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美平

(浙江树人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5)

在西学东渐史上，来自英格兰的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咸丰十一年(1861年)，傅兰雅来到中国香港，出任圣保罗书院校长，兼任英文和法文教习，由此开启了在华外语教育的生涯。傅兰雅在华的35年时间里，一直尽心尽力地从事外语和西学教育、科学翻译、创办报刊等一系列的重要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被学人姚崧岭列为“影响我国维新”[1]的五个外国人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傅兰雅一直是我国学界的研究热点，成果密集。然而，学界关注的焦点大都集中于傅氏在科学翻译、报刊出版、益智书会、《格致汇编》、格致书院等领域的成就，对其外语教育事业却鲜有问津，尚无专题研究面世。本文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此进行探讨，以就教方家。

一、傅兰雅入职英华书馆的背景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由于其地理位置独特、交通便捷，因此深具冒险精神的西洋人纷至沓来，他们以《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为护身符，在这片热土上进行居住、经商、办学、行医、传教、冒险等各种活动。上海的发展很快就超过了广州，成为中外汇聚、客商云集的中国第一大都会。清人葛元煦称：“道光间，中外互市，沪上为通商总集。”[2]9寓沪的西洋人在攫取各种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这个封建王朝所缺乏的近代西方文明和先进理念，上海因此成为中西文明交汇和碰撞的地方，同时也为不同背景的中外人士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而傅兰雅当时所供职的北京地区，其对外开放程度和发展机会远不如千里之外的上海。在此背景下，原在北京发展的傅兰雅接受了英华书馆董事会的邀请，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辞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一职，出任上海英华书馆的首任校长。

二、傅兰雅与英华书馆的外语教育

(一)英华书馆的培养目标与生源构成

英华书馆又称英华书院、英华学塾、英华学堂，是由寓沪的外国侨民和中国绅商共同发起创办的，书馆设在上海英租界石路(今福建中路)。根据《北华捷报》(TheNorthChinaHerald)[3]记载，英华书馆开办之前，该校董事会为了提升学校的教学水平，做出了如下决定：一是书馆的招生对象主要为中国商界子弟，实行缴费上学，以便学校能够自养；二是书馆将认真教授学生英文，如果学生英文熟练，便以英文教授其他课程；三是聘用有资格的华人教习，令学生继续学习中文。由此可知，英华书馆创办的目的是为中国上层社会，尤其是银行家、商人、洋行经理、买办、海关人员的子女提供接受英文教育的机会。傅兰雅执掌书馆的行政事务后，迅即启动了招生工作。1865年7月起，英华书馆分别在《北华捷报》和《上海新报》上以英汉两种语言刊登招生广告。其中文版广告云：

启者：现中外交易者众，欲使其更易广益，故必当学英话为要。向有人愿为此而无其机。今有外国列位，定意开一书馆，有聪明才干者主其事。大英言语文字及一切学问，皆详细指教。连有中国书塾，亦附开出，请本地秀士为师，预备幼童后日成人，皆有学问可观。书塾修金及一切文具，每年要银五十两，皆年年先付。学生入塾，年纪自十岁以上，至十三岁止……书塾须望有最好名声，故谨开条例，务望守之，不日而开起。[4]569

可见，英华书馆的办学目标指向明确，旨在培养通晓英文的商贸人才。这一清晰的定位吸引了上海的富商阶层——一个富有但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在外国人云集的上海，对于富商而言，能否获取经济回报，取决于他们的外文沟通能力。所以，这一定位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这些富商意欲克服中西交际障碍的强烈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书馆与那些仅免费招收穷困子弟的教会学校不同，来学者一律缴费入学。

在创办初期，英华书馆的发展相当顺利，傅兰雅担任校长后的第一年就招收了10名学生。1865年12月，傅兰雅在给英国圣公会的第一份报告中提及英华书馆开办后出现的令人欣喜的状况：

学校开学才七周……已有十名学生在学了，至少还有同样多的人答应要来。这些少年无一例外都是来自富裕的体面人家——银行家、买办和商人的家庭。毫无疑问，他们来自比我在香港和北京任教时的学生更好的社会阶层。他们的行为举止更加开放，更具男子汉气魄……有意送孩子来上学的两位家长已提交申请，问是否可以安排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食宿。经常有一些中国人在书院上课时来询问或要求允许观看书院运行的情况……来访者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5]230-231

到傅兰雅主政后的第二年五月，书馆已拥有22名日校学生和20名夜校学生。这些学生全部来自上海本地和寓居上海的广州、厦门、宁波、苏州等地的富商家庭，可见学生的来源呈多样化趋势。其中，一些学生来自年收入一两万英镑的家庭。学生的年龄上限则从13岁提高到18岁，人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三倍，这说明英华书馆正引起社会的重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傅兰雅执掌英华书馆校务的第三年，虽然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一些困难，但在社会上已完全站稳脚跟。截至1867年7月，学校已有35个学生报到注册，超出了书馆所订校规“习业生徒以二十五名为率”的规定。学生不再仅仅是为了从事商贸而留沪的富商子弟，其来源更加广泛，已由上海一隅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这35名在籍学生中，来自广东的有20人，浙江7人，江苏5人，安徽1人，江西1人，福建1人。这所仅有35名学生的学校，规模不算大，但相对于当时为数不少的仅拥有个位数学生的教会学校而言，英华书馆的发展还算是相当不错的。

(二)英华书馆的教育管理

经过两年的探索，英华书馆的教学管理渐趋正规。1867年，书馆正式公布《英华书馆所订校规》，其中规定“习业生徒以二十五名为率”；上课时间在“每日九点钟至一点钟，英国先生教习英书；两点钟至五点钟，上海、广东两师教习中国诗书文艺，该童放学仍应在家诵读夜书”；实行缴费上学，“凡来学者必先交三月之修金银十二两五钱，其书纸笔墨，皆由馆中供给”；入学者最好有汉文基础，“凡来学，如能读过中国书文者更妙”，因为这“于英国文理更易精通，最易翻译”[4]570。对于一所专习外文的学堂而言，对汉文的学习专门进行规定，是难能可贵的。此外，书馆还对节日假日、作息时间、考校规矩、在馆餐宿等作了具体规定。

(三)英华书馆的英语教学概览

关于英华书馆的英语教学情况，相关文献提及不多，现有研究更是阙如。我们根据为数不多的史料，对此作一简单讨论。

课程是学校教学内容最重要的体现，有关书馆的课程设置，傅兰雅在1865年和1867年提交给圣公会的关于英华书馆运行状况的两份报告中均未提及，因而我们无从得知早期英华书馆具体的课程设置情况。但是，傅兰雅在第二份报告中提及学校使用教科书的情况，对我们了解书馆的课程设置很有帮助，现摘译相关内容如下：

在英文学习方面，自从在孔叙尔(H. M. Consul)面前举行的公开考试以来，学生一直进步很快。第一班已经读完并在复习《钱伯斯简明教程读本》(a reading book by Chambers calledSimpleLessons)。他们正慢慢地阅读艾伦和康韦尔合编的《学生语法》(Allen and Cornwell’sSchoolGrammar)和《地理学》(Geography)。在上一年度，我们对翻译、英语作文和听写特别重视。现在他们几乎已掌握2500个普通英文单字——通过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书面和口头练习来使用这些单字，这些构成了每天课程的内容。第二班正在阅读爱尔兰人博德编写的《中级教程》(TheSecondBookofLessonsby the Irish Board)、艾伦和康韦尔合编的《地理初步》(Allen and Cornwell’sGeographyforBeginners)和《口语习语集》(ACollectionofColloquialPhrases)。第三班是由新来的学生所组成，他们正在学习基础课程，阅读《初级教程》(TheFirstBookofLessons)。但是，现在因为时间短，仅教学生学习初级算术。[5]297

从上述内容来看，英华书馆使用的教材有读本、语法、口语、地理等书籍。此外，书馆还进行了翻译、写作、听说等语言技能的训练。如果对应于当下英文专业的课程设置，我们可以推断出英华书馆可能设置了精读、泛读、语法、翻译、写作、听说，以及地理、算术等课程。由此可见，英华书馆的课程设置已大致涵盖当下英文专业里的主干课程，开始实施较为系统的英文专业教学了。1877年2月6日，复校后的英华书馆在《申报》上刊登招收日班和夜班的广告，其中比较具体地提到书馆拟开设的课程，不过这是傅兰雅离开书馆多年以后的事了。英华书馆前后课程的设置虽有不同，但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从中我们仍可窥见傅兰雅主政书馆时的课程状况。现引述该广告的内容如下：“本馆在上圆明园路第九号门牌，于西历三月初五日即礼拜一开馆。所教列下：英国话、写信、翻译、司账簿事、地理、算法等项。又请一中国多识之先生每日下午到馆以教好学华语之人。”[6]41可知，英华书馆后来开设的主要课程有英语语言文字、英文书信、中英文翻译、司账簿事(即会计学)、地理、算学、汉文等。课程与傅兰雅主政时的课程大致相同。这一课程设置表明英华书馆董事会率先开设英文课程的决定是在受到社会需求的刺激后做出的。上海开埠后，中外客商云集，交流频仍，迅速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外国洋行、商行纷纷设立。据统计，1844年，上海外国洋行有11家，1854年已有120家，到1876年前后，已增加到200余家。培养一批能在中外商人之间进行跨语沟通的通事和业务买办势在必行。英华书馆开设的课程正是为了适应培养这两种人才的需要。[6]41

在课堂教学方面，傅兰雅很重视教育质量的提升，尤其重视学生知识学习的落实情况。众所周知，惰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更何况英华书馆里那些十几岁的认知和心智尚未完善的青少年了。为了督促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教师在上第一节课时，都要对学生先前学习的课程进行高强度的口笔头检查。未完成布置作业的学生将在下午课后被留滞教室补上。第二节课教20个生词并作解释。第三节课练习书写，由书馆的教学委员会对学生的进步情况进行评估。最后一节课是初等算术，教师介绍第二天要上的课程，以便学生在家预习。为了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书馆规定在每个月末，都要进行一次考试。考试成绩作为学生下个月在书馆中的名次，以此来推进他们之间展开竞争，使英文学习变得更具针对性。此外，书馆规定每隔一天，学生在中国教师的指导下，学习中国典籍和唐诗等。教师采取中国传统语文教学法，严格要求记忆、朗读、复述、背诵，还要求学生会作文，写对句或诗歌等。

在教学方法方面，傅兰雅采取当时欧洲普遍采用的语法翻译法组织教学。作为一所以训练学生英文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学堂，傅兰雅在英文语言教学方面进行了探索。例如，他针对学生在理解语法、习语方面的困难，采取翻译、解释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消化、吸收。由于学生的智力、情商、悟性、学业基础及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加之当时不可能进行选拔性考试，因此英华书馆在教学方面存在不少困难。这也是后来傅兰雅离开书馆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专职翻译的主要原因之一。1866年5月7日，傅兰雅在给表妹苏茜·约翰逊的信中说：

英文课从早上九点开始。书馆共有三个教学班，每个班级又根据学生讲的方言进行分班。有些学生来自广东，有些来自香港，有些来自苏州，少数学生来自上海本地，一人来自厦门。这里完全是一个讲不同语言的小社会……一个学生来自安徽中部的一个地区，根本无法听懂别人对他讲的话。所以我只好通过先写下汉字，然后采用解释的方式来教他。在教学生正确发音后，便教他们读和写。接下来，一次解释一个字。最后，教他们理解语法和习语，这对他们来说很困难。虽然许多人的读写已相当不错了，但让他们翻译就不行了。举一个今天早上发生的例子。我写下八个中文字符，其中一个最好的学生所提供的译文是：In field fun’s boy is you son not? (meaning “Is that boy playing in the field your son?”) 这是经过五个月的教学后，我的学生在翻译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不过在写的方面，他们要胜过外国学生，算术也一样。下午上汉文课，两点开始一直上到五点。绝大多数的课都由我一个人上，以便尽量使他们在汉文学习方面保持领先。[5]243-244

这段文字如实地记录了傅兰雅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同时也揭示了早期英华书馆的英文教学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源于两个因素，一是生源素质、基础等不甚令人满意。例如傅兰雅提及的那位安徽少年，不能听懂别人的话语，知识的理解与接受显然会受到极大影响。二是学生入学时间短，先前又未受过系统的训练，语言能力的提升需要一个过程。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除此之外，还有学生主观方面的因素。一些学生到了“读写已相当不错”的时候，不想深入学习，便离校另谋高就了。傅兰雅研究权威贝奈特(Adrian Bennett)[7]12说：“一个一直困扰他的问题是，中国学生一旦学会了初级英语，就会为了一个收入可观的工作马上离开学校。”贝奈特所说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乃至公立的上海广方言馆等学校中是普遍存在的。许多学生来教会学校求学，“仅仅是为了商业方面的好处”，“并不是真正地喜欢基督教”[8]46。自1861年8月来华，至1865年春到英华书馆主持事务，傅兰雅已有六年学习和了解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的经历，当然知道学生热衷于英文学习的动机，但他希望这种情形不久将得到改变。他说：“人们普遍地学习各种欧洲语言，不仅仅是为了商业利益，而且也因为是中国人将开始欣赏文学、科学和艺术瑰宝中蕴含的价值。这一天不会很遥远。”[7]12

在傅兰雅的有效治理之下，英华书馆声誉日隆，入馆学生的人数不断增加，“来校求学英语的人多到无法接纳[6]40”，甚至到了因教师人手紧缺而要让高年级学生来帮忙参与教务的地步。1867年7月5日，傅兰雅在给圣公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满足许多学生家长的愿望，本学年已由原来的两个学期分成四个学期，每学期都招收新生，收取学费……学生人数已经翻倍，现在已有三个班级，真的是没有时间来教新来的学生了，所以也就无法指望他们像书馆刚开办时新招的学生那样取得同样的进步了。但我们仍然要细分时间，让年长学生来帮忙参与一些教学事务。”[5]299-300

英华书馆的日校学生倍增，夜校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1866年5月，夜校有20名学生，半年后由于软硬件设施没有跟上，夜校停办，但在一年后，随着学校逐渐步入正轨，社会要求重开夜校的呼声更趋强烈。“许多人要求夜校重开，因为他们白天忙于事务。招收一个50名夜校生的班级是很容易的。”[5]299根据季压西、陈伟民[9]423的研究，自1868年5月傅兰雅离开书馆以后，冒名“英华书馆”的培训机构不断涌现。这反衬出圣公会主办的英华书馆在当时的上海社会颇有名气，具有品牌效应，其他书馆皆欲借其名而广招徕。

三、英华书馆的办学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在傅兰雅的不懈努力下，英华书馆的办学取得了一定成效，学生的英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867年6月22日，傅兰雅在一封信里评估用英文给中国青年教学的作用时说：“书馆里能力一般的中国少年都能阅读和理解英文原版《圣经》，几乎都能将其译成简单的汉文。由于《圣经》是以非常典雅的汉文翻译的，因此，学生学会阅读原版《圣经》比阅读汉文版《圣经》要快得多。经过一年到一年半时间的学习，学生能理解以英文解释的《圣经》，只是偶尔要参考汉文的意思。三年以后，让他们理解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及特点都没问题……周末，学生来书馆小教堂时，我都使用原版《圣经》作为教科书，发现学生的理解毫无问题。要是有足够的原版《圣经》，我愿意在下一学期将其作为日班学生的教科书。对这一做法，家长也不反对。”[5]294-295

可见，英华书馆学生的英文能力是相当高的，经过在书馆三年的系统学习，英文“能力一般的中国少年都能阅读和理解英文原版《圣经》，几乎都能将其译成简单的汉文”。在外语学习条件和氛围远甚于清末的当今社会，大多数已接受至少六年英文教育的中学生都还难以做到这一点。英华书馆是英国圣公会主管的一所教会学堂，在课堂上传播福音是其使命之一。傅兰雅除通过正常的途径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以外，还以原版《圣经》为媒介，对学生进行基督教知识的启蒙。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基督教知识的同时，提高其英文阅读、理解和翻译能力，取得了灌输宗教知识和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一石二鸟”的效果。

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2)曾在英华书馆夜校就读。他自述：“工余之暇，约高要梁君纶卿，如英博士傅兰雅先生英华书馆夜课，只读英文两年，可知当日贫读之难。”[4]570郑观应和来自广东高要的同乡梁纶卿一起在书馆夜校学习英文两年。学习英文大大拓宽了其视野，增强了其世界意识。他撰写的《盛世危言》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商业等方面论证国家自强的道理，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改良思想体系。

英华书馆的德育教育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据圣公会的安排，书馆的另一目标是向学生传播基督教。[7]8傅兰雅采用间接、渐进的方式，即在学生有了较好的英文基础后，撷取《圣经》中的相关片段加入每天的课程教学中，以便完成传播基督福音的使命。这一做法在无形中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1867年7月5日，傅兰雅在给英国圣公会的报告中说，在对学生的思想和道德行为的影响方面了解还不太多；不过至少在表面上，学生中已形成顺从礼让、端庄正派、勤学向上的风气，还有三四名果敢诚实的学生能站出来制止那些受家庭影响的有撒谎习惯以及讲淫秽语言的学生；也许基督教可以通过这些间接的方式得到更大程度的传播。[5]297-298

必须指出，跟早期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官办学校和其他多数教会学堂做法不同的是，英华书馆自始至终是一所收费学校，而且收费也不低廉，创办时每年收取学费50两(按：约合16.67英镑)，比同期清朝七品衔官员(如翰林院编修)的年俸45两还高出5两，而且学费后来还在不断增加。1867年3月，傅兰雅在给大学同窗肯尼特(Kennett)的信中说：“我在英华书馆工作已经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了。这里收费很贵，日校每年的学费是17至18英镑。”[5]266英华书馆的高收费仍然能博取众多学子及家长的青睐，这说明其对自身办学能力的自信。广大学子趋之若鹜的另一原因是上海的开放程度高，中西交往密切，通晓英文者的就业机会远比普通人强。当然，高收费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这不仅把来自底层社会的莘莘学子挡在了外面，而且也把社会上其他群体里的高素质者推向了提供助(奖)学金的官办学校和其他教会学堂，正如傅兰雅所抱怨的那样：

来自三年前中国政府在本市创办的免费学校(指上海广方言馆)的竞争是多么的激烈。政府不仅提供食宿和良好的中英文教育，而且学生在成功学习一段时间后还有可能获得功名。在如此大的诱惑之下，前述的两位少年离馆而去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成为今年该校最有前途的两名学生。其他的家长在被免费官办学校拒绝后才来询问并答应进入我们的学馆。现在仍然有众多的青少年在要求接受英文教育，而政府的免费学校有挑选最有出息和最优秀学生的优势。[5]303

傅兰雅虽然是校长，但实质性的权力很有限，英华书馆的一切权力都掌控在董事会和圣公会的手里。由于傅兰雅“太过世俗化”，突出英文，淡化宗教教学，他最终失去了圣公会的信任。1868年5月，傅兰雅向董事会提出辞呈，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从事译书工作。不久，英华书馆终止了正常运行，宣告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