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忠 王成尧

世界记忆工程，可以追溯到1978年11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第二十届大会通过的《关于保护可移动文化财产的建议》。此后，记忆遗产与记忆遗产的保护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1]。《关于保护可移动文化财产的建议》提出，文化遗产除了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外，还包括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如具有特殊意义的档案、照片、电影胶片、录音录像带、机读记录和手稿、古版图书、古籍抄本、现代图书等出版物。

源于对世界各地文献遗产保存危机四伏、重重困难的状况的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年发起了“世界记忆工程”，并设立《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旨在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人类记录进行抢救和保护，并透过电子化、网络化的现代科技加以整理和有效传播。

文献遗产是重要的社会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价值在开发利用并服务于人的过程中得以实现[2]。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更显得尤为重要。世界记忆遗产正是一项很值得开发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珍贵文化资源。在世界记忆工程的目标之一中就提到，“产品的销售：开发以文化遗产为基础的各种产品并进行广泛推销（盈利所得的资金也用于文献遗产的保护）”。基于此背景，对于世界记忆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很有必要。作为珍贵的文献遗产，世界记忆遗产有着记录历史以及保存人类记忆等重要作用。而目前对于记忆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正是对目前世界记忆遗产的开发利用情况进行整理分析，以此为世界记忆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等提供参考。

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文献法。所搜集到的世界记忆遗产以及中国内地的世界记忆遗产的相关资料主要来源于网络和数据库。通过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数据库，以及百度、谷歌、必应等搜索引擎检索相应的关键词，搜寻相应的世界记忆遗产的开发利用现状。以中国内地的世界记忆遗产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并进行分类汇总与分析研究。

一、世界记忆遗产概况

《世界记忆名录》中的文献遗产都是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IAC）推荐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认可的，具有世界性意义。截至2015年，《世界记忆名录》已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大洲100多个国家的348个项目[3]。

《世界记忆名录》可以分为世界级、地区级和国家级三级名录，所列入名录的级别按照所申报文献的地域影响力确定。以中国文献遗产为例，则分为《世界记忆名录》、《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三个层次。

1995年，国家档案局组织成立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委员会；1998年，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设立了《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中国是参与成员之一[4]；2000年，国家档案局正式启动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5]，同年，国家档案局成立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课题组，并将其作为软科学列入研究项目[6]；2001年5月，国家档案局在北京召开“世界记忆工程”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申报座谈会，明确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申报的标准和要求；2001年11月，国家档案局组织成立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确保各地申报的档案文献评估的准确性和入选档案文献的权威性。此后，我国的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开始了正式的申报工作，经评审通过的档案文献则收录至《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之中[7]。

2016年，澳门城市大学和澳门文献信息学会共同设立“澳门世界记忆学术中心”，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认可的全球首个世界记忆学术中心，设于澳门城市大学图书馆内。201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主办的“世界记忆项目北京学术中心”正式成立[8]。

截至2015年，中国有10项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有8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有142件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随着2017年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中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已达11项。

中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11项文献档案分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1997年入选）、“清代内阁秘本档”（1999年入选）、“云南省丽江纳西族东巴古籍”（2003年入选）、“清代科举大金榜”（2005年入选）、“清朝‘样式雷’建筑图档”（2007年入选）、《黄帝内经》（2011年入选）、《本草纲目》（2011年入选）、“侨批档案”（2013年入选）、“元代西藏官方档案”（2013年入选）、“南京大屠杀档案”（2015年入选）、“甲骨文”（2017年入选）。

二、中国内地世界记忆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通过对于中国内地世界记忆遗产相关资料信息进行检索搜集，最后整理出一些世界记忆遗产的发展现状和开发情况，并对其进行分类，发现中国内地世界记忆遗产的开发情况，基本可以分为以下10类。

（一）搜集整理出版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自20世纪50年代成立起就不断对传统音乐音响档案进行搜集，采风活动遍及全国各地，搜集并保存了许多珍贵的音响资料。

东巴古籍的保护则依赖于政府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其余档案文献的保护搜集基本与此类似，恕不列举。

经过搜集整理之后的档案文献陆续出版，如国家图书馆 (2016)的《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初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1994)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以及《本草纲目》、《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拉贝日记》等。

（二）学术研究课题

国家重视对于档案文献遗产的学术研究，并设立了相关的研究项目及课题。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十五”规划2003年度项目《“世界记忆”音响档案管理系统研究》，正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档案”进行相关学术研究的项目。

此外还有以档案文献为主题或与之相关的学术会议，如《黄帝内经》、东巴古籍、南京大屠杀档案等均有相关的学术会议举行。

（三）讲座教育

以东巴古籍为例，21世纪以来，当地中小学将许多记载于东巴古籍中的纳西族神话、传说、史诗、故事、谚语等翻译为通俗易懂的当代纳西语，使得当地的中小学生也能够接触到东巴古籍中的民族文化。2002年，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和云南民族大学联手创办了“纳西族语言文学和东巴文化方向”本科课程。2003年，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与西南师范大学文献所共同创办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予点。近年来，东巴文化博物馆一直致力于开设培训班，向纳西族青年普及东巴文化基础知识。丽江在玉龙县许多村寨设立了东巴文化传承基地，按照传统举行各种纳西族传统活动，展示各种传统技艺，同时每年农历三月初五还会举办东巴法会。以上是以传统教育为主要方式对东巴古籍及其所承载的东巴文化进行的普及与传承。

河北省图书馆和铜川市卫计局等机构分别举办以《黄帝内经》为主题的讲座，向大众及相关的职业人员普及《黄帝内经》的相关知识，通过讲座的方式，对于古籍文献里的知识进行普及传播。

（四）应用于现代社会

《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作为重要的医学典籍，其中的内容在现代依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许多研究者对于书中的内容进行研究，并用于现代的养生、治疗疾病以及美容等多个方面。余剑萍对于《本草纲目》中有美容作用的方药进行了整理分析；陈永灿则对《本草纲目》中的益智方药进行了整理分析；何颖对于《黄帝内经》中的养生观进行了探究；吴夏秋和周俭对《本草纲目》中的食物养生保健进行了研究；朱红云通过研究《本草纲目》以寻找借鉴治疗肿瘤疾病的经验；程旺则对《本草纲目》记载的食物的药性规律进行了研究。

“样式雷”建筑图档作为珍贵的建筑方面的档案文献，在当今依旧发挥着巨大作用。颐和园等古建筑的修缮、圆明园的复原工作，都离不开“样式雷”图档，同时，“样式雷”图档还是利用3D技术还原“数字圆明园”的重要依据。

（五）展览展示

以“样式雷”建筑图档为例。国家图书馆曾多次举办以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为主题或与之相关的展览；一些高校如北京大学也举办过以“样式雷”建筑图档为主题的展览；此外，“样式雷”建筑图档展还走出国门，在瑞士和德国的一些高校以及澳大利亚都曾举行过展览。

其他的档案文献如东巴古籍、清代科举大金榜、侨批档案等也均在多地举行过多次展览，恕不一一列举。

（六）数字化

2003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合作进行“濒危音响档案数字试验项目”（UNESCO Project for Digitizing Chinese Music），通过对濒危音频档案的数字化，实现对其的保护、鉴定和修复等工作。

在国家档案局主管的“中国开放档案共享平台”上，收录了许多档案文献的电子资源，如东巴古籍、清代金榜、南京大屠杀档案等均有收录，可供读者在网络上浏览阅读。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上也有“样式雷”图档的电子资源。

此外，在一些网络图片素材库网站上，也有档案文献的数字化电子资源，如FOTOE图片库网站上收录了侨批档案的电子资源，红动中国网、堆糖网等收录了“样式雷”建筑图档的数字化资源。

（七）媒体传播

以《黄帝内经》为例，《黄帝内经》在电视和互联网媒体上主要以视频的形式传播，如纪录片《黄帝内经》、面向外国观众的英文翻译后的《黄帝内经》纪录片、《黄帝内经》系列视频讲座以及CCTV10的“百家讲坛”栏目中的《黄帝内经》等。此外，还有快乐老人报上线的手机应用“黄帝内经养生客户端”。

其他档案文献的媒体传播也与《黄帝内经》类似，多以视频形式传播，如“样式雷”建筑图档和《本草纲目》等。

（八）活动演出

由张艺谋、王潮歌和樊跃执导的大型实景剧“印象丽江”，在丽江玉龙雪山景区演出，将自然景观和当地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展现了独特的纳西族东巴文化的魅力。

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举办了2015年全国《黄帝内经》知识大赛，来自400多所高校的学生参加了比赛，通过活动的形式弘扬以及宣传了中医药文化。

（九）旅游开发

“李时珍本草纲目植物园”坐落于北京怀柔区，由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李时珍中医药文化基金和北京修实基金会共同创办。植物园依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设计，建成之后，将根据《本草纲目》上的记载，计划展示1892种草药植物。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在南京大屠杀遗址之上，是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日本“慰安妇”制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综合型博物馆，馆内珍藏有“南京大屠杀档案”等珍贵的历史档案文献，是国家一级博物馆、AAAA 级景区，也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的举办地。

玉水寨是丽江的著名旅游景点。玉水寨所在的白沙过去是中部东巴教盛行的地方，被称为中部地区的东巴圣地。玉水寨在此基础上建成了东巴文化传承基地，也是“东巴法会”的活动场所。

（十）衍生艺术创作

纳西族民间歌手李秀香，以纳西民歌“谷气”为曲调翻唱《东巴经》里的经典传说故事，并制成CD发行，使得民族传统文化成为更受大众欣赏的现代歌曲。歌手周杰伦以《本草纲目》为题创作流行歌曲，在歌词中穿插了16种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记载的中药。高广健参考“样式雷”图档，创作了大型原创话剧《样式雷》。南昌大学教授朱礼生以“样式雷”为题材创作了小说《清宫巨匠——样式雷》。

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数量众多，如阿垄的《南京血祭》(2005)、哈金的《南京安魂曲》(2011)、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2011)。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同样数量众多，如《屠城血证》（1987）、《黑太阳1937》（1995）、《南京1937》（1995）、《五月八月》（2003）、《栖霞寺1937》（2006）等。

由前所述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内地对于世界记忆遗产的开发状况基本可以分为10类，即：搜集整理出版；学术研究课题；讲座教育；应用于现代；数字化；媒体传播；展览展示；演出活动；旅游开发；衍生艺术创作。其间的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的世界记忆遗产开发情况

其中，搜集整理出版是最基础的，如果无法将这些濒危的档案文献资料等记忆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整理，那么其他的开发自然无从谈起，可以说保护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工作。

而学术研究课题和讲座教育，则是在记忆遗产的保护得到了保障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研究与传播。前者偏重于对记忆遗产的内容和价值等进行学术层面的研究，面向的对象和行为的主体主要是相关的专家学者与科研人员；而后者面向的则主要是大众群体，是把记忆遗产的内容与价值通过讲座与教育等形式进行传播普及。可以说，学术研究课题是讲座教育的基础。但是，为了让记忆遗产传播更广更为大众所了解，则不单单需要学术研究，讲座教育等形式对于普及相关知识、促进全社会对于记忆遗产的认识和传承也很有帮助，甚至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另外，虽然记忆遗产都是年代久远的档案文献资料，但是也并非在现代就失去了实用价值。应用于现代这种方式正是通过对记忆遗产及档案文献本身的内容进行挖掘，找到在当今社会依旧具有实用价值并且能够实际运用的内容的一种手段。

而记忆遗产面临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保存的问题。由于年代和载体诸多方面的因素，对于记忆遗产等档案文献的保护与保存相当困难。那么数字化，则正是借助了当今时代的科学技术，通过对记忆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对其内容进行更有效的保存和保护。此外，经过数字化的记忆遗产等文献资源，在互联网上传播和阅读也更方便。

媒体传播主要是借助现代科技下的各种媒体如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借助其传播的便捷性和广泛性，对记忆遗产的内容进行更有效的传播。

展览展示是对记忆遗产等文献档案资料进行展览与展示，通过在特定空间中展示档案文献的实物本身，实现传播宣传以及吸引参观的目的。

演出活动则是以记忆遗产为主题，进行一系列的表演、演出、比赛等活动的行为，吸引大众亲身参与其中或吸引大众的关注，以使其了解记忆遗产的相关知识。

旅游开发，是以记忆遗产为主题，对于记忆遗产相关的文化空间或景点进行旅游方面的开发，或者以记忆遗产为依据创造出相关的文化空间，其中，也常常包含之前的展览展示与演出活动等行为，将多种方式都纳入特定的文化空间或旅游景点之中，综合利用，共同进行开发。

衍生艺术创作指的是以记忆遗产为主题或基础，进行创意开发和衍生的创作，表现的形式可能是多样的，如小说、话剧、电影、音乐、游戏等。

三、中国内地世界记忆遗产保护与开发情况的评价

（一）保护与开发的基本特征

目前中国内地世界记忆遗产的开发情况，可以概括出以下特点：

首先，保护传承与传播宣传的结合。对于古籍资料与档案文献等记忆遗产，一方面要做到保护与传承，另一方面要对其进行传播以及宣传。其中保护与传承是基础，使其能够有效的保存和流传下去。而传播和宣传，则是扩大其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有效手段，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能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这使得其本身与对其所进行的保护与传承真正有意义。

其次，官方主导，以公益性传播为主。目前与记忆遗产相关的传播活动还是政府或档案馆等相关的机构组织在进行，而且传播主要以公益性的传播为主，如相关的展览、相关的专题纪录片等。官方主导保障了权威性和影响力，公益性则使得大众可以免费获得相关的资讯和了解相关信息，而较少涉及经济收益问题。

再次，线下与线上相结合。对于记忆遗产的开发目前已经形成线上与线下并行、两者结合的模式。一方面，在对古籍资料与档案文献的实体进行保护的同时，通过对其进行如展览展示、活动比赛等一系列线下的以实物为主题的开发模式，实现对文献档案的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则是以对档案文献的数字化为基础，利用线上和互联网的优势，利用多种媒体和传播方式，对其电子资源及其他表现形式进行传播与推广。

由于在幼儿园中所吃的食物只能满足矿物质和维生素需要量的75%，回家后可以给孩子吃些零食作为矿物质和维生素的补充，可以安排在孩子到家后和晚餐之间，或者晚餐和入睡前。这些零食多种多样，选择的标准就是要天然。推荐吃

第四，多样化的传播媒介。记忆遗产的开发过程利用到了多种传播媒介，如线下的展览馆、档案馆、景区、专题讲座、书籍等，此外还有数字化资源以及纪录片、电影、音乐等多种媒介，涉及到的传播媒介比较多样化。

第五，创意开发的表现形式多样。对于记忆遗产的创意开发，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如小说、话剧、电影、音乐、游戏等多种类型，虽然均是以同一文化资源为基础所进行的创意开发，但是其表现出来的形式却各不相同。

（二）保护与开发的主要问题

当然，目前国内世界记忆遗产的开发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产业化意识不足。如前所述，目前国内对于记忆遗产的开发主要是由官方主导，以公益性为主，而较少涉及经济收益。以展览、讲座等为例，不难发现虽然这些开发手段也能对记忆遗产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产业化意识不足，无法在传播与推广的过程中获得足够与支出相持平的经济收益，因而对它的开发缺乏可持续的动力。

其次，缺乏创新。虽然对于记忆遗产的传播利用到了多种媒介，对其创意开发的表现形式也较为多样。但是，依旧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即缺乏创新，形式固化。一般比较常见的形式是展览展示以及纪录片等，对于普通大众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而且，虽然有一些相关电影及小说等开发形式，但是毕竟只是少数，而其中的优秀作品则更加稀少，可以说创新的贫乏导致了影响力的不足。

再次，影响有限。综合前两者即产业化意识不足和缺乏创新，不难发现其影响有限。首先，创新的贫乏导致无法获得足够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其次，公益性的开发方式，缺乏风险和竞争的压力，也容易导致固步自封，使得缺乏创新的问题进一步深化，由此使得影响力也无法进一步扩大。

第四，体系化不足，未能形成有效的产业链和文化品牌。这一点在记忆遗产的开发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目前的确有一些不错的衍生艺术创作如电影、小说等，然而都是一些比较分散的“点”，即使这些创作再优秀，也只是其自身获得关注和收益，而无法带动整个记忆遗产行业的发展。目前尚缺乏对记忆遗产进行体系化开发的意识，导致以上记忆遗产无法形成有效的产业链和文化品牌。而缺乏文化品牌及产业链，基本上很难获得大的影响力、知名度以及经济效益，如此将无法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环。

四、发展之展望

（一）以文化资源及其IP（Intellectual Property）为核心，进行体系化建设，打造产业链和文化品牌

若将记忆遗产进行创意开发，最初的表现形式可能是动漫、小说、漫画、游戏、电视剧、电影、旅游景点、玩具、文具等。

假设某一文献遗产进行最初创意开发的表现形式为小说，并且获得了一定的口碑与粉丝，则下一步可以以小说为基础，将其开发成相应的漫画、游戏等。而再次对二次开发的漫画、游戏进行开发，则可以着重品牌的塑造，使其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化品牌，并形成该文化品牌所独有的文化特色与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之上，则可以以品牌为依托开发各种衍生品如玩具、文具、家居等多种方向的产业，另外，以文化品牌为基础还可以开发相应的旅游景点、漫画形象乃至表情包等，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与产业体系。

（二）在公益性手段的使用中注重品牌的打造，加强影响力

即使是公益性的手段，也应当注意品牌尤其是独特品牌的打造，以获得更大的关注度。当所获得的关注和粉丝达到一定的数量之时，则可以考虑转而打造以品牌为核心的产业链，实现公益性与经济效益的结合；或者也可以继续坚持公益性的道路，而加大所接手的来自其他企业的广告投入和赞助等，以实现将粉丝和关注度转化为经济效益。

（三）紧跟时代脚步，运用更有效的传播媒介

当下对于记忆遗产的开发所用到的媒介虽然多样，却与时代略有脱节。互联网作为当今时代最为有效的传播媒介，被利用的力度反而不足。我们应当加强互联网方面的媒介传播建设，比如，以档案文献遗产为核心或主题建立相应的互联网网站，或者是加强如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的建设，以实现更有效和更贴近当下大众生活方式的传播。并且，在互联网上的广告投入也应增加。此外，还应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这一有效的工具，着手移动端APP的开发与推广，加大在移动端的广告投入。

（四）鼓励个人和群体进行多样化的创意开发

产业化离不开创意，而更多的创意来源还是社会上的群体和个人。只有社会上更多的个人和群体都能够参与到记忆遗产的创意开发中来，才能使记忆遗产的开发具有真正的活力。一方面应当加强对大众的宣传教育，使他们明确认识到记忆遗产的独特性和宝贵性，引导他们自觉地参与记忆遗产的创意开发；另一方面可以设置外部刺激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记忆遗产的创意开发中来，比如设置一系列的活动或比赛，或者是对于有突出成果的个人或团体实行奖励政策。此外，还应该关注社会上个人与团体的创意开发成果，一旦有十分优秀的具有巨大潜质的创意开发成果，应该通过协商等手段，获得其授权，以便以其成果为基础，实行更进一步的创意开发和产业化体系打造。

参考文献：

[1]周耀林.“世界记忆工程”背景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政策审视与推进[A]//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学会.回顾与展望：2010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论文集（上）[C].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学会:2010:10.

[2]王旭东.论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D].云南大学,2013.

[3]赵彦昌.世界记忆工程与中国地方档案事业发展[J].档案与建设,2017(1):4-7.

[4]周耀林,王倩倩.亚太地区世界记忆工程的现状与推进[J].档案与建设,2012(1):26-29.

[5]饶邦安.国家档案局召开“世界记忆工程”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申报座谈会[N].中国档案报,200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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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耀林,宁优.“世界记忆工程”背景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推进[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4(3):36-44.

[8]李文栋.世界记忆项目北京学术中心启动[EB/OL].http://www.saac.gov.cn/2017-07/18/content_1953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