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

【摘要】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下，实现县政治理现代化是必然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面临诸多挑战和面对发展瓶颈的重点领域。当前，县政治理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县政治理主体的工作效能欠佳、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有待加强、历史遗留问题难以化解、民生发展瓶颈有待突破等。客观分析县政治理存在的问题为向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提供正确导向。

【关键词】县政治理；庸懒散；村民自治；民生工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求我们在整体上更新社会治理理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当前，从社会治理来看，我国社会管理确实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强调创新社会治理，就是要走出社会管理的误区，从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社会管理模式，向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县级单位是连接國家政权和社会治理的关键节点，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现在摆在县级党委、政府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按照十九大报告所描绘的蓝图和“十三五”规划的目标要求，以县情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对症下药，敢于碰硬，不断提升县政治理水平。

一、县政治理主体存在缺陷：县乡党、政机关及机关公务员存在庸、懒、散现象。工作推动的动力不足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对党员干部系列教育活动，以及“巡视”制度的推进，自上而下的反腐高压一直持续震慑，机关部门“庸懒散”现象大为改观，机关部门和机关干部为民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作风效能进一步提高。在肯定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县、乡、园区仍有少数部门不同程度存在“庸懒散”现象，大致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第一、思想认识片面。长期以来，在一些机关中存在着散漫懈怠的麻木作风，一些干部对工作敷衍了事，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想干，缺乏创新锐气，工作上推诿扯皮、拖沓懈怠。第二、大局意识淡薄。在工作推进过程中，有少数部门思想认识不到位、行动比较迟缓，少数干部缺乏大局观、缺乏自我加压，争先进位意识不强，跟不上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和工作节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面上的工作。第三、部门利益至上。有的部门囿于自身利益，考虑比较多的是如何强化本部门的管理权限，将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处罚权等牢牢把握在手中，有些已经取消审批权的部门不惜搞变相审批，并尽力把部门权力扩大化，有的甚至人为设定门槛，随意提高上限和处罚标准。第四、岗位职责模糊。一些机关部门领导由于工作比较忙，一些会议不能亲自参加往往找人代会，但会后不及时跟踪了解会议精神，不能及时安排人员抓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导致有些工作有布置无落实，责任主体不明确，存在着“人人都抓工作，人人都不负责”的现象。第五、能力水平欠缺。一些机关干部由于自身素质不高，学习不主动，知识水平更新不快，专业技术不硬，管理手段缺乏创新，造成办事效率较低，不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有些机关干部凭老经验、老习惯办事，对于新兴事物或新兴网络媒体等比较陌生，跟不上形势、落后于群众。有的机关干部对于群众越来越高的期盼和要求，或置若罔闻，或简单粗暴，态度生冷硬横，容易激发群众不满情绪。第六、责任追究不力。虽然大多数机关部门制订了各项规章制度，出台了管理办法，但往往存在制度执行不到位、责任追究不严等问题，导致一些干部责任意识淡薄，干事创业消极懈怠。有的工作上级主管部门已经作了通报批评，媒体进行了充分曝光，并且造成比较大的负面影响，但有关部门习惯息事宁人，不愿依法进行处罚或实施问责。

二、县政治理基础比较薄弱：部分村居、社区基层两委弱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有待加强

在乡村政治社会生活中，家族势力历来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都是通过宗族组织（以血缘为基础）和乡绅阶层（以地缘为基础）来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经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宗族势力曾一度被削弱，但宗族组织的力量并没有完全退出乡村政治舞台。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宗族势力相当强大的地区往往已形成了具有实体性质的家族组织，家族势力增加了村民自治的难度，因为在村委会选举中，人数众多的家族势力往往决定了选举的结果，村中大姓的村民容易当选，而有能力、素质高的少数姓的村民落选的情况并不鲜见，产生的村干部绝大多数成为家族利益的代言人，在村委会行使自治职能的过程中，自然倾向于维护本家族利益，甚至为此而牺牲国家利益；或者对非本族村民在管理上区别对待，影响村民自治组织应有的公正性，从而可能使得村民自治发生变异。同时，基层民主虽然在很多地方从民主选举上有所突破，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未及时跟上，使选举后的权利运行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导致“村霸横行”“恶人治村”等现象时有出现。受此影响，再加上过分强调经济发展，部分社区、村居基层党组织组织党员学习、党员活动次数少，甚至长年难以组织一次，即使组织也是走过场，导致村居、社区基层组织弱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退化，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难以落地生根，导致宗教文化、封建宗族和封建迷信文化，甚至邪教文化抢占群众的思想阵地，导致部分群众信教不信党、信教不信法。

三、县政治理历史欠账较多：历史遗留问题累积。导致社会矛盾纠纷多。社会治安和维稳压力增大

县域经济社会在过去发展过程中，由于多方面原因在企业改制、淘汰产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土地征收补偿、退伍军人补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方面群众信访不断，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群众与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和土地征收补偿纠纷、农民工讨薪、劳资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以及工伤、交通事故、医疗损害、生态环境损害纠纷等新的矛盾纠纷不断出现，传统型、经济型的犯罪类型案件时有发生，黄、赌、毒等沉渣泛起，社会治安和维稳压力增大。此外，发达乡镇与偏僻乡镇各方面发展不平衡，县域内各行业职工、各区域居民经济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财富分配的反差、低工资与高物价形成的反差，也累积了不少社会负面情绪。

四、县政治理瓶颈问题突出：城镇化加速发展、社会转型发展需要的投入资金过大，导致群众求学就医居住养老等民生问题难以解决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县域经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虽然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县域经济结构布局不合理现况没有得到真正改变，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内动力不强，经济增长后劲不足，财政收入依赖土地财政的现状没有彻底改变，导致社会建设和民生工程财政保障有限，势必影响了县政治理的效果。再加上城镇化的过快发展，导致偏僻乡镇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失严重，出现空心村现象，“空心村”问题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目前，留守家庭的留守老人在养老、就医以及留守儿童在受教育方面仍然没有得到全部保障，38项民生工程的保障水平较低，民生工程工作在绩效监督机制、精准过程管控、工作推进细节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到位的状况。城镇化的过快发展，使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过程中，导致农村生源流失，出现不断加大的农村教育投入与农村教育资源闲置形成的反差，出现分级诊疗的医改与农村医疗投入、农村医生配备不匹配的矛盾，导致上学难、上学贵，就医难、住院贵的现象没有得到真正改观，影响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