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平平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 610041)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渐成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继曹丕220年受禅登基、以魏代汉之后，刘备于221年在成都称帝，以诸葛亮为丞相开始治蜀。清末赵藩敬所撰成都武侯祠楹联攻心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高度概括了诸葛亮的治蜀思想，并对其治蜀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从刘备称帝(221年)到诸葛亮病逝五丈原(234年)历时13年，是蜀汉政权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诸葛亮治蜀思想创新发展到付诸实践的关键时期，其治蜀思想臻于成熟。

一、儒法并重的政治理念

(一)精简机构，虚怀纳谏

早在刘备三顾茅庐之时，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已有“内修政理”“兴复汉室”的政治思想，并基于对官渡之战后政治形势的预判及分析，审时度势提出了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据江东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之用，可为援而不可图”[1]921的思想。此时刘备势力单薄，其政治思想及抱负实行的条件尚不具备。赤壁大战后，刘备据有荆州、汉中，继而称帝成都，以诸葛亮为丞相，拟定治国条例，着力治蜀。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1]934，对长期经受战乱的蜀地百姓进行安抚，制定礼仪制度，并“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1]934，精简机构，省减官职，配套合乎时宜的政治制度，突破制度束缚。诸葛亮在政治上的这些实质性举措使蜀国一度成为“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2]205，使初建的蜀汉政权得到巩固。刘备白帝城托孤，把政事全权委托于诸葛亮，所有大大小小的政事都由其决断，“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1]918。刘禅继位后，更是对诸葛亮信任有加，曰“祭则寡人，政由葛氏”[3]，足见对其的看重。皇帝只管祭祀之类的事，政事由诸葛亮操办，其政治思想得到全部释放。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劝刘禅虚怀纳谏，不宜塞忠谏之路，让其“谘诹善道，察纳雅言”。《三国志》载刘备遗诏，敕令后主刘禅“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1]929。诸葛亮为刘禅抄写《申》《韩》《管子》《六韬》的目的，正如明代杨慎所言：“后主宽厚,襟量有余而权略智谋不足,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多奇计,《管子》贵轻重,慎权衡,《申子》覈名实,《韩子》攻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4]不难看出，这是为弥补后主之弊，这些书也成为诸葛亮治蜀的主要思想来源。诸葛亮吸取前人思想，揆情度理，治蜀成效明显。

较之蜀汉之前统治蜀地的两大集团，诸葛亮的治蜀思想及其举措有了很大的进步，为后来治蜀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公孙述建立的跨越“新莽”(25—36年)前后的“成家”政权，在建立之初“多刻天下牧守章印，备置公卿”[5]537，大兴土木，遍设百官，官职、机构异常混乱，冗官现象严重，以至于光武帝刘秀派臧宫等消灭“成家”时，臧宫沿途收编成家官印章1800余枚[6]。公孙述还大设三公九卿，封二子为王，以李熊为大司徒，其弟公孙恢、公孙光分别为大司空、大司马[5]535。《后汉书》载“(公孙述)然少为郎，习汉家制度”，因而“成家”硬套汉朝典章制度，制度层面缺乏活力。公孙述还任人唯亲，“唯公孙氏得任事，大臣皆怨”[5]541，朝中大权多掌握于公孙氏之手，重要职位都由公孙氏占据,如三公中的公孙恢、公孙光等。有能有智之士得不到重用，上下级之间貌合神离。诸葛亮在制度上依据《管子》《韩子》等书所言加以改进，使蜀汉各项制度趋于合理。

东汉末年的刘焉、刘璋父子，从刘焉出任益州牧到刘璋引刘备入川，前后统治蜀地20余年。汉灵帝时，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刘焉建议选任“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1]865。刘焉迷信侍中广汉董扶谶纬之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之气”[1]865而领益州牧。刘焉徙治绵竹时，为赢得百姓支持，政治上推行“抚纳离叛，务行宽惠”[1]867的宽厚政策，收取南阳后，安抚流民，对东汉以后长期混乱的蜀地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刘焉去世后，其子刘璋继承父业，继续治蜀，但由于其性格懦弱少断，缺乏领导力，控制力远远不如其父刘焉。诸葛亮劝刘备入川时，益州有两大政治势力——北部“五斗米教”首领张鲁以及控制成都平原的刘璋，其分析益州情况时说“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1]913，刘璋统治下的益州可以说是一盘散沙。刘备称帝成都，诸葛亮全权治蜀之后，这一局面才从根本上得以扭转。

(二)端正纲纪，儒法并举

诸葛亮为端正纲纪维护封建统治，推行“三纲六纪”的纲常伦理，形成君臣、父子、夫妇等级有别的制度。诸葛亮认为：“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突。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7]只有端正“三纲六纪”，才有建功立业、兴复汉室之可能。诸葛亮治蜀儒法并举，对儒家和法家治国理政思想加以继承与发展，较之前有所创新。公孙述“据成都，咸有巴汉，政治严刻，民不为非”[8]473，其政治上以法施政，多习汉家典章，生搬硬套；刘焉初到蜀地“欲立威刑以自尊大”[5]2435，以威刑镇蜀，人心不服。显然，诸葛亮的儒法兼治，德政与法治并举之策在治蜀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治蜀之楷模。

(三)抚纳豪强，稳固政权

刘备入川称帝后，拥有荆、益两大州，随之在政治上形成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与以李严为首的益州集团[9]。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盆地地形的益州地缘闭塞，人心保守，益州集团为维护其各项利益，排他性很强，故蜀地历来都有很多大族。刘备领益州牧时，“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美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1]871。任用刘璋旧臣，笼络益州集团人士，这与以往政权存在明显反差。公孙述早年起兵的原因就是因平息益州南阳人宗成入略汉中、商人王岑雒县(广汉)起兵之乱而起，蜀中很多大族对其统治极不认可。虽然“成家”建立之初，其手下谋士荆邯谏其“偃武息戈，招诱豪杰”，但这种在经过严苛政治打压及诉诸武力之后的抚纳政策收效不大。“成家”从建立到灭亡也从未确立对整个蜀地的统治，当时益州郡太守文齐、犍为郡功曹朱遂屡屡作乱，一直未能平息。刘焉是以外来者身份进川的，亟待确立统治，所以自始就很重视同本地豪强的关系。当时益州马相、赵袛等自号黄巾，据数万人在绵竹作乱，攻破益州、犍为、蜀郡三郡。益州从事贾龙聚集家兵数千攻走马相等，还迎接刘焉到任。刘焉领益州牧后,为巩固自身统治，一方面采取拉拢五斗米教张鲁打压州中地方势力，称道徒为“义民”，并利用张鲁及五斗米教势力“断绝谷阁，杀害汉使；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1]867，后又攻杀迎接其进成都的豪强贾龙[5]2434，基本上达到了威刑镇蜀的目的。另一方面，收南阳、三辅等地流民数万家组建“东州兵”[5]2435和青羌镇压蜀中豪强。初平三年六月，蜀中豪强集团反焉，焉使东州兵与青羌破杀之。[10]63但这种政治打压、武力讨伐的方式在刘璋继位后难以维持，伺机而动的益州豪强开始发难，致使朝中以张松、法正为首的投降派占据上风，最后迎刘备入蜀。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注重搞好与蜀地豪强大族的关系，妥善处理了两大集团的矛盾，对益州集团进行拉拢和任用，使二者共同为建设蜀汉政权出力，稳固政权。蜀汉政权对益州本地集团很少采用政治打压、武功打击等极端措施，而是把他们吸收到新的官僚机构中加以任用。诸葛亮治蜀秉持“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方针，使得人尽其才，各司其职，为原本人才凋零的蜀国提供了人才资源。

二、多措并举的经济思想

(一)休养生息，全面发展

诸葛亮治蜀时期，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对商业、手工业等同样积极鼓励，全面推进，这在蜀地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是诸葛亮结合当时蜀地经济实际形成的创新性思想。诸葛亮注重农业发展，蜀汉建立时就有抚民之举， “务农殖谷,闭关息民”[1]895，突出其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诸葛亮还注重配套发展农业水利特别是江堰水利工程，专门设置堰官,精心管理[11]78，使得成都平原呈现出“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12]的繁荣景象。蜀汉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推动其他行业同步发展。为此，设置相应的官员来加强管理，如铸造“值百”钱，设置“司盐校尉”统一盐业，设置“司金中郎将”主管采矿业和冶炼业等[9]25。《山川记异》有“诸葛盐井有十四”[13]的记载。此外，蜀汉还设置锦官，鼓励发展蜀中由来已久的织锦业，养蚕种桑,开辟丝源,使得川西“栋宇相望,桑梓接连”。这些措施使得蜀中经济飞速发展，为与魏、吴鼎足而立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蜀中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二)轻徭薄赋，稳定税收

赋税收入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保证，历代统治者均重视国家税收工作，但公孙述和刘焉、刘璋父子治蜀似乎是个例外。就拿刘焉、刘璋父子而论，据《华阳国志》载：“刘焉初所治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8]260虽然当时蜀地民殷国富，但百姓所承担的赋税也是相当重的。到了刘璋时期，征税更加无序，任由“东州人”侵暴本地人，时常对当地人课税,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权之死,即与此有关[14]。大姓赵韪起兵攻打成都就是以税务有失公平为借口，刘璋费了好大周折才平定，但也使得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这次内乱平定后，刘璋对益州大族转而采取怀柔之策，减税免税，却不料失去了东州人士的支持，到头来落得被联合出卖的下场。诸葛亮治蜀期间对于稳定税收做了很多工作，他“唯薄赋敛,无尽民财”[15]的经济思想使得蜀中百姓安居乐业，农业生产稳步推进，不论在国家层面还是百姓层面这都是重要的举措，是诸葛亮经济思想的重要一环。

(三)救奢以俭，斥奢靡之风

东汉末，“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1]979，奢靡之风盛行。对此，诸葛亮提出“救奢以俭”，一改蜀中长久以来“时俗奢侈”的不良之风。诸葛亮主张“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15]等，要求官僚阶层“清心寡欲,约己爱民”[16]。诸葛亮以身作则示以节俭，家中只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蓄财无余，妾无副服”[17]，并对后主刘禅说，其死后不使“内有衣帛，外有赢财”[1]927，使得蜀国上下节俭之风盛行，朝中大小官员“清素节约”“宅舍弊薄,资财无余”[1]1065，奢侈之风大为改观。这与“成家”及刘焉刘璋父子治蜀形成鲜明对照。如“成家”建立之初就开大兴土木之风，满足统治者的物质享受之乐，“造十层赤楼帛兰船”“恣淫过度”[5]537等。范晔论刘焉时说“天地广则骄尊之心生，财衍则僭奢之情用”[5]2437，刘璋与刘焉无异，都没有察觉蜀中由来已久的奢靡习俗，未采取任何应对之策。诸葛亮善于观察蜀中实际情形，审时度势，移风易俗，开节俭之先河。

综上，尽管诸葛亮经济思想及其政策的出发点仍然是维护蜀汉最高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但他推行的惠民政策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有助于改善民生，使得蜀中“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1]。

三、军事战略和外交、民族思想

(一)军事战略思想

刘备尚未入川时，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曾提出“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1]913的战略方针，蜀汉依据这一方针逐步进行平定南中、北伐等一系列战争，虽然最终没有达到兴复汉室的目的，但适宜的军事行动及灵活的外交活动使得蜀国长期跟魏、吴对峙，实力虽弱但不至于危及国祚。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相比之前的治蜀者，不同之处在于方针明确、睦邻友好等，总体上看变化较大。“成家”时期，正如功曹李熊所言“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收巴郡，据扞关之口，见利则出兵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5]535，即北面依靠秦岭中贯穿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的山谷，地势险要，南口称褒，北口称斜，而据要道之险，南面则依据战国时期楚国所筑的扞关而有益州之地。在此基础上，有利出兵，无利坚守，并不谋求军事上的积极主动。虽曾提出过“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5]535，但割据自守的方针使得这一战略成为空头支票、纸上谈兵。刘焉、刘璋父子治蜀20余年与“成家”无异，奉行“割据自守”[10]63的战略。诸葛亮不只是单纯地提出自己的军事战略，更重要的是他实施了大量的军事行动，使之付诸实践。事实证明，诸葛亮的军事战略思想具有预见性。

(二)外交思想

基于自身实力的考量，诸葛亮对睦邻友邦尤为看重，在外交上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曹力量。其在外交上最成功的莫过于争取东吴抗曹，在这一外交战略下，曾发生过著名的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的经典战争。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对天下大势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了“外结好孙权”的思想。虽然蜀汉和东吴也有冲突和摩擦，但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始终没发生大的战争，唯一一次大冲突当属夷陵之战，是因为刘备不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引发的，总体上合作大于冲突，二者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诸葛亮的军事行动基本都是在与孙权结好的基础上实施的，如北伐、平定南中等。不管是夷陵之战蜀国大败，还是南中叛乱，诸葛亮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重新集结军队或出兵平叛，而是先派人出使东吴结好，然后实施军事计划，不得不让人佩服诸葛亮灵活的外交思想。此外，诸葛亮从大局出发对待孙权称帝，特派卫尉陈震代表蜀国前去祝贺[18]79。这表明联吴抗曹一直是蜀国外交的重点，其余诸事都不能影响或破坏这一战略。相比之下，公孙述和刘璋明知自己羸弱，却在外交上失策，自取灭亡。如公孙述团结的力量以陇上隗嚣为主，隗嚣本为汉臣，为汉立下过很多功劳，后不得已才归顺公孙述。当刘秀遣邓禹等攻隗嚣时，公孙述派大将李育率数万人驰援隗嚣，但最终失败，隗嚣还是投降东汉。这种输出型外交使得“成家”在蜀中威信丧失，人心动荡。公孙述为安定民心布下“白帝仓无米”之局，以掩饰隗嚣失败之事实，更是错上加错。暗弱的刘璋在处理与张鲁的关系时，也没有进行灵活的外交斡旋，致使双方兵戎相见，实力削弱，为刘备入川打开了门路。

(三)“和”与“抚”主导下的民族政策

蜀汉地处西南,北部与曹魏交界处有氐、羌等族，与东吴相接的东面有武陵蛮,荆州以南的交州有越人；境内除汉人外,还有南中诸族,如青羌、叟、僚、濮、昆明等族[19]2。显然，安内攘外，复兴汉室，必须取得诸少数民族的支持。东吴和曹魏也无时不在争取南中及西北诸族为其所用。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争取诸族的支持成为当务之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已经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重要民族政策。其中，“和”与“抚”是关键，也是诸葛亮民族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治蜀期间，诸葛亮制定了以和抚为主、兼以武功的民族政策，效果显著。一方面，诸葛亮在蜀汉朝廷设置大鸿胪卿，掌管四方及夷狄来朝之事[20]。另一方面，诸葛亮着力解决南中问题，采用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1]983的建议，抚而不攻，只有在招抚无效后才诉诸武力，以图南中的长治久安，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与之相比，成家政权与刘二牧治下的蜀地，在民族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民族关系极不稳定，甚至一度失控。

四、结语

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治蜀思想、手段及方法影响深远。在政治上，诸葛亮儒法并重，既注重施行仁政，又大力推进法制，端正纲纪，抚纳豪强，稳定政权；在经济上，诸葛亮重农不轻商，百业并举，轻徭薄赋，救奢以简，移风易俗；在军事和外交上，诸葛亮战略思想明确，战术灵活多变，围绕“复兴汉室”大业，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联吴抗曹；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和”“抚”为上，注重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交流。陈寿的《三国志》对诸葛亮治蜀给予了高度评价：“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1]930可以说，诸葛亮的治蜀思想对整个成都平原及其辐射下的文化圈的影响延续至今，已经成为天府文化的一部分，是天府文化的标志性品牌。