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中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所研究员

我最早的书架，是一个肥皂箱，能装两抽屉的书，上山下乡时带着放在知青宿舍的草棚中，上大学时塞在上下铺的床底下。

青春年少时，赶上“阅读饥渴”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基本无书可读，但求知欲旺盛，便四处找书来读。所谓找书，一是偷（从被查封的阅览室、图书室顺几本出来），二是借（借来的书大都无封面封底，前后都缺几页，因为已经被人翻烂了，因此，书名及作者往往不得而知），三是传（一本书到了我们手中，约好谁上午读，谁下午读，谁晚上读，往往三四天里就有十来个人读上了），四是买（“文革”后期，也有一些好书出来，至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春天，更是我在海淀书店买书的黄金时期）。

记得后来，有记者来采访，问起对我影响最深的几本书，我提到了《水浒传》《约翰·克利斯朵夫》《世界通史》，另外，还有《鲁宾逊漂流记》和荷马的两部史诗。

中国的四大名著中，我最早读到的是《水浒》，那是“文革”中期，我十四岁，我的三叔家有《水浒》，我便借来读。少年郎读《水浒》并喜欢它，想来也是最自然的事，毕竟，那个年纪是血气方刚、豪情万丈的青春时代。当时，我几乎能把《水浒》前二十来章的故事情节全都背下来，从九纹龙史进，到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再到打虎的武松和杀阎婆惜的宋江，我还给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伙伴们讲过几次呢。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细想，小说《水浒》语言尽管生动，人物性格鲜活，但也太血腥，太暴力了，文化上的负面价值也有不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