立[10]。因此，一旦公民独立人格的产生和发展超越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则会挑战传统行政体制，必然与传统依附行政人格产生冲突与碰撞。

另一方面，被传统行政体制型塑的权威性个体人格无法适应现代行政发展对公民素质的要求。在封建社会，皇权与官僚权力有各自的合法性基础，这些合法性通过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制度设施之中（包括儒学经典、科举制度、官僚体制、君臣关系、礼仪程序等）已经将皇权内化成广大民众内心遵守的自然秩序[11]。而在中国共产党获得和巩固政权的历史过程中，民众对于卡里斯玛领袖的追随以及集体主义的大范围影响，国家和政府仍然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因此，无论是执政党的执政方式转换，还是公民参政方式的培育，民主政治的建构都是漫长的制度建构过程，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现代民主政治进程缓慢、法治等基本条件缺失都成为从传统权威主义人格发展到公民人格的障碍。社会转型中的个体人格在心理、思想、价值观等方面的存在现代性不足，形成与现代性不匹配的行为方式，仍习惯于以身份取向为核心的传统社会关系，缺乏个体自我，人的心智模式也仍然依赖于通过关系确认身份地位及其亲疏关系，并通过伦理礼制维持秩序，公众对通过规则和秩序所维持的现代行政体制不理解甚至不屑一顾，而习惯于以人情绑架现代行政。事实上，当前许多行政部门都尝试通过各种先进的行政方式，如推进电子政务等，但实际成效却偏离预期，其重要原因即是公众对先进行政方式的不适应，公民素质仍然无法满足现代社会治理的需求，如此，权威主义人格与现代行政人格之间产生碰撞和冲突。

四、主体人格型塑：现代行政人格与公民人格

现代行政人格和现代公民人格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人格特质，前者适应于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趋势，后者适应于现代公民参政议政的发展趋势。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具体规则、机构建设等相应的硬件建设已经日趋走向完备，关注“人格”建设既能够使得制度建设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同时也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重塑行政人格及个体人格，实现双方人格互动的匹配是避免行政失灵的必要内涵建设。

（一）型塑现代行政人格

后工业化历史发展的趋势要求现代政府必须超越传统官僚制，不但能够实现工具理性的高效率低成本，还需要重视行政价值理性，政府的权力结构体系应当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结构的优化，同时需要将服务精神作为其行政伦理内涵，实现法律、权力与道德的统一。政府执政的服务价值取向转型在微观上意味着对政府行政人员现代人格的要求，政府应更加重视培育行政人员的道德情怀和政治理想，而不再局限于对行政能力的要求，着力实现行政人员的行为、心理、意识的有机统一。由于人格的多重性、以及行政人格的多层次性，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对行政人员进行人格型塑：一是培育行政人员的科学行政价值观。促进行政人员主动改变传统行政价值观中的不良积习，建立与民主及效率相适应的科学的行政价值观，明晰行政动机，改善行政态度，改变行政习惯，保持公平的行政心理；二是更新行政人员的行政意识。培训行政人员积极参与行政活动的意识，改变其习惯性“螺丝钉”意识，产生对行政体系及行政活动的情怀感、使命感，避免行政人员自身对于行政行为的漠然；三是培育行政人员的职业认识。传统的血缘宗法型体制文化氛围下所形成的社会体制及用人理念势必造成了部分精于关系权术而缺乏职业意识与技能的行政人员，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都需要具有专业素质的、能够切实提高政府效率的行政人员，行政管理的专业化与技术化不断对行政人员提出更为严格的职业化要求[12]。

（二）培育现代公民人格

公民人格是内隐于公民身上反映公民内在特质并影响公民行为的本质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一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13]。实现从权威主义人格向公民人格的转变是基于人的现代化过程中人格现代化的逻辑，人的现代化是与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等并行的现代化内容之一，是个体进阶为更“高级”的人类的必然。首先，公民应当实现从依附型人格向独立自主型人格转变。“人格”受到经济方式的塑造，“臣民”的依附人格是传统经济方式的产物，产生之后又发挥其维护此种生产方式的作用，使得当时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经济方式及这种人格属性都是理所当然。而在经济市场化逐渐发展，资本取得独立地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格日益抽象化后，独立自主也必然将成为相应人格的主要内容。其次，实现从封闭型人格向开放型人格的转变。在封闭型人格模式下，人与人的互动更多倾向于依赖熟人关系、“人情”等暧昧的缺乏科学性的标准，但在开放型人格模式下人与人的互动则应当取决于规则与制度，同时对规则与制度的伦理性进行反思。再次，实现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意识是人格的表层因素，也反映着人格的本质特征，是人格的外显表现，社会成员从臣民人格向公民人格的转型，公民意识的凸现和臣民意识的隐退从属于这一转型，逐步培养个体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法制观念是培育现代公民人格的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